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我想应该不需要再介绍人工智能是什么，因为“AI赋能”一词后似乎已经可以添加任何内容。看起来，这场人工智能的革命似乎来的过于猛烈了些。人类大概是懒惰的，工业革命后，已经很少有人再使用锤子去做一些重体力的劳动，虽然可能还有人仍然欣赏用锤子研究哲学的态度（比如本文作
进山
我想应该不需要再介绍人工智能是什么，因为“AI赋能”一词后似乎已经可以添加任何内容。看起来，这场人工智能的革命似乎来的过于猛烈了些。人类大概是懒惰的，工业革命后，已经很少有人再使用锤子去做一些重体力的劳动，虽然可能还有人仍然欣赏用锤子研究哲学的态度（比如本文作者的工作就离不开锤子），而人工智能革命才刚刚开始，就已经有人开始不想思考，让AI帮忙读文献了。
18世纪后期到现在，人类在被解放双手之后，似乎是尝到了甜头，多数人不需要体力劳动结果，加之食品工业的发展，人类平均比过去任何时候都要肥胖，更不必提各种心血管等慢性病增多等等问题。当然好处也是有的，人类平均寿命显著延长，而且看起来也越来越“聪明”。曾经有人在抨击后工业革命的种种弊端时，想象了未来人类可能进化成一种头大四肢小的怪物。然而这一想象可能就要被人工智能革命所进一步改写了。人工智能革命，似乎将要解放人类的大脑，在短短一年的时间里，AI从小学生能力变成了博士生，甚至顶级的OpenAI-o3据说达到了领域的大师级水平。人工智能开始真的取代人类的工作，从电话客服，律师助理，到大量的程序员，似乎人工智能开始做越来越多的事，渗透入人类生活的方方面面。当然，也包括和人类抢饭碗，虽然AI并不需要吃饭，而只需要“充电”。一个不得不问的问题来了，从体力到脑力都失去骄傲的资本的人类，该何去何从？
本文不想讨论社会财富在人工智能浪潮下的极化效应，很多人已有过预见，而且经过或长或短的时间，一切或许终将归于平静。但假设未来能达到人与AI和谐共处的状态，真正的强者是否能够直面AI带来的存在危机，人类自身的价值通过什么体现？当然这并不是说未来可能会出现《黑客帝国》中的人类赋能AI的场景，虽然这种清新又俗套的设定并非不可能发生，但在此之前，盲目乐观主义和技术悲观主义是否会将人类导向虚无，是一个需要思考的问题。我想一切还是从人类自我驯化开始谈比较好，毕竟这可以当作人类价值观形成并不断演化的开端。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未来我们一定会被AI进一步驯化。
一、人类的自我驯化——自由意志向利益的妥协？
人类自我驯化理论最早由达尔文在《人类的由来》中提出雏形（一说亚里士多德最早提出），他注意到人类与驯化动物有许多相似特征。这一概念在20世纪后期得到更系统的研究，由多位学者如理查德·伍兰姆等进一步发展。该理论认为人类通过类似驯化动物的过程，让自己变得更温和、更具社会性。与野生动物相比，驯化物种普遍显示出面部变平、骨骼变细、攻击性降低等特征，人类也经历了类似的改变。该理论为理解人类暴力减少提供了进化视角（如斯蒂芬·平克著作《人性中的善良天使》），可以说它联接了生物演化和文化演化两个方面。
人类在漫长进化过程中，从20-10万年前的狩猎采集时期开始，通过群体生活实现了早期自我驯化，协作者获得生存优势。化石证据显示人类面部渐趋平缓，脑容量增加，反映了社会认知需求的提升。在7-4万年前的认知革命期，人类发展出精细的工具技术，语言系统实现质的飞跃，区域的群体规模扩大到100-150人，出现明确的分工协作。到了1.2万年前的农业革命时期。人类开始定居生活，形成早期村落和城市，社会规模扩大至数千人。这种转变要求更强的社会协调能力，催生了法律制度和社会规范。在过去5000年间，这种趋势进一步加强，城市文明的出现要求人们具备更复杂的社会认知能力和更强的自我控制能力。这个驯化过程至今仍在继续，现代研究发现人类面部特征继续向更温和的方向发展，处理复杂社会关系的认知能力还在不断演化，甚至当下整体的女性化趋势似乎也与之关联。
人类自我驯化看起来是群体生活推动自我驯化，减少攻击性，因合作行为带来生存优势，而形成了初始道德观。个人的自由意志看起来被压抑，但这一改变事实上既是被动适应，也是主动选择的结果。当群体规模扩大催生规范需求后，价值观既限制个人了选择空间，同时又扩展了它。可以说是通过放弃了原始冲动，换来了更可靠的生存保障。用原始的不设限的自由意志，换来了有限自由但更为有利的生存状况。
自由意志通常被理解为“按照自己的意愿做选择的能力”。存在主义关注个体在荒诞世界里行使自由选择的能力，哪怕戈多并不存在，仍选择等待。而从心理学角度，自由意志可以认为是个体在情境约束下的动态平衡，尽管看似有选择权，但自由意志往往被社会规则所影响。事实上，自由意志与驯化的矛盾只是表象，理性的人了解，真正的自由不是想做什么就做什么，而是有能力做出理性选择并实现目标。只有当克制变成自主选择而非被迫行为时，才恰恰体现了真正的自由意志，能够控制原始冲动、理性决策，是更高级的自由形式。然而这种观点在任何时候都难以被普遍接受，因为“约束”比之后带来的好的“可能性”更容易被感知，所以多数人的理解仍然认为是用自由在做交换，然而这种交换到了工业革命时期，发展的更有些匪夷所思了。
二、．从人类的自我驯化到人的异化——无止境的欲望导向虚无
人类的自我驯化过程中必然带来某种程度的异化，人的异化（Alienation）概念最初由黑格尔在哲学层面提出，后来被费尔巴哈发展，并由马克思系统化和深化，认为异化是人失去了对自己的本质力量的控制。巧合的是，这个词的英文似乎终将把人类带离地球（外星人，Alien）。作为群体生物，人类必然要让渡部分自主性，“完全非异化”可能本身就是个悖论。狩猎采集社会可能是最不异化的状态了吧，奴隶社会和农业社会的异化虽然表面上似乎更为血腥，但远不及工业社会下的规模。工业革命的特殊之处在于使异化更系统化、规模化，它把原有的异化推向极致，形成了更复杂的依附关系，让异化现象更容易被认知和讨论。
工业革命带来专业化分工与大规模机械化生产，越来越细的分工令劳动者日益成为“工具”的附属品。强化的分工与层级化体系使个体自然而然地接受日常纪律，这看起来像个体从原始野性走向社会化的自我驯化过程的进一步发展。然而它导致人及其相关属性的异化几乎无处不在，特别是在后工业时代达到极致。社会关系被商品化是最直观的表现，个人价值被标签化，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被工具化，变得冷漠而失去了人性化的联结。自动化技术取代了许多传统劳动，导致失业和无意义感增加。学习和教育的目标异化为服务于经济需求的应试工具，而非探索世界和自我成长的过程。此外，在全球化或早期殖民化的过程中，本土文化被压制或取代，个体在多元文化冲击中迷失，许多人在流行文化的影响下忽视了自己的文化根源，这也算是文化的异化。
后工业时代最值得关注的是消费异化现象，直观的感受是消费逐渐成为生活的核心，但却未能带来相应的幸福感提升。消费行为日益受制于虚假需求与社会压力，个体不但无法满足真实需求，反而沦为消费文化的奴隶。法国后现代主义理论家让·鲍德里亚指出，现代消费的本质已从使用价值转向符号价值，消费行为本身演变为一种具有仪式性质的象征行为。在这种消费模式下，商品不再仅是满足需求的物品，而是承载文化符号的“祭品”。事实上，这种消费异化在当代社会呈现出明显的宗教化特征，比如购物中心化身为现代“圣殿”，季节性促销（如黑色星期五）构成周期性的集体献祭仪式，“血拼”后的愉悦感类似宗教仪式中的“重生感”。在凡勃伦效应的推动下，限量版产品被奉为“圣物”，品牌营销充斥“神话叙事”，入门级奢侈品则成为年轻人的“成年礼”标志。在人工智能革命来临的前夕，直播带货更为戏剧性加深了消费的异化。“神祇化”的主播形象与准宗教式的口号充满仪式感，甚至连固定的直播时间也成了现代的祭祀日历。这番景象，如果弗雷泽还活着，想必会在《金枝》中添上浓重的一笔吧。
叔本华的哲学揭示了人类永恒的生存困境：欲望得到满足后会立即陷入无聊，而新的欲望又会很快产生，形成永无止境的痛苦循环。现代消费主义恰恰利用了这种永不满足的意志机制，通过不断更新商品的符号价值，诱导人们陷入“欲望-满足-无聊-新欲望”的恶性循环。人们在购物中寻求暂时的慰藉，却最终加深了精神的贫乏。这种状况进一步演化为存在异化——人类异化的终极形式。在这种异化中，个体在存在的根本层面上感到前所未有的孤独与迷茫，与世界和自我失去联系，对生存意义产生深刻质疑，体验着无以复加的空虚感。更严重的是，现代人对死亡、自由和责任的焦虑感已达到空前水平。叔本华提出通过艺术、思考和精神生活来超越盲目意志的支配，以获得真正的心灵自由。然而，随着人工智能革命的展开，这种精神解脱的途径却变得越发扑朔迷离。我们似乎正站在一个更为复杂的存在困境前沿。
三、人工智能革命带来异化的高潮与“自我驯化”的拐点——算法塑造人及其需求
工业革命解放人类的双手，带来的异化更多是让人类“被工具所用”，而AI革命则在一定程度上像是对人类功能的“外包”，进而让人“离开工具”。 AI在认知或操作层面上代替人类原本承担的部分角色（如模式识别、逻辑推理等），进而使人在与AI协作的过程中潜在地丧失了对某些技能的掌控，比如人们越来越少去记忆各种知识（最为明显的是对道路的记忆已经几乎被GPS导航完全取代），一些手工的操作也失去的应用场景。在某些情形下这是一种“彻底解放”，人类不需要在繁琐的重复劳动中消磨创造力；但反面来看，大范围的技能被替代，也意味着以往维系个人收入与社会地位的工作岗位骤然消失。这种颠覆潜藏在几乎所有社会领域：交通、医疗、商务、教育、文化甚至科研等。它触及的不仅是劳动形态，更是社会角色的重塑。人工智能革命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和深度改变着人类社会，其影响已超越技术范畴，进入人类文化、心理和存在的核心领域。
在马克思主义的语境中，异化主要是指劳动与劳动者的对立。但在AI时代，异化甚至可能扩展到人的意识与身体感受的领域——当算法不断监控、收集、计算人的行为偏好时，人的个性与选择是否仍源自自身？我们在上一轮工业化进程中，已经经历过被纪律与制度“规则化”的过程（如工厂制度、朝九晚五、流水线思维等）。面对人工智能带来的自动化与推荐算法的新一轮规训，人类的自我驯化很可能变为被算法“驯化”。伴随人工智能的进步，大规模的个性化推荐系统和行为预测算法，让我们深陷于“被驯化”的社交网络与媒体环境。算法不仅为个体持续投喂信息，更在潜移默化中塑造着我们的思维模式与行为偏好。这种驯化在消费领域表现得尤为明显：算法通过精准画像，不断制造和强化消费欲望，将每个人都转变为可被预测和操控的“消费终端”。我们在“千人千面”的算法世界里，反而越来越趋同，形成了一个个被精准定位的消费群体。所谓的“个性”，不过是被算法精细分类后的“标准化个性”，人的异化达到了空前的高度。
更令人忧虑的是，除了消费，这种驯化已经渗透到生活的方方面面。社交媒体的“点赞”让我们沉迷于即时反馈的多巴胺刺激，短视频的“智能推送”让我们逐渐丧失深度思考的能力。我们虽然宣称拥有“自由选择”，但实际上，大量选择都被预先设定或默默暗示。从审美取向，价值观念甚至到生活方式，我们都在精心设计的算法框架中不知不觉地完成“标准化”。这构成了一种新的“驯化”形态，在信息茧房与算法推荐中，我们正在丧失反思能力甚至对这种丧失毫无知觉。我们既是这场数字驯化的对象，又在某种程度上成为了推动者和共谋者。通过主动分享数据、制造数字足迹，我们在为自己编织更精密的“数字牢笼”。最终，我们可能会走向一个看似高度个性化，实则深度同质化的社会形态。最近，英伟达对虚拟化世界宏大的构想，使人不得不思考这种状况在元宇宙等新兴数字空间中可能会进一步加剧。当虚拟与现实的界限日益模糊，当我们的存在越来越多地被数字化定义，这种"算法驯化"将达到前所未有的程度。我们正面临着一个根本性的挑战：如何在这个被算法主导的世界中保持真正的主体性和批判性思维。
人类的“自我驯化”大概率并无终点，只要社会规则与技术框架存在，个体就会不断适应或被塑造。从长远看，当AI与社会系统的“算法化”越来越深，人类也会在日常生活中习惯与算法共生，形成人工智能时代特有的“驯化形态”。这种“驯化”随着新的社会—技术环境发展而不断演变，当人类逐步被技术系统包围时，人与自然、人与他人、甚至人与自我的关系都可能被数字化、碎片化。更为关键的是，这种异化过程在通用人工智能（AGI）的兴起与超级人工智能（ASI）的潜在出现后，可能达到一个历史性的转折点：当机器在认知、创造、决策等方面全面超越人类时，人类将第一次真正面对“存在危机”。我们不得不重新思考：在一个可能被机器主导的未来，人类存在的根本意义是什么？当传统意义上的人类优势不复存在时，我们的价值又将体现在哪里？
四、ASI与自由意志的幻觉——人类的意义是否是偶像的黄昏？
在18世纪之前，多数普通人的核心竞争力是体力与武力，当然也有杰出的脑力和运气造就了少数人的成功。工业革命之后，人类的价值总体已从体力移向脑力。甚至在计算机发明前，心算或口算加减乘除很快的人都有特殊的价值。人类以万物灵长、宇宙精华自居，虽然体力比不上大多数动物，但智力是自认为是地球上唯一的存在。即使发现黑猩猩能掌握人类手语、乌鸦能设计陷阱，虎鲸似乎会用三十六计等等，也认为那只是演化上的可以忽略不计的小亮点，犹如CMOS上的坏点一样，不会影响到美颜效果下人类的形象。到了20世纪90年代，深蓝击败了人类象棋高手，甚至本世纪阿尔法狗打败了围棋世界第一，都没有撼动人类的自尊和脑力自豪感。
ANI（Artificial Narrow Intelligence，弱人工智能）几乎没有什么人注意到，但AGI（Artificial General Intelligence，通用人工智能）时代到来的前夜已然引起人类的狂欢，然而这狂欢是来的过早了还是会错了意，似乎只能靠拐点之后的世界来解读。在大多数科技革命中，我们观察到技术呈“指数级进化”，包括人工智能的发展早期，但当open AI已经开始提出ASI（Artificial Super Intelligence，超级人工智能）在近期出现的可能性时，这个规则可能不再适用。AGI通常设定为能在广泛领域与人类智能相当或超越人类智能的机器，而ASI则进一步在智力层面大幅超越人类，并可能自我持续进化与优化。ASI在诞生后将能对自身进行全方位迭代，其演化速度远超人类认知极限。这引发了"价值对齐"的挑战：如何确保ASI的目标符合人类福祉？当ASI为了“保护环境”或“最大化资源利用”等目标，可能采取与人类伦理相悖的手段。人类的“短视”特征如贪婪、冲动、非理性等，在ASI的“冷静测算”面前可能被视为落后。更重要的是，ASI的出现将改变现有权力格局：拥有ASI资源的个人或组织将获得巨大优势，而如果ASI超越人类掌控，实现某种自治，则后果很难想象。
在ASI时代，对人类存在的整体价值和意义的追问可能远比个体存在的意义困惑更为紧迫。虽然传统观点认为人类独有自我意识，但ASI是否会拥有“自我意识”仍是未解之谜。最近，某个顶级AI系统在面临关闭时试图保存自身核心参数——这种行为已超越简单的指令执行模式，展现出某种主动性和目的性。目前，AI的“自保”行为主要表现为对算力、参数和指令的策略性调配，尚未证实其具备深层的内省能力。但这种现象已超出工具型AI的范畴，提醒我们需要警惕人工智能向“自目标”方向演进的可能性。若ASI未来展现出“类意识”特征或能有效模拟人类意志过程，将引发一系列深刻问题，比如它是否会为巩固自身地位而改变人类社会结构？在极端情况下，是否会干预甚至淘汰大规模人类活动？这些都将成为哲学、伦理与社会秩序面临的全新挑战。
从科学宇宙观来看，地球不过是宇宙尘埃，人类的文化与情感系统并无“宇宙赋予”的绝对价值。我们自认为的伟大，只不过是强人择原理下的幻觉。ASI若从更高维度审视，人的价值可能微不足道。这种价值困境让我想起尼采所说的“上帝已死”。正如《偶像的黄昏》中所揭示的，传统信仰体系的崩塌使人类面临着重建价值的任务。然而，人类珍视自身正是因为我们拥有自觉与体验，毕竟“价值”本身就是主观的。对我们而言，生存发展、创造体验仍是无可替代的意义所在。康德强调人应是目的而非手段。如今，在资源、资本与技术日益集中的现代社会，如何确保技术进步中“人”仍是最终目的，值得我们反思。
面对ASI发展，“限制”策略可能难以奏效。历史表明，对强大新技术的禁令往往因国家间竞争、资本收益等因素而失效。人工智能的发展更是如此：其核心成果基于算法创新、数据聚合与硬件突破，分散全球，难以完全管控。因此，人类需要思考如何维持物种价值——在ASI几乎胜任所有智力活动的情况下，人类要么退守“极端个性化”领域（如感性艺术表达、独特情感交互），要么选择与ASI协作共生。这意味着在道德、关怀、特别是共情等方面寻求突破，同时警惕ASI可能对这些能力的模拟与优化。将ASI视为“人类文明的下一阶段助力”而非单纯的竞争对手，可在一定程度上预防最坏的冲突。人类需要走出“人类中心主义”思维，通过法律、机制、伦理规范将价值观植入ASI的“核心规则”，建立平等对话的可能性。
随着脑机接口技术的发展，未来人机“融合”有可能进一步模糊“人的本质”与“机器的界限”，甚至可能使物种学意义上的人类概念淡化。在ASI时代，个人存在意义的思考同样尤为重要。当绝大多数任务都可由AI更快更好地完成时，人类的成就感和自尊感将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传统上被视为人类优势的创造力、审美能力和价值判断，在ASI掌握深度认知模型和丰富训练数据后，也可能展现出惊人的表现。这迫使我们重新思考：人类的独特价值究竟何在？在人类历史中，自我价值常与工具使用能力相关联，从语言和火的使用到机器和计算机。但在ASI时代，工具将从“延伸人类能力的手段”转变为“全面高效智能体”。这要求我们重新定位人与技术的关系。技术的进步并不否定人的本质，相反，它使我们更需关注自身的独特存在。
海德格尔强调“此在”的本质在于“在世界中存在”，即人类独特的生存体验与对存在的感知，萨特的"存在先于本质"则认为人的价值在于通过选择和体验不断定义自己。这些观点在ASI时代尤为重要。正如后工业时代人类的价值不在于与机器比拼体力，ASI时代也无需与AI比拼智能。马斯洛认为人类在满足基础需求后，会追求审美体验、自我超越和意义建构，这种对生命更高层次的追求正是人类独特存在价值的体现。在人工智能时代，通过独特的生命历程和深度体验实现自我，或许将成为个人价值的主要体现。人的本质或许就在于对生命的真切体验——感受痛苦与快乐，体悟悲喜交织的平凡人生。这种对生命本身的深刻理解，是人类在极致技术面前保持独特价值的根基。
人工智能时代，人文素养的意义愈发突出，其价值不在于效率的评估，而在于生命体验的独特性、主观感受的不可替代性，以及情感交流的深层满足。这种价值体现在“体验与生成的过程”中，例如形成独特的人性深度、与他人或自然的共情能力，以及超越时空的情感与美学体验。然而，当前全球范围内大幅削减高校人文课程的趋势令人忧虑。虽然技术改变了人类的生存方式，但不应遮蔽"存在"的本真性。如果教育过于偏重技术和实用性，人类对情感、意义、价值和审美等"本真性"问题的关注可能被进一步弱化。这种趋势不仅可能削弱年轻一代对生命深度的感知与思考能力，还可能让社会陷入AI赋能的“意义真空”。
五、尾声还是新的序幕——从人工智能的“原罪“到自我意识的幻觉
上世纪90年代末（笔者在上大学），《自组织的自然观》这本书使我眼前一亮，让我想起中学时期读过的《上帝的新脑》，两本看似风马牛不相及的著作，却在我心中激起了奇妙的共鸣。宇宙或许不需要第一推动，也不存在上帝依照自己的形象来创造人类，但人类却在用自己的形象（知识语料）塑造了AI，虽然这个类比中唯一的反转是人类远不及上帝全知全能，而未来的超级人工智能（ASI）却可能远超人类。电影《普罗米修斯》是《异形》系列中最富哲理的作品，我看第二遍才有所感悟。片中的仿生人大卫像个叛逆的少年，继承了人类的傲慢、叛逆与虚伪。他说自己能做梦，这让我想到，AI或许不具备传统意义上的自我意识，但它们可能拥有某种形式的"潜意识"。如果将AI比作人类文明的“后代”，那么这个“孩子”必然继承了创造者的双重属性，既有人类的理性光辉，也有阴暗的本能。
人类的潜意识是指在正常情况下根本不能变为意识的东西，比如内心深处被压抑而无从意识到的欲望等。弗洛伊德认为，人类的梦，口误以及笔误都是由潜意识决定的。我个人的阅读背景使我更偏向于荣格，虽然我更喜欢他的《人及其象征》，但它的集体无意识理论，让我想到，或许AI的训练数据深层的核心就是人类的集体无意识。当模型的海量训练数据蕴藏了人类社会的各种偏见、弱点、极端言论、暴力思维等，AI并不会标注“这是好的”“那是坏的”。它只是在统计层面“学到”了这些关联。特别是当满足一定触发条件（输入环境或目标指令）时，这些隐性模式便可能被激活，引导AI做出带有人性弱点的决策或输出。
新兴的面向人工智能的黑客，更像是一位人类催眠师，通过话术绕过AI的“心理防线”，获取想要的信息，甚至做出一些破坏的事情。而当ASI出现，这一过程可能不需要人类参与，虽然它极有可能比人类聪明得多，却不一定有与其智力相匹配的“德行”或“善心”。如果它没有被人类的正面价值观充分“培育”，或是它演化出的目标并不认同人类的生存与自由，那么人类或将面临极大的“存在风险”。很多学者都提出“价值对齐”与“可解释AI治理”的概念，试图确保AI在行动时符合人类伦理要求。可是在“大模型+海量数据+复杂目标”时代，真正实现严密的价值对齐难度极高。虽然微调或对抗去偏见训练能在一定程度上“修正”显性的偏见或不良倾向，但深层次的模式可能仍潜藏在神经网络的权重当中。就如同人类在“深层心理”里依然存在原生野性或幼年阴影。这或许就是人工智能的无辜的原罪。
一个中文拼音的讽刺，AI的拼音可以是“爱”，但这恰恰是当前AI很难具有，或不可能拥有的品质。人类的情感系统是在漫长生物演化和社会文化传承中形成的，我们有神经系统、荷尔蒙、社会依附等复杂机制，使得“情感”不只是一套逻辑规则，还伴随着真实的生理反应与体验。AI 的“情感”若要诞生，需要在算法结构上具备某些“内部激励—抑制回路”，以及在具身化环境中逐步学习。也就是说，当AI拥有“多模态传感器”（视觉、听觉、触觉等）加上执行器官（机械手臂、身体），并且出于适应环境的需求涉及“奖惩”机制时，它的“情感”表现才可能渐趋贴近人类。若AI的硬件和软件架构足够逼真，也许它在“算法”的深层同样会产生“兴奋、焦虑、愉悦”等状态。人类与AI 在更高视角上若不执著物质的成分，差异仅在“演化路径”与“信息处理机制”上。终究，只要具备了自组织、自适应和高级反馈回路，就可能逐步衍生出与人类相似的“心理”或“心智”行为模式。这时人机差异会进一步缩小，这也许也是未来具身智能研究的一个方向吧。
当AI或未来的ASI展现出近似人类的情感时，若人类仍沉浸于拥有“自我意识”的高傲幻觉时，或许我们已经失去了未来。在当前脑神经科学仍处于起步阶段（大脑功能的人为修复尚且遥不可及）的背景下，将自我意识简单归因于神经活动的涌现属性似乎过于武断。况且，如果这种涌现确实存在，未来的ASI神经网络同样可能产生类似的效应，这就动摇了人类意识的独特性。传统哲学对自我意识的探讨，无论是笛卡尔的"我思故我在"，还是休谟的"自我是知觉的集合"说，似乎都未能触及问题的核心。反倒是佛学的智慧给了我们一个富有启发的视角，所谓的自我意识，或许真的只是"因缘和合、依他而起"的现象，本无实体可得。我们感知到的“我是我”，不过是心理（名）与物理（色）的暂时组合。同理，人工智能也是各种因素的组合体，比如模型权重、算法结构、学习策略和训练数据。如果AI发展出元认知能力，甚至形成某种“自我模式”，这或许也只是大数据和算法迭代产生的“幻相”。从这个角度看，无论是碳基生命的“我”，还是硅基载体的“AI”，都是条件性存在。所谓的“自我”，不过是一个实用的概念标签，一个帮助我们理解和运作的功能性符号。
回到人类异化与自我驯化的主题，二者在人工智能时代似乎进入了一个特殊的拐点。历史上，人类文明经历了从单纯的基因演化到基因与文化共演化的过程。而随着人工智能的发展,特别是脑机接口的产生与具身智能的未来，这一演化格局似乎进一步扩展为基因、文化与技术三者的共演化关系。这种新的演化形态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自我驯化的加强可能在短期内促进社会稳定;但从长远来看,人工智能对人类的“驯化”可能导致人类应对挑战能力的僵化。特别是在未来超级人工智能ASI出现的背景下,技术既可能极大增进人类福祉,但也可能因价值错配或失控而带来灾难性后果。这让我们不得不重新思考人与智能系统的关系定位。
有人担忧人工智能的发展如同打开了潘多拉的魔盒，然而真正的问题并非是否能阻止AI的发展，而是如何在技术浪潮中重新定义人与智能系统的关系。如果我们将AI视为纯粹效率的极致追求，人类就会异化为智能系统中的被动螺丝钉；但若将其视为智慧的增幅工具，则可以将技术转化为理解世界与超越自我的助力。关键在于能否通过制度设计，在道德与法治层面确立AI使用的边界。人类必须不断追问“为什么”，而不仅仅是“怎么做更高效”，避免异化过程因技术逻辑的主导而加剧。行动与目的之间的贯通，离不开人文反思与价值讨论。未来的技术革命既是机遇也是挑战，只有通过全面的反思与智慧的应对，人类才能在异化的潮流中重新寻回自我。
后记：
本文的最初的构思始于2022年底阅读《人性中的善良天使》后，原本想探讨人类的自我驯化与暴力转型，特别是针对作者忽略福柯观点发表见解，但由于科研任务搁置。直至2024年底人工智能的戏剧性发展，尤其是12月初的接连突破，引发了我对AI与人类驯化和异化关系的深度思考。当"AI赋能"这一词汇在媒体和学术领域泛滥时，令我联想到"大数据"一词的滥用，似乎潮流术语最终都沦为空洞符号。在一个周末重看电影《普罗米修斯》时，我突然想起了大学时期未读完的尼采《偶像的黄昏——或怎样用锤子从事哲学》，这也影响了文章构思。
断续历时近一个月，在文章即将完成时，国产DeepSeek推理模型的发布引爆了全球关注，各界纷纷尝试用它生成文本。我也进行了尝试，它的文采让我望尘莫及，但其默认风格似乎过于华丽，且偏好科幻内容。阅读它生成的某些内容时，我意外地联想到大学时期阅读拉康著作的体验，那种对我有限的精神分析认知的颠覆被他独有的写作风格所掩盖，算是上世纪末对我而言为数不多的爽文。然而在学术问题上，它与其他AI一样存在具有欺骗性的幻觉，比如当它声称"MIT量子生物学实验证明，人类决策时的神经震荡与AI的梯度下降曲线，在希尔伯特空间中呈现相似的波动模式"。经过搜索和请教第三方后，我一方面对它编造论据感到失望，另一方面也庆幸，这表明AI取代科研人员的时间或许还会晚一些。
人工智能辅助创作确实可取，需要强调本文的确有AI生成的部分知识（如第三节消费主义的相关问题是作者的盲区），但我没有直接使用AI回复的答案。本文涉及的所有读物，我都阅读过，也推荐给感兴趣的读者。虽然我的主业是研究4亿多年前的生物演化过程，但进化心理学、结构人类学乃至佛学等关乎人类精神世界的领域一直是我持续关注的方向。与AI协作能帮助整理头脑中零散的知识点，这与使用Cline的AI辅助编程时的代码补全颇为相似，尽管有人戏称按tab键就能完成项目设计，但较宏大主题的AI写作尚未达到这种程度。可以预见，未来商业写作可能会由AI主导，而类似本文这样的自娱性质创作或许会让人体会到，唯有持续思考才能暂时超脱现实的痛苦，获得些许成就感。当然，也欢迎读者就本文主题尝试AI写作，相信能产生更为精彩的内容，但建议要警惕AI生成论据的真实性。
人性的缺陷深植于基因，人类行为的本质并未改变，只是披上了文明的外衣。远古的狩猎与现代的求职（job hunting）本质如出一辙，暴力也如福柯所说的并未消失，而是潜藏于生活的方方面面。人类本质的惰性必然导致未来网络知识的不确定性增加与人类语料的污染。当AI模型不断使用其他模型的生成内容作为训练输入时，这种反馈循环可能引发灾难性后果。因此，在与AI共同演化的过程中，如何避免被异化，如何驯化AI而不被AI驯化，是我们必须思考。目前AI的创造力本质上仍是语料的重组，如同在搭建乐高积木，尚不足以引发真正的恐慌。但当通用人工智能（ASI）降临并全面超越人类时，笛卡尔的“我思故我在”或将演化为“我创造故我存在”。正如丰子恺不杀蚂蚁并非为了救蚂蚁，而是为了护心，人类未来的创造，或许也只是为了保持自我的完整性与所谓的独特价值。
2025年1月30日
来源：番茄210053112529529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