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一是“抄袭”漩涡。前媒体人王猛发文批评该剧该剧原著小说和剧本“抄袭”“洗稿”其在《南方都市报》任职时的深度报道作品《漂白》，并将新闻报道的采访和生产过程，影视改编过程中的沟通以及警方、制片人等多方信源逐渐披露，使该事件热度上升，进而引发知识产权、法律、影视工业

剧集《漂白》自播出之后，逐渐陷入三重负面舆论漩涡：

一是“抄袭”漩涡。前媒体人王猛发文批评该剧该剧原著小说和剧本“抄袭”“洗稿”其在《南方都市报》任职时的深度报道作品《漂白》，并将新闻报道的采访和生产过程，影视改编过程中的沟通以及警方、制片人等多方信源逐渐披露，使该事件热度上升，进而引发知识产权、法律、影视工业体系等相关业界的思考和讨论；

二是“传播”漩涡。玩梗残忍血腥的碎尸案，有关主创发布“肉联厂F4”等言论，“国产版汉尼拔”“锅铲姐”“屠夫哥”“低智乐子人”等违背公序良俗的“梗”引发观众不适，被多家主流媒体批评，而“干中学”这样具有特定意涵的语汇，被用来形容犯罪分子边干边学，也是不适宜的；

三是“价值导向”漩涡。《漂白》中受害者的父亲“甄玉良”，与现实原型中的犯罪分子“张玉良”同名不同姓，让“受害者叫犯罪分子爸爸”的这种设计，在前两波舆论的基础上又引发了新的负面舆情。无心之失也好，有意为之也罢，这都是对受害人的忽视和淡漠，在改编骇人听闻、罪大恶极的真实案件时，不能只摘了商业的噱头，更应时时顾及人伦关怀和道德温度的创作底线。

“推轨是一桩攸关道德的事”

影视剧的尺度大小不是关键问题，核心问题是尺度背后的价值观。当代中国观众见多识广，更有文化定力和自信心，能够客观平和地审视大尺度的商业噱头。同时，观众更在意的是尺度打开后，作品能否相应提升观照现实生活和人文表达的温度、锐度、广度、深度。

对于《漂白》来说，大尺度是对现实案件的部分现实还原，能够让观众感受到案件的恶性程度及受害人及家属所遭受的巨大心理冲击。但更重要的是，剧集能够提供怎样的人文态度和观照视角，去抚慰、治愈观众，去批判罪犯，警示后人。

影视剧的世界观是其核心。通常以主题、结局等要素来研判其世界观，比如主题是否表现邪不压正，人物的结局是否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等等。但在某种意义上来说，形式就是内容，甚至是内容本身。正如汪曾祺先生说的，小说就是语言。同理，世界上不存在这样的好画：画很好，但是画的线条、颜色、构图一塌糊涂。艺术本体即世界观，好的艺术本体才能展现好的世界观，影视剧亦然。

法国电影大师戈达尔的名言：“推轨是一桩攸关道德的事”，就深刻又通俗地说明了这个问题。镜头语汇关乎道德和价值观，当慎之又慎，假如在一些镜头语汇中，给好人面部阴暗打光，那么，无论怎么用语言去解释好人是好人都显得苍白，人类对光线的本能感知，潜意识里就已经认定这个人为坏人。

对比《南方都市报》的新闻报道可以发现，同一个故事在不同语调、感性分配机制下，呈现截然不同的效果。《南方都市报》的报道对犯罪分子的主观态度和情感世界的呈现是相当审慎的。而《漂白》中有不少晦暗不明的镜语和台词。如推向邓立钢的特写镜头，四人飒爽的走位和站姿，这些镜头在过于突出犯罪分子的风采。此外，四名犯罪分子的感情世界浓墨重彩，已经让人分不清该剧是要突出好人还是坏人了。在有限的篇幅里，过于突出坏人的人情味儿，就是对好人的残忍。尤其是邓立钢受审时，那让人不知所云的“命运论”，言旨为何？

对比同类剧集，如《漫长的季节》《平原上的摩西》高下立见。《漫长的季节》《平原上的摩西》在寒冷的叙事中，一直饱含着同情的暖意，所谓的本格推理和刑事案件，只是一个叙事入口，本意是对历史的思考，对历史巨大变迁下平凡人物命运的同情。剧中的反面人物是受害者，同时也是施害者。剧集很好地平衡了二者间的张力，能调动起观众的同情，同时也让观众理解其罪有应得，更能反映深层的社会原因。

《漂白》中的犯罪分子出于贪欲，罪大恶极且死不悔改，对于这种人的所谓“人味儿”“人性”落墨许多，如何能让人理解、认同？

影视工业不能一味地“重口味”和“漂白”反派

我国部分重要流媒体平台的内容生产有关负责人在多种场合曾明确表示，参照美剧的制作标准、生产模式来推动剧集创作。具有标杆性的电视台HBO和流媒体网飞，都曾通过“重口味”内容“立厂”。在模仿美国先进经验的同时，部分创作者只模仿了其形，而忽视了自身文化主体性之神。

从媒介嬗变角度看，近年来美国剧集已有从“反英雄”兴起到的“反派”泛滥的趋势。这与订阅制和流媒体的兴起有着密切关联。美国HBO在一众公共电视台中杀出重围，依靠的就是订阅制，即从传统的公共电视网To B模式，转变为订阅制的To C模式。HBO需要直接满足观众的个性化、差异化诉求。因此，HBO一度被称为“黄暴台”。HBO也确实产生了鲶鱼效应，推出了一批美国剧史上的经典作品，这些作品的大部分角色都是“反英雄”，这些角色可能不符合传统“高大全”的英雄形象，但是大部分坚守了朴素的正义观。其中，包括美国前总统奥巴马最喜欢的角色——《火线》中的“侠盗”奥马。

流媒体网飞亦是参照此模式推出了风靡全球的《纸牌屋》，剧中的美国“下木”总统亦是“反英雄”的典型代表。但“下木”代表了此类角色发展的极端化趋势，突破了“反英雄”的边界，具有许多纯粹反派角色的暗黑特质。

同时，好的人物弧线能充分反映角色的变化发展和成长。在古今中外的作品和传统曲艺乃至民间作品里有许多类似的案例。“浪子回头”比“忠臣失节”更“抓马”。角色弧的转变中，对观众产生较强的牵引力和情感粘性。

比如，许多中国观众观看的首部美剧《越狱》中的T-bag和后来的《行尸走肉》中的“弩哥”，都是坏蛋，尤其是前者更是十恶不赦。但是，在随后的剧集发展中，角色逐渐“洗白”变成好人，圈粉无数。客观上，为剧集热度制造了大量可供探讨和挖掘的话题增量，甚至还在此基础上，开发了衍生影视内容。

风靡全球的《权力的游戏》《绝命毒师》《纸牌屋》等剧集都被我国主流电视、网络平台引进过，都成为当年的现象级作品。而这些剧集中的提利昂、“老白”等角色随着剧集的全球热播，成为全球性的文化符号。

尽管如此，美国的影视制作者和受众对其流行背后的价值导向也是存疑的。如《绝命毒师》的创剧人文斯·吉利根始终无法理解观众间产生的价值观分歧，“老白”的妻子作为全剧的道德中心为何会受到刻薄辱骂和批判。在后来的反思中，他总结道，《绝命毒师》始终是从毒枭“老白”的视点叙事的。吉利根表示在接下来的剧集创作中要拨乱反正：“天呐，（美国）荧屏上充斥着坏人，不仅电视上是，生活中也是如此……我认为不为‘快钱’奔走的角色可能是时候再次出现了。我很开心能写一个传统的、不处处为自己着想的英雄。”美剧《怪物：杰弗瑞·达莫》，细致地描述了连环杀人案达莫的成长过程，在客观上引导了部分美国观众对他身世的理解和同情，但这种“漂白”实际上是一种价值误导，引发了受害者家属的强烈不满。

提及这些我们曾镜鉴和引进的美剧，是为了说明在学习的过程中，我们应当坚守自身的文化主体性，对创作内容保持主体间性。不应该只模仿其形态，丢了影视剧自身的文化批判力。尤其是注重渲染猎奇的重口味，细品之下是淡薄的人文关怀、淡漠的同理心和稀薄的现实主义观照，更是不足取。（卓别林黛）

来源：光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