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国民党与共产党在辽沈、平津、淮海三大战役之后，双方的力量对比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在这些战役中，蒋介石赖以成名的中央军精锐几乎被全灭。对于这位枪杆子出身的独裁者来说，这无疑是巨大的打击。因此，原本被蒋介石压制的桂系军阀以李宗仁、白崇禧为首的人物开始崛起。

周希汉的2个师，击溃桂军9个师，陈赓却急电：快撤，不留一兵一卒

周希汉率领的13军两个师，在战场上击败了桂军九个师。然而，陈赓很快察觉到异常，立即发出电报：“立刻撤退，不留一个士兵”。

国民党与共产党在辽沈、平津、淮海三大战役之后，双方的力量对比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在这些战役中，蒋介石赖以成名的中央军精锐几乎被全灭。对于这位枪杆子出身的独裁者来说，这无疑是巨大的打击。因此，原本被蒋介石压制的桂系军阀以李宗仁、白崇禧为首的人物开始崛起。

白崇禧作为“华中剿总”的首席，控制着数十万士兵，其中包括十多万桂系军队。因此，白崇禧趁机向蒋介石施压，迫使其下台，把“总统”位置暂时“让渡”给了李宗仁。就这样，李宗仁终于实现了他当“总统”的愿望，尽管这个“总统”是临时的。

因此，如果我军想要解放整个中国，白崇禧的桂军就成了最大的障碍。

自北伐以来，白崇禧一直被誉为名将。他机智过人，被称为“小诸葛”。他极端反共，给我军造成了极大的损害。在湘江战役中，白崇禧率领的桂军阻击了红军，给我军带来了巨大的伤亡。中央红军从江西出发时有86000多人，过了湘江后，仅剩下3万多人。

对此，黄克诚曾回忆说：“桂系军队不仅战斗力强，而且战术灵活，他们不是正面攻击，也不是从后方攻击，而是从侧面切入。广西的道路狭窄，山高沟深，林木密集，桂军利用地形的优势，隐蔽地接近红军的侧翼后，突然发起攻击，往往能够轻易得手。而我军由于不熟悉地形，且缺少群众支持，因此遭受了重创。”

由此可见，桂军与中央军的作战风格完全不同。中央军装备先进，作战方式更为规范，属于正规的硬仗硬打。而桂军则擅长运动战、山地战和渗透战，其穿插和迂回的能力并不亚于我军。因此，要消灭桂军，不能使用对抗中央军的策略。要对抗狡猾多变的白崇禧，前线指挥官必须更具自主性，不能完全照搬高层的作战计划，需要根据实际情况随机应变。这对前线指挥官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幸运的是，我们熟知的陈赓将军，正是这样一个善于应对变化的指挥官。

1949年4月，渡江战役正式打响，陈赓将军也是百万大军中的一员。

当时的陈赓已被提升为第二野战军第4兵团司令员兼政治委员，指挥着13、14、15三个军，共20多万人，是一支相当强大的军力。到了5月，第4兵团跟随解放军已经攻克了南京、上海、杭州、南昌等大城市。但毛泽东仍担心白崇禧的桂军未受到有效打击。

白崇禧的主力原驻武汉一带。但渡江战役后，白崇禧带领部队大步后撤，将大片土地让给了我军。白崇禧意图将主力撤至湘南，利用当地复杂的山地地形与我军决战。如果击败我军，可以重新将桂系势力推至长江边；如果战局不利，则可撤至广西甚至海南、越南。因此，虽然解放军一路解放了多个城市，但始终未能牢牢抓住桂军主力。

同时，白崇禧并非单纯撤退。他时刻关注我军动向，一旦我军南下稍有动作，就会集中优势兵力进行围攻。例如1949年10月2日，白崇禧在青树坪对我49军进行了一次伏击。在这次口袋阵中，49军遭到了严重损失，这场战斗成为渡江战役后国军少有的胜利之一。

而早在5月，陈赓差点上了白崇禧的当。当时，中央军委命令陈赓将第4兵团归于林彪、罗荣桓的指挥。

当月下旬，中央军委决定启动湘赣战役。为了支援第四野战军，陈赓命令第13军和第14军渡过赣江进行作战。

然而，当周希汉的13军刚渡过赣江时，就被狡猾的白崇禧发现了。白崇禧立即调动九个师，将刚渡江的我军两个师包围起来，这让第4兵团参谋长郭天民非常焦虑。但与郭天民不同，陈赓却保持冷静，他指着地图对大家说：

“虽然敌军调来了9个师，但由于地形的限制，正面最多只能部署4个师。这4个师根据白崇禧的指挥习惯，通常分为两个梯队，这样算来，正面只有2个师，即8个团。仅凭这8个团想消灭我们13军的2个师，是不容易的。”

众所周知，13军是第二野战军的精锐部队，而周希汉也是其中最出色的将领之一，他们不会轻易被敌军歼灭。

不久之后，周希汉确实

发回电报：“我们已经抓住了敌人，俘虏了几百人，缴获了十多门大炮，敌人已经混乱，开始后撤，我们正准备追击。”

听到周希汉的电报后，指挥部内一片欢呼。有指挥官给周希汉打电话：“周希汉，你们打得好！快追，我们马上组织后援部队支援你们！”

然而，就在这时，陈赓抢过话筒：

“周希汉注意，立即撤回，停止追击！我告诉你，明天天亮前，你们必须全部撤到赣江东岸。记住，马上撤退，务必撤到东岸，保护你的渡口！”

部署完成后，郭天民不解地问：“司令员，13军处境艰难时你似乎并不担心，现在敌军撤退了，你为何还让他们撤退呢？”

对此，陈赓解释说：

“白崇禧一向狡猾，他的8个团自然不可能歼灭我们两个师，但我们也不可能歼灭他的9个师。你想，他的9个师为什么会无缘无故地撤退呢？因此，他的计划是先后撤一段，吸引13军前进，然后切断沿江的渡口，一旦13军形成追击队形，就将13军分割包围。到那时，局面将难以挽回。13军目前的胜利可能是抓住了敌人调整部署的机会，这是个巧合，无法打乱敌人的根本态势。现在四野主力还未到，我们在赣江西岸与敌军消耗战毫无意义，不如快速撤回东岸进行休整。等到四野过了长江，我们再配合行动，这样才有胜利的把握。”

陈赓深入浅出的分析使得指挥部的所有人都佩服不已。他对白崇禧的了解可谓入骨三分。在白崇禧面前，陈赓虽多次中计，但此次他不愿再上当。

在宛东战役中，陈赓计划包围张轸兵团，眼看就要成功。然而，白崇禧识破了我们的计谋。一方面，他用中文给张轸打电话，让他继续向东进发；随后他又用日语命令：“立即向西返回南阳。”显然，白崇禧也深谙陈赓的为人。陈赓出身特工，喜欢亲自监听敌军的通信，却不懂日语。结果，正如白崇禧预料的那样，陈赓中了大当。最终，陈赓在宛东空手而归，错失了消灭3个整编师的机会，煮熟的鸭子飞了。

如今再次面对白崇禧，陈赓决不能让他再次逃脱！然而在这次湘赣战役中，我军仍未能牢牢抓住桂军主力，只消灭了4600余敌军。

因此，毛泽东认为，按照我军过去的近距离迂回和穿插打法，可能无法奏效。他认为应当改变战术，采取超远距离的包围战术。毛泽东于1949年7月16日向林彪、邓子恢等人发电：

“……完全不顾白部的临时部署，而是远远地超过他，占领他的后方，迫使他最终不得不与我军交战。因为白匪本钱小，非常狡猾，非迫不得已绝不会与我军作战。因此，你们应该准备引诱白匪的十万人至广西桂林、南宁、柳州等地消灭之，甚至可能需要追至昆明将其歼灭。”

只有像毛泽东这样的雄才大略的统帅，才能制定这样宏伟的战术方案。出人意料的是，陈赓早在6月4日就在日记中描述了自己的战略构想，即集中二野和四野的全部力量，分别从两翼突进两广和云贵，切断桂军的退路，尽早攻占西南五省。

不得不说，大将就是大将。虽然陈赓仅是一个兵团司令，但他已具备了纵观全局的战略眼光。正是这种眼光，使得陈赓与毛泽东达成了“不谋而合”的战略一致。这一点，甚至连林彪都未能做到。

毛泽东制定了“大穿插、大包围、大迂回”的战略后，林彪要求第4兵团进军湖南，意图歼灭白崇禧的主力。然而，陈赓提出了不同的看法。他认为，白崇禧极其狡猾，正面战斗难以歼灭其部队。因此，进军湖南，与毛泽东的大迂回、大包围战术相悖，不能构成对白崇禧根本的威胁。

因此，陈赓直接向中央军委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首先，陈赓认为，若进军湖南，只能侧击白崇禧军的尾部，使其主力像赶鸭子一样向两广撤退，造成以后歼敌的困难；

其次，以白崇禧的性格，正面与其作战可能是一厢情愿的事；

再次，部队多为北方人，不适应南方的湿热天气，盛夏时节，不宜再进行无谓的消耗；

最后，建议利用第四兵团的有利态势，继续向南推进，执行中央军委确定的大迂回、大包围作战方针，占领广州，切断白崇禧通往广东的退路。

陈赓作为兵团司令，直接向军委提建议，属于越级报告，这需要极大的勇气和智慧。

随后，陈赓又向林彪、刘伯承发来电报，认为由于暑热导

致非战斗减员增多。因此希望暂时进行休整，将出发时间推迟到三伏天之后。

最终，中央军委、林彪、刘伯承同意了陈赓的建议。首先，林彪改变了之前的作战计划，确定了东、中、西路南下进军的方针。陈赓兵团的作战目标由湖南改为广东；此外，四野、二野众军就地休整，进行适应性训练，以达到最佳战斗状态。

陈赓敢于坦率直言，能够做到实事求是，而毛泽东也从善如流，肯定了陈赓的建议。陈赓的地位，绝不仅仅只是兵团司令，他的建议和指挥具有战略意义。

9月4日，第四兵团领导机关进驻赣州，当时华南分局第一书记叶剑英和第三书记方方等人，以及15兵团部都已到达。9月7日，陈赓协助叶剑英召开解放广东的作战会议，传达中央军委和毛泽东关于大迂回、大包围的作战方针。同时，陈赓还向叶剑英提交了进攻广州的部署和作战方案。

会议结束后，陈赓将作战方案交给叶剑英审批。叶剑英审阅后说：“写得很好，没有意见。”随后，叶剑英动笔改了两个字，将电文后的署名——“叶陈”改为了“陈叶”。

陈赓一看急了，急忙说：“不行，这不合规矩！我的名字怎么能放在总参谋长的前面？”

然而叶剑英坚持说：“这是作战问题，不是别的问题。中央命你指挥作战，你的名字当然要放在前面。不然你一个人署名好了！”

陈赓取回电报稿后，又将署名改了回来，才送到了中央军委。

叶剑英元帅修改名字的顺序，一方面显示了他的高风亮节，不争功、不求名；另一方面，也显示了中央军委以及叶剑英对陈赓的绝对信任。陈赓在南下作战中，具有一定的便宜行事权。而在这场南下作战中，陈赓连续三次进行了机变指挥。

按照原计划，陈赓兵团的目标是解放广州。战斗打响后，陈赓兵团向广州的门户——韶关迅速推进。这时，中路的林彪发起了衡宝战役，牵制了白崇禧的主力。无奈之下，驻扎在广东的桂军被迫北援湖南，而驻守在广东的余汉谋则陷入孤立。

在短时间内，陈赓就攻克了韶关，使得广州无险可守。林彪认为，余汉谋应该会放弃广州，而选择乘铁路向西逃跑。因此，林彪建议陈赓放弃攻击广州，直接向广西进军，切断白崇禧的退路。

然而，陈赓通过香港的情报发现，余汉谋并没有向西逃跑的打算，而是准备在广州周边抵抗一段时间。同时，第四兵团距离桂林、柳州的直线距离有1300公里。从时间上考虑，根本无法实现切断敌军退路的目的。如此一来，还将余汉谋部放走了，这与大迂回、大包围的精神不符。

因此，陈赓立即起草文件，并与叶剑英一起向中央军委的毛泽东发电，并报告林彪和邓子恢。

叶、陈认为，应该顺势攻取广州，消灭余汉谋部。占领广州后不停留，然后从水路直取南宁。若放弃广州不攻而直取桂林，存在两头落空的风险。

得到陈赓电报后，林彪和毛泽东先后同意了陈赓的主张，陈赓和邓华兵团依旧按原计划向广州进军。

在陈、邓两大兵团的攻击下，余汉谋部慌忙撤退。陈赓立刻判断，余汉谋不可能从珠江口逃走，因为船只不够。他的逃跑路线有两种，一是沿海岸向雷州半岛逃跑，控制雷州半岛后再撤往海南；另一种则是向广西逃亡。

于是陈赓立即进行了第一次机变指挥。首先，解放军不进入广州城，而是直接追击敌军，因为只有消灭了敌军的有生力量才是关键。其次，他命令45师进入佛山进行阻截，堵住敌军向海南撤退的道路；同时指挥14军昼夜兼程，占领广州以西的三水、四会等城市，切断敌军逃往广西的道路。

然而就在此时，林彪却发来电报。他认为第4兵团距离余汉谋部较远，担心追不上，反而导致其逃窜到广西与白崇禧结合。因此林彪建议陈赓：“若你们追不上敌人，则望停止追击。关于广西作战，需等整个部署与配合后，再统一行动。”

如果换成其他指挥员，或许已经停止追击了。然而，陈赓却认为，若放任敌军逃到海南岛，无疑将增加我军解放该岛的难度。因此，不仅应该追上敌军，也有能力追击敌军。

因此，陈赓进行了第二次机变指挥，各军营继续加快进攻，将敌军追上并歼灭。

经过陈赓的精心布置，余汉谋部很快就撞上了我军布置的天罗地网。10月15日，14军追上国军39军，迫使103师的4000多人投降。此后，14军军长李成芳

报告，广州的逃军正在向阳江县方向逃窜，企图通过阳江前往雷州半岛。

陈赓听到这个消息后，立即进行了第三次机变指挥。他统一指挥了14军的3个师、15军的2个师和13军的1个师，共6个师，昼夜兼程向阳江方向合围。

就这样，国民党逃军主力在阳江县方向被我军三面包围。随后，14军第120团奋勇向前，占领了要地，从而四面将敌军包围。国民党军为了逃命，集中了3个师，对我军的包围圈发动了绝望的攻击。然而，他们的进攻如同拍岸的巨浪，被岸边的巨石击成白沫。我军的反击让敌军伤亡惨重。

仅用一天的时间，我军就消灭了包围圈中的敌军4个军的大部。到了27日，国民党在广东的主力部队全部被消灭，广东顺利解放，实现了对白崇禧集团东南面的包围。

就在此时，衡宝战役也结束了。林彪随机应变，大败白崇禧的主力。随后，陈赓带领部队，沿着海岸线进行兜击，彻底切断了白崇禧退往海南的道路。此战中，第4兵团消灭了桂军1.2万余人，缴获了火炮42门，汽车400多辆，其中还包括李宗仁和白崇禧的专车，甚至李宗仁佩戴的宝剑也被缴获了。

此时，白崇禧还在雷州半岛的战船上，等待着自己的余部。然而，左等右等，却发现一个人也没来，不禁号啕大哭。李宗仁、白崇禧数十年的经营，就此毁于一旦。

总结：在归林彪指挥之前，林彪曾要求直接联络到师级。然而陈赓却拒绝了，只允许联络到军级。后来陈赓解释说：

“如果直接联络到师级，停止追击的命令下达后，正按我们计划行军的各师，马上就会乱了套。各师停下来，我们再下继续追击的命令，一天时间就白白过去了。敌人很容易争取到时间逃到雷州半岛，战斗就不好打了。”

陈赓的作战讲究主动性和实事求是，他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他真正做到了“用兵之妙，存于一心”。正是他的三次机变指挥，使得广东国军被彻底消灭。陈赓，确实没有辜负毛泽东、林彪和叶剑英对他的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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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猴哥说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