摘要:当北京的家长们因为“减负令”而感到高兴,上海的学生在国际教育评估中不断取得好成绩时,四川的考生们却在通过挥洒汗水和付出青春,深刻地体会着教育资源的巨大差距。
四川,这个以火锅和可爱熊猫闻名的地方,如今正进行着一场极其残酷的教育竞争。
当北京的家长们因为“减负令”而感到高兴,上海的学生在国际教育评估中不断取得好成绩时,四川的考生们却在通过挥洒汗水和付出青春,深刻地体会着教育资源的巨大差距。
2023年高考期间,四川省有70.4万考生走进考场,这个人数和整个新西兰的人口差不多,但优质教育资源的分配却极其不均衡,就像火锅底料里的食材分布一样,有的地方扎堆,有的地方寥寥无几。在这场把分数当作唯一“货币”的竞争中,每个家庭都承受着巨大的压力。
一、人口众多带来的难题:教育竞争的源头
四川盆地一直以来都是人口密集的地方,2022年全省常住人口达到8374万,这差不多相当于德国的全国人口数。每年参加中高考的考生将近百万,这使得教育资源的承载能力达到了极限。
在成都七中林荫校区,清晨六点自习室就灯火通明,学生们用保温杯装咖啡已经是很常见的事,学校的作息时间表精确到了每一分钟,就连上厕所都得计算来回的时间。
重点中学的“虹吸效应”让教育不公平的情况变得更严重。绵阳中学每年都会吸引全省近万名复读生,这些“高考移民”抬高了当地的房租价格,还催生出了专门的“陪读经济带”。
有数据显示,2023年成都四七九中本部校区的一本上线率高达98.7%,而凉山州的某县级中学一本上线率只有23.4%。这种巨大的差距,让实现教育公平变得非常困难。
家庭教育方面的竞争也已经失去了理性。成都有一家培训机构推出了“清北保送班”,课时费每小时高达800元,即便如此,家长们还是争着给孩子报名。
在春熙路商圈,钢琴私教、机器人编程、马术课程等素质教育项目和学科补习同时存在,形成了一种奇怪的现象。家长们既要让孩子在应试教育这条赛道上拼命冲刺,又要在素质教育这条赛道上提前起跑,陷入了双重焦虑之中。
二、政策实施过程中的困境与挣扎
新高考改革在四川出现了“水土不服”的情况。选科组合从“3+3”调整为“3+1+2”之后,物理学科成了必选科目,这让原本教育资源就薄弱的地区情况变得更糟糕。川东北的某县城中学因为没有优秀的物理老师,只能采用“远程直播教学”的方式,学生们对着屏幕做实验,教学质量大大下降。
中考分流政策让学生和家长们早早地就陷入了焦虑之中。2023年成都市中考的普职比调整为5:5,这就意味着有一半的初中生没办法进入普通高中。家长们在孩子初二的时候就开始想其他办法,国际学校的咨询量一下子增长了300%。有的民办高中趁机把赞助费从10万提高到了30万,教育产业化的不良现象暴露无遗。
综合素质评价也变成了新的竞争场地。城市的学生们忙着积攒“志愿者小时数”、争取“科创比赛奖项”,而农村的学生还在为学校缺少实验器材而发愁。有的重点中学组织的“社会实践”活动是去海南科考、去敦煌研学,这些活动都需要一定的经济实力作为支撑,这又形成了新的教育门槛。
三、多方面的结构性问题导致的困境
成都和三州地区的教育差距非常大,就像横断山脉一样难以跨越。甘孜州的某牧区小学,数学老师同时还得兼任体育、美术老师,英语课只能通过远程教育来上,这样的师资配置和成都实验小学有外教驻校的情况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教育信息化原本是为了缩小教育差距,但因为硬件投入不足,根本发挥不了作用。
超级中学的扩张对县域教育生态造成了很大的破坏。某地级市的重点中学在全省范围内招收成绩优秀的学生,不仅免除他们的学费,还发放生活费,这导致本地初中的优质生源大量流失。这种“掐尖教育”形成了恶性循环,县城中学逐渐在教育体系中处于边缘地位。
补习经济的混乱发展也反映出了教育制度存在的问题。在成都“学而思”的旧址,违规补课活动转移到了居民楼里,家长们通过暗号和补课机构对接,用微信转账,不留任何痕迹。教育部门每年查处的违规机构超过200家,但市场需求却一直存在,怎么也遏制不住,这也暴露出了现行教育评价体系存在的根本矛盾。
我们讨论四川的中高考问题,实际上也是在审视中国教育存在的复杂问题。在这场教育困局中,没有谁是真正的赢家:学生变成了只会刷题的机器,老师成了追求分数的“囚徒”,家长则成了焦虑的“携带者”。
教育本应该是照亮孩子未来的明灯,现在却变成了争夺资源的“战场”。也许解决问题的关键不在于复制更多“衡水模式”,而在于重新构建良好的教育生态,让每个孩子都能在适合自己的道路上发展。
只有当雪山下的教室里传出清脆的读书声,锦江畔的校园不再弥漫着焦虑的气息,真正的教育春天才会降临到巴蜀大地。
来源:历史的一粒尘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