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新型冠状病毒肺炎这一严重呼吸道传染性疾病自发生以来，迅速在中国和世界范围内蔓延，传染性强、涉及面广、影响力大。随后中国虽采取了极为严厉的疫情防治措施，然而至今仍在胶着对垒状态。而在抗击疫情中暴露的社会治理、卫生安全等诸多问题亟须总结经验和吸取教训。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这一严重呼吸道传染性疾病自发生以来，迅速在中国和世界范围内蔓延，传染性强、涉及面广、影响力大。随后中国虽采取了极为严厉的疫情防治措施，然而至今仍在胶着对垒状态。而在抗击疫情中暴露的社会治理、卫生安全等诸多问题亟须总结经验和吸取教训。

合作理念已经来到面前，疫情则使对合作理念的贯彻与践行变得极为迫切。但要对人类学框架的合作做一个条款的限定与分类目前看来是不实际的，毕竟合作的本意就是要超越原有的学科范式和固有的分类思想。

交流互鉴是人类文明由封闭走向开放、争夺走向合作的动力所在。对于人类学研究来说，这就是要求跨越文化边界，寻找不同文明观念、知识体系间可以借鉴的优秀精神与文化内蕴，让人类智慧能够对我们所面临的挑战做出回应。

从新冠疫情来看，虽然在疫情爆发早期缺少有效的治疗方案，但现在已明确中西医结合是最合适的诊治方式。对此，引起许多关于中西医学孰优孰劣的争议，其实这大可不必，中医西医毫无疑问是各有优势，不可或缺的。

针对不同患者积极探索中西医结合的道路才能够在最大程度上缓解疫情蔓延、减轻病患痛苦与死亡率。不应该带有文化的偏见与排斥，也没必要用西学体系尝试对中医进行强行解释，毕竟二者内在文化逻辑与机理并不相同。相反，应当考虑的是如何能在彼此参照过程中择善而从、兼收并蓄，建立中西合作的医疗防控体制，让彼此文化能够因“善鉴”而获得提升。

社会需求产生了合作的基础，合作也因社会需求而丰富其价值与内涵。从经济需求到文化需求，再到国家安全需求，学者们应该通过多方合作对其做出响应，这既反映出学科经世致用的性格，也反映出社会学科发展至今所产生的有别于西方的社会责任感。

如当下一些学者所主张的重构西南“古苗疆走廊”研究，其价值并不仅仅停留在历史层面的梳理以及文化层面的观察，而在于能够对湘、黔、滇沿线多样文化的表诉需求、民族地区经济的发展需求，乃至整个西南地区沿线经济带的建设需求所做出积极的回应。

也正因如此，“古苗疆走廊”获得了历史学、人类学、考古学以及诸多艺术创作者的响应，并得到了沿线政府、企业、机构的多方关注，带动文化创新、旅旅投资等市场的发展，一个由学者引导而形成的合作主体立体地展现在世人面前。

回到新冠疫情话题，从疫情的形成到传播、再到阻断与疫后恢复，有着大量亟待学界回应的议题：民族地区公共卫生安全防范机制，民间救助以及捐赠，基层社会卫生安全防控，边境疫情防控阻断，疫情感染及家庭生计恢复，等等。这些课题都具有相当的应用价值，能够让我们把学科知识、科研成果与国家兴旺、民族复兴大业的家国需求相结合。

全球化在将科学技术、经济体制、流行文化向世界各地传播的同时，也不可避免地导致了问题的全球化。当前很多不曾有过或者不那么凸显的社会问题正在涌现并不断复杂化。这些都给学界合作带来了新的挑战。

以新冠疫情为例，其造成的影响远远超出了地域、国界范围，没有任何一个群体和国家能够置身事外。要对这样的国家公共安全突发事件进行研究，继而引导其向积极的一面发展，就要求学者在合作中能够以更开拓、更包容的心态关照更为广阔世界里的他者，不断延伸出新的学术内容，从而达到改善、解决社会问题、繁荣人类共同体的最终目的。

举例来看，新冠疫情中西南边境地区边民们在疫情初期就及时从邻国采购口罩、酒精、防护服等大量的医疗物资并运送至国内；而在疫情暴发口岸被迫暂时关闭后，也有许多越南、老挝边民将口罩等急缺物资“扔”进边关交与异国的朋友亲人。

因此，深入研究口岸跨境族群以及邻国边民在疫情中边境整体区域信息互动、物资互通、医疗互助的反哺功能，在合作理念引导下与你的信息人乃至其他边民共同创作出民族志，则有助于寻找“一带一路”倡议“民心相通”理念的事实依据，也是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正确回应。

公卫纵横 秦红增。合作人类学与中国社会研究——从2019新型冠状病毒疫情防控谈起。广西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0

来源：疾控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