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2011年朱德庸曾表示，未来会越来越减少露面和接受采访，他的作品发表近年来也趋缓，但在互联网上，仍有一些读者真切追随他，将他每日更新的生活感悟视作心灵解药，一种社会情绪的出口。
文丨徐爽
编辑丨杜雯雯
对大陆的读者来说，朱德庸是个既熟悉又陌生的名字。
他最广为人知的标签，一个是“幽默大师”的称号，另一个是20多年前，由他的漫画《涩女郎》改编而成的电视喜剧《粉红女郎》。
2011年朱德庸曾表示，未来会越来越减少露面和接受采访，他的作品发表近年来也趋缓，但在互联网上，仍有一些读者真切追随他，将他每日更新的生活感悟视作心灵解药，一种社会情绪的出口。
近期，借由朱德庸新书出版的契机，我在北京与他有了一次长谈。他说起这一年来出书成册的疲惫，也聊到社会议题、疾病与衰老。朱德庸说话慢悠悠的，永远温和的语气，却常在犀利批评消费主义。他也自嘲，通过痛斥商业，自己倒是获得不少“商业上的成功”。
朱德庸也是幸运的。早年间的名利积累，让他没有如今年轻作者对于流量和收入的焦虑，也因此，当面对直播时代的宣传方式，他拥有讲出自己不适感的“特权”——当然，还是以他幽默的口吻。
比如，新书宣传的直播进行中，主播问朱德庸，您觉得自己是一个漫画家，还是作家？
“都可以，我只想回家。”他半开玩笑半认真地答。
可耻的事
对64岁的朱德庸来说，时隔6年再回大陆，眼前的一切都变得太快。
直播间滚动的字幕快到他压根看不清，被安排的宣传行程快到他几乎喘不过气，人们聊天关心的是一件事能不能更快地实现……
“也许大家想把前三年没有挣到的钱挣回来，没有完成的目标给追回来，都一股脑地往前冲，没有时间喘息和思考，所有人都被裹挟在里面。”这趟来北京宣传新书，他不得不开始学习一些全新的方式，“就好像乡巴佬进城。”
全黑的薄款西装、深灰色长围巾、一副边框眼镜——朱德庸的形象几十年来几乎没有变过，他双手乖巧地揣在身前，慢悠悠的语调，尾音总是向下的，这在需要高昂情绪的卖货直播间里，实属少见又少见。
“各位……观众朋友们好……哦，我可以这么称呼吗？”初登场，“直播新手”朱德庸带着一丝腼腆，说到一半转头向主播确认，“观众朋友”这个用词是否过于古典。
什么观众也没有，刺亮的镁光灯照在身上，朱德庸的眼神有些飘忽，他只能看到屏幕上简短的评论，甚至只是一排排表情符号闪过。他回想了很久这段直播体验该如何形容，“就好像把自己丢到一个完全黑暗的盒子里，不知道谁在听，谁在看，很像那种科幻故事——在未来世界，如果你犯了什么错，也许这是一种惩罚你的方式。”
创作是快乐的，出版和宣传工作却是痛苦的，这是朱德庸反复表达的感受，“因为创作时，我可以当个小孩，但当牵涉到编辑做书宣传，自己要被迫变成一个大人。”
但他也知道，自己都不介绍，还有谁会介绍你的书呢？“谁会比一个作者更清楚自己想要表达的是什么？”最终，朱德庸接受了出版社的提案，带着“有些可耻”的感受，一次又一次坐在直播间和镜头前。
他的新书《一个人的人生未爆弹》创作于疫情期间，人们被突如其来的状况“困锁”起来，朱德庸意识到情绪价值对人愈发重要。但这并不意味着疫情前的生活是全然正常、没有问题的，有好多“灵魂深处的情绪TNT（炸药）”，早就在疫情之前埋下，就像一颗人生未爆弹。
做任何性格测试，朱德庸一定都是绝对的“内向型人格”。而一个内向的人，要成为一个公共人物，在当下似乎变得越来越难。
纸媒时代，朱德庸总是在酒店套间接受采访。记者来了，朱德庸从卧室出来，一边吃喝一边聊天。记者前脚离开，他“像一朵云悠哉地飘回卧室”，躺在床上，“不会疲于奔命，一切都很轻松”。
现在宣传方式变了，各平台都强调视频化，对话场景换到了布满机器和人的摄影棚里。朱德庸并不擅长直接拒绝，但他会做一些“温和的反抗”。直播刚开始，他劝读者不要冲动购买自己的书，“更希望你们能够去到线下，翻开书看看，感受与书的直接接触，如果喜欢你再买。”
这是他心里真心想说的话，但说完内心一阵轻松之后，他也会陷入反思，“直播没有想象的那么坏，也许我应该更开放些？”
出外景时，行人对他的回头张望和议论，都让朱德庸感到十分不自在，“你知道，我这一辈子都在逃避别人的目光。”他手心冒汗，但又不能让人看出自己的紧张，要表现自然。
有时候为了一个几分钟的“自然的”散步画面，要去大街上拍摄一两小时。“朱老师，请从这边走到那里，在那个位置抬头看一下天空”。“朱老师，请假装思考一下。”不断有工作人员指挥。朱德庸时常担心倒着走的摄像大哥会摔着，“哎小心！”他忍不住扶了一下。
“那个时候我就在想，为什么当初跟媒体说我很喜欢散步，我就应该说爱好是蹲马桶，这样绝不会有人说我们来拍一段蹲马桶，是不是所有麻烦都省了？”他苦笑。
“末日后的生活”
以前新书宣传期间，朱德庸是也在画画的，但这趟来北京，他带了纸笔颜料，但一幅也画不出来，他说，因为情绪和心境都乱掉了。
朱德庸理想中的创作者生活，是一种被他称为“世界末日后的生活”。
不应酬、不社交，几乎不去公共场合，最好全世界只剩自己、太太和猫。新冠疫情期间，台湾也封控了一段时间，不少人吐槽生活苦闷，朱德庸却觉得，自己反而过得更自在，如鱼得水。
在不用跑宣传的日子里，朱德庸的一天简单而固定。早起先喂猫，猫有两只，猫安顿好了，再是人。吃早饭，通常一片面包、一杯咖啡、一颗蛋，再偷看会家中树上的斑鸠。饭后，是一天中最快乐的时光，坐在书桌前，心便能静下来，画画没有主题，不设限制，是一种顺其自然的创作。他就这么画了三十多年，一笔一画都坚持自己手绘，从不考虑请助手。
午饭通常与太太一起，朱德庸下厨，烹饪最简单、清淡的食物，能吃饱就行的那种。饭后散步的地方，人要少，尽量徒步就能到达，如果一定要乘坐交通工具，路途不超过20分钟。到了晚上，太太看书，朱德庸听音乐。就这样，周而复始。
他自言，大部分时候“日子过得比寻常小老百姓更无聊、单纯”。我提出疑问，这或许也是很多人想要却得不到的生活？“不不不，不要羡慕或者对此存在太多幻想，一般人要过我的日子，大概过一个月就疯了。”朱德庸笑着否认。
太太冯曼伦也是一个“社恐”，不过朱德庸日常大部分的社交和应酬工作都由冯曼伦承担。冯曼伦也非常排斥镜头，但只要朱德庸接受采访，她经常会藏在人群中默默陪伴。因为她不在身边，朱德庸就会退缩到一个人时的自闭状态，不大说话。
身边的工作人员，也都非常清楚朱德庸对冯曼伦的依赖。朱德庸有阅读障碍，冯曼伦便充当他的“说书人”，每天像是讲故事一样，娓娓道来每本书的内容，也谈自己的阅读感受和理解；朱德庸要看什么电视、电影，是冯曼伦先看完后，再把觉得不错的推荐给他。朱德庸出门前，冯曼伦会提醒他，面对不同的媒体，衣服细节要有些变化，否则朱德庸见10家媒体都会穿同一套搭配。
两人刚结婚时，冯曼伦是当地报社的主编，事业比朱德庸成功。“她本也可以发展自己的事业，但却选择辞职来帮我。”此后，冯曼伦帮助朱德庸打理经纪事务，负责市场营销，等等。朱德庸能感受到，对于社交应酬的这部分工作，冯曼伦并不乐在其中。他也提及，她不再写作，是台湾的损失。
朱德庸用“伟大”、“独立选择”来形容冯曼伦的付出。如今在他的表述中，夫妻俩是“我们一起合作，实现我们想做的事情”，“我们会共同去做我们喜欢做的事情”，“不管到哪里，没有她在，我就觉得只是半个人”。
父子与亚斯伯格症
朱德庸一直过着一种“避世的生活”。但直到50多岁，他才意识到自己可能患有亚斯伯格症——一种没有智能障碍的自闭症。
不快乐的感觉在幼年就早已显现，“我觉得世界不是我的，但我又跑不掉，卡在里面”。他无法获得外界的认可，也做不好交际。最常见的游戏，是自己蹲在家中院子里看地上蚂蚁，非常乐在其中。
朱德庸有一个哥哥，长得好，读书也好。过年亲戚来拜访，给哥哥的礼物是时下流行的一种巧克力，而给朱德庸的是最普通的饼干。
从童年起，画画便成为朱德庸调节自我的方式。在学校里，如果受到哪个老师的打击，朱德庸就回去狠狠地画老师，把老师画得很惨的样子，心情一下子就变好了。
长大后，朱德庸设想过，如果不自闭，可能学习更好一些，就会被逼着去念书，“可能大多数人都是这样，被逼着，念一个马马虎虎的学校，上一个马马虎虎的专业，出来找一个马马虎虎的工作，然后过着马马虎虎的人生。”他感叹，自闭反而救了自己，也保全了爱好，否则今天的他，可能就是那些痛苦麻木而忙碌的人们中的一位。
不过，虽然多次向媒体聊及亚斯伯格症，但在这次长谈中，朱德庸与以往态度稍有不同的是，他做了一个小小的纠正，“我从来没有去医院真正确诊过亚斯伯格症哦。”因为台湾很晚才有早期疗愈，而对成年人的诊断几乎都是用量表推断的。
朱德庸和父亲曾共同生活了很长时间，但父子俩最常见的场景却是——寒暄之后，两人相顾无言。朱德庸还记得最后一次见父亲，是面对面坐在一个小圆桌前，“他问我过得好不好，我再问他好不好”。父亲始终低着头，有时抬头看朱德庸，微笑一下，两人几乎没有交谈，就这样一直坐了两个小时，直到母亲回来。
后来父亲去世，朱德庸才意识到，父亲或许也是亚斯伯格症患者——他的很多特质和这一症候群是吻合的，一些研究也论证，有亚斯伯格症的小孩，他们的父母有较高概率也是。
朱德庸的父亲早年是蒋经国的学生，成绩优异，颇得赏识。蒋经国曾两次询问父亲未来的计划，他却默然摇头，无法回答。朱德庸回忆，父亲后来一直在铁路局做小科长，过着按部就班的平静生活，“放假也不出去玩，就在家里东摸摸西摸摸，哪里坏掉就去敲一下。他跟小孩也没有什么话，不会跟你说要怎样怎样，但我还是能感受到他的爱。”
在世时，父亲很少倾诉内心的想法，许多事情朱德庸都一无所知，而等到他经历世事，开始想要了解时，父亲却已不在。这些年，朱德庸总有好多问题涌上心头，比如，他很想亲口问问父亲，你觉得这一生过得怎么样？有哪些开心的事情？可有什么遗憾？
朱德庸也一度无法面对“自己成为父亲”的事实。当年儿子出生后，朱德庸蹲在家里的墙脚整整三天，“那时感觉很混乱，我自己都是个孩子了，怎么当爸爸呢？我是动物性很强的人，知道有了孩子，生活即将彻底转变。”
很难说朱德庸对儿子的接受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在一段公开资料中，太太冯曼伦回忆，儿子8个月大，朱德庸拿葡萄干喂他吃，儿子发了一个类似“爸”的声音，他感觉到这是一个人，不是动物，从此才会主动抱小孩。
儿子三四岁的时候，父子俩整天打成一团。朱德庸总抢儿子的玩具、把东西弄坏。儿子哭着跑来找冯曼伦，冯曼伦对他说：“爸爸看起来大大的，其实内心住了一个比你还小的小孩，你就让他好了。”后来儿子再大一点，朱德庸也会跟儿子说：“注意唷，我是你弟弟，不是你爸爸。”
朱德庸形容这段父子关系是，“父不父，子不子”。有一次，年幼的儿子在餐厅打了他一巴掌，朱德庸也回了儿子一巴掌，然后三人共同吃饭庆祝父亲节。
朱德庸担心过，自己的情况会影响孩子的性格。从小到大，在养育上冯曼伦承担了很多，儿子和她的交流总是非常好。冯曼伦曾告诉朱德庸，儿子悄悄表达过对他的不满，觉得他不像一个“真正的爸爸”。
“也许我儿子期待的是一个更成熟更社会化的父亲，但是我没做到。”朱德庸语气里略带遗憾。
伟大的猫
在室内静坐的访谈持续了三个小时后，我们和朱德庸一起“出门走了走”。
关于这场散步，朱德庸没有选择热门的公园或胡同，而是带我们来到市中心的一处小区——这趟他在北京的落脚处。小区外是川流不息的大街，不断有汽车呼啸而过。而小区内，绕过一栋栋楼房，映入眼帘的，是一条幽静的小道。石子路，蜿蜒曲折，浓密的绿植挡住阳光和喧嚣，形成一片小小的天地。
在这片天地里，朱德庸很自在。他说附近有只好肥好肥的白猫，长得可凶了，是近日散步的新发现。说话间蹲下来，顺着一个宠物碗，他看到躲在树丛暗处的猫咪，一只、两只，还有更多。“嘘，我们可能侵犯到它们领地了，”朱德庸悄悄退开几步，然后带着些许得意，回头问我，“看，我找的地方还不错吧？”
聊到猫，朱德庸的表情变得宠溺，“我想我家猫了唉……出来工作好多天了，家里还有一只20岁的猫。”
朱德庸还记得，猫来到家的第一天，小小的，在客厅踱步，像一只雄赳赳气昂昂的小狮子，头抬得高高的，四处张望着，去熟悉它的新家。而如今，20年过去了，朱德庸开玩笑说，它现在走路时更像“机器猫”。
这只猫一共经历了两任“太太”。在它十一二岁那年，时任“太太”癫痫发作，由于无法控制自己的肌肉而失禁，全身都会瘫在自己的尿里面。朱德庸看到，每次这只猫都会温柔地来到它的“太太”身边，一点点地将“太太”全身舔干净，等它恢复起身时，身上没有一点尿味。
“怎么会有这么伟大的猫，人都没有它那么伟大。”这些年，朱德庸收养过很多只猫，它们经历生老病死，然后葬礼、火化，如今骨灰盒整齐一排，摆在家中。刚过完新年，家中老猫的身体状况忽然急转直下，朱德庸几乎停掉手上所有工作来照料猫咪，陪它吃药、打点滴，每天数次为其腿部复健按摩，冯曼伦甚至整夜未合眼照料观察。
朱德庸觉得自己总待在封闭的自我世界中，像小孩，而猫的存在，则是一个外部信号，时常提醒着他，岁月是在流逝的。
他感受到心态上的微妙，变得更加在意当下。“比如今天之后，我们可能以后都不会见面了，你知道吗？”朱德庸看着我说道，“我们不认识，但是借由一本书的宣传契机，碰了面，有机会交谈这些，那这会让我非常珍惜。说不定这也是一种衰老的象征呢？”
朱德庸并不排斥讨论死亡，他带着好奇和探究的语气，开始讨论“自己可能死于哪种方式”：“你说会是死于癌症吗？或是自然而然地衰老而亡？又或者，第三次世界大战爆发，我‘嘣’的一下死掉了？我总是这么好奇地幻想着……毕竟人呐，总是稀里糊涂地生下来，又稀里糊涂死去。”
摄影师关掉相机后，朱德庸看上去更放松了些。话题转向了家常和琐碎，他介绍起常吃的某家宝藏小馆，羊汤做得分外地道，可惜这回发现没了；曾经的长安戏院是个听戏的好去处，但现在住这的年轻人都不知道了。他感慨，疫情后的所有城市变得更快，好吃的小店都不见了，怎么感觉世界好像陷入一场“饥荒”。
在北京，南锣鼓巷曾是他最喜欢的一处地方。1999年，他第一次来北京，在南锣鼓巷的胡同里闲逛，看到卖包子的店铺里，蒸笼冒出丝丝水汽，有居民蹲在自家门口，“哐哐哐”地剁着肉馅，“那就是一种生活，活生生的生活”。
后来他发现，这里完全变了，到处是网红咖啡店，曾经的居民不知道搬去何处。“为什么会搞成这个样子？我并不是说不要进步，但是能不能不用这种方式？”他带着一些愤怒，说此后再也没去过南锣鼓巷了。
台北也一样，“他们总是拆掉一切去换取财富，脑袋里面只有钱。”朱德庸想起幼年在台北住的日式房子，后来房屋卖给开发公司，所有居民被迫迁出，之后一直废弃。朱德庸还曾公开分享过10条独家台北散步路线，大多是被忽略的巷道和小街。然而随着城市拆迁，现在路线只剩3-4条还在。
我们聊到菜价和房价，以及发生在那段时间的一些公共伤害事件。画尽浮华世界的男男女女、情情爱爱、无数个体的困顿，朱德庸总是待在自己的玻璃屋里，冷峻旁观，但他也承认，自己很难完全逃开，“我们都身处其中，谁又能不受影响呢？”他提到，自己的那颗“人生未爆弹”，也曾差0.01秒就要炸了。
“老实说，未来的时代到底会更好还是怎么样，我也不知道……那就且见证着吧。”他语气平缓，脸上总是挂着微笑。
我们站在同一级台阶上，看着夕阳一点点地从天边落下，一边缓缓地聊着天。不同于南方的湿冷绵密，北方的初冬温度变化得十分干脆，下午温暖到让人怀疑衣服穿厚了，太阳落山后，瞬间冷飕飕。有工作人员悄悄凑近，递了件大衣过来。
“如果要为自己的2024年画一幅画，会是什么样的？”在天色彻底暗下前，我朝着“下班”回家的朱德庸，提出最后一个问题。
“大概是一个瘫在沙发上的朱德庸吧，脑袋上冒出一个对话框：我再也不要做书了！”
来源：凤凰WEEKL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