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腊月的风掠过斑驳老屋，扫尘的火光在记忆深处跃动。年画里朱砂灼灼，奖状墙金粉簌簌，辞灶的纸马驮着旧日祈愿——那些被烟火熏暖的岁月碎片，在生死别离与倔强生长中，定格成北方寒冬里最滚烫的诗行。

作者：黛安

主播：李思颖

文章：《大喜将至》

编者按：

腊月的风掠过斑驳老屋，扫尘的火光在记忆深处跃动。年画里朱砂灼灼，奖状墙金粉簌簌，辞灶的纸马驮着旧日祈愿——那些被烟火熏暖的岁月碎片，在生死别离与倔强生长中，定格成北方寒冬里最滚烫的诗行。

腊八一过，日子像滑雪橇，哧啦一下就到了小年，要扫尘了。

天好，全家人把北屋里能搬的东西都搬到天井里，炕、缸、瓮这些搬不动的，用油纸、报纸盖上。早就买好了新笤帚，竹杆上一绑，母亲戴上草帽，踩着杌子，仰着脸，把三间屋的屋顶、房梁、窗户，墙壁……所有蒙尘的地方，扫个遍。平时在饭屋的灶上做饭，到了冬天很冷的时候，北屋里生了煤炉——我们叫“憋里气”——炒菜做饭就在炉子上了。日日烟熏火燎，墙与屋顶都是黑的。三间北屋，东间尤其黑。我十四岁之前，冬天的早晨，那间屋里每天都会生起一团火。

三间北屋，东西宽十米半，南北多长不知道，只知道连院子一共长十六米。堂屋，东间，西间，大小差不多是三等分。堂屋靠北墙一张长条几，几前一张八仙桌、两把椅子；水瓮在屋门西南角，炉子在东南角。后来有了一张能折叠的圆桌，吃饭时打开，吃完折叠好靠在堂屋的东墙上。几只马扎不坐时也靠东墙或西墙立着。东间里，靠北墙一张一米二宽的木床，靠东墙一张土坯垒的炕，南墙窗下一张半人高的也是土坯垒的桌子——确切地说，是台子。西间里，南窗下一张木头写字台，贴着北墙与东墙，则是几个盛粮食的瓮和缸。靠西墙原本也是一张土炕，后来，杀了一棵槐树，让木匠打了一张一米半宽的床。三间北屋，彼此之间没有门，只挂着两幅薄薄的棉布门帘。门帘一挑，人进西屋了。门帘一挑，人从东屋出来了。我们姊妹和奶奶，就睡在东间的两张炕和床上。父亲和母亲则在西间。有天小妹说，后来睡不开，西间靠北墙又加了一张床。我却记不得了。若果真如此，夏天夜半从窗棂照进的月光，应该顺着床腿铺到了谁的身上，就像东间里，深夜醒来，我看着一小片月光一只白猫一样贴在我枕边。

冬天的早晨，屋里的水缸里飘着一层薄薄的冰。母亲照旧早起扫净了院子，做好了饭。奶奶要起床，母亲不让，说奶奶身子骨瓤糠，不禁凉，要给奶奶烤了棉衣再起。奶奶，年轻时的窈窕淑女，十六岁嫁给爷爷时，下轿后“倒毡”而行，在主持人“瓜瓞绵绵，而昌而炽，同心同德，宜室宜家”的祝福中进入洞房。爷爷自幼练武，会轻功，会飞檐走壁。兵荒马乱的年代，一身好武功的男人，注定属于战场。连续两个月在剧院看常香玉的演出，这样鲜花着锦的日子，奶奶自然是常常有的。然世事荒唐，奶奶终究在三十五上守了寡。彼时，父亲十七岁，姑姑十六岁。紧接着，一场再普通不过的出疹子，从我的生命谱系中，永久地删除了“姑姑”一词，让孤儿寡母成为父亲和奶奶的身份特征。后来很多年，但凡老辈人提到姑姑，那个十六岁就遁入尘埃的姑娘，都说，真俊啊，再没见过那么好看的女孩子。命运给什么，奶奶就接过来什么，一生驯从。血肉之躯如堵不严的窗户，奶奶的身体里，寒风吹彻。

直到一团火一样的母亲嫁进门。

母亲从饭屋抱来柴火，放在东间一张炕、一张床、一只土台子围成的狭小空地上点着。柴火通常是麦秸和麻杆。麦秸干松，好生火，噌——，火柴一擦，只需点燃几根，一小堆麦秸就轰轰地着了。细长的麻杆白生生的，火起的慢，耐烧。有时候，母亲也会拤一捧奓子。奓子就是玉米扎在地里的根。玉米棵砍倒运走后，高举着锄头把根从地里刨出来，抡起三齿钩打掉上面的土。这动作像极了打高尔夫球。不同的是，一个是劳动，更多地俯身大地，停留在物质层面；一个是消遣，常常仰望天空，高居精神层面。奓子晒干，捡到筐里背回家。但它易生烟，比麦秸和麻杆烧的次数就少。那些寒冷的早晨，火苗一起，母亲从两床棉被之间摸出奶奶的棉袄，把袖子反过来，在火上烤。母亲尽可能让棉衣靠近火，那样烤得热；又不能贴太近，否则会烤糊，或烤焦，或烧着。来回调几个个，烤得热乎乎的了，把袖子塞回去，让奶奶坐起来趁热穿上。再摸出棉裤烤。奶奶是裹脚，标准的三寸金莲，锥形的、小小的棉鞋也要烤。火，经过母亲的手，把奶奶从头暖到了脚。我和奶奶睡，炕窄，奶奶在南头，我在北头，两人通腿。整个冬天，火，这世间最不可思议的东西，都会从麦秸、麻秸、奓子、秫秸里跑出来，以舞蹈的姿态，出现在奶奶的床前。我一次次看着，看火焰如炬，看青烟缭绕，看灰烬满屋子飘，直到火光湮灭。

奶奶的棉衣烤完，我央求道，娘，俺也想穿热乎的！小孩身上三把火，你的不用烤。母亲说。我嚷嚷，我身上哪有火？你，你……突然想起有次听二奶奶说的一句话，脱口而出，你是什么人什么待，什么萝卜切什么菜！睡在靠北墙那张炕上的二姐噗嗤笑了，问我，你是什么萝卜？母亲也笑了，说，人不大吧，怪会说。然后，顺带着给我烤了。我赶紧钻出被窝穿衣服，生怕慢了热乎气就跑了。那真是整个冬天少有的温暖。我真想用什么东西把那种暖烘烘的热长久地留住，但我始终没找到。

年年岁岁，火光都能如期照亮那间黯淡的屋子。这样的日子，地久天长。可十四岁那年，九月的一天，有人去学校叫我，说奶奶老了。我一路哭着往家跑。以前，奶奶伸出手，给我这给我那。而那次，她静静地躺着，双手并拢，将自己和盘托出，给了我她的死亡。那时候的我已经不止一次看过别人家发丧，知道死是怎么回事，但似乎，那些都是预习，唯独奶奶的死是真的。我默默地站在床前看着死亡。它平静，瘦，皮包骨头。奇怪的是，炕上氤氲着一股栀子花般的奇香，似乎奶奶变成了一朵花。那年冬天的早晨，寒冷依旧，但东间的空地上再没生过火。以后多少年都没有。有一种火，完成了它的使命，永远消失在了我的少年时代。冬天冷而长。我眼睁睁地看着脚踝冻得裂开口子，手背肿得小馒头一样。从小我就知道，冷，是身边一个可怕的物件，具体可感。

不再生火的东间，灰似乎并没少，笤帚过处，扑簌簌落。细细的尘在太阳的光束里肆意飞扬。阳光照着尘埃，也照着尘埃中灰头土脸的母亲。但母亲似乎全然不知，她一下下，刺拉拉，刺拉拉，扫得又快又干净。墙上留下一道道灰白。

三间屋不大，一年积下的灰，却也要一上午的工夫。屋子扫完，搬到天井里的物件，一一擦拭干净再搬回屋。一切都收拾妥了，饿得前胸贴后背了，才炖颗白菜吃午饭。

泛黄的旧报纸扫屋前就撕下来了，下午，打浆糊往各面墙上糊新报纸和年画。照例，堂屋北墙的正中是领袖像，两边才是年画。我们贴过《红楼梦》，贴过《水浒传》。有一年，我和小妹买了四幅《侠女十三妹》的连环画，一边两幅。不久前我们才看过那部电影，露天的，幕布扯在两棵树之间，人多，乌乌泱泱，有本事的骑到树杈上，抢不到好位置的只好看反面。银幕上的十三妹，黑眸杏眼，舞刀弄剑，英姿飒爽。黛玉、宝钗美若天仙，但十三妹让我看到了另一种不同的美。原来，不止男人，女人也可以如此铁骨铮铮。另一年，我和父亲去赶集，在年画摊上，我俩同时被一张画吸住了。整个画面，几乎全是厚重的红色，红色的树，红色的山，一团烈焰一样，把整个集市都要点燃了。唯有三两挂飞流而下的瀑布、依稀掩映在丛林中的七八处院落以及奔淌在山脚黑石间的溪水是白色的。细看，画的左上角竖着写有几行字：萬山红遍層林盡染一九六四年秋九月寫毛主席词意于北京西山李可染。我们买回去，它几乎贴满了堂屋的一整面东墙。每每站在那副画前，我都觉得自己的魂被它既庄重雄浑又古朴典雅的美勾走了。我甚至频频做梦，梦中的我在山林中走啊走啊，总也走不到头。彼时的我并未意识到，它正在对我日后的审美起着巨大的启蒙作用。我爱上了那种红。多年后看资料，原来真迹《万山红遍》上的红，是李可染先生用从故宫流出的半斤乾隆朱砂绘制而成。同一题材他一共作了尺寸各异的七幅。十多年前有消息说，最大的那幅以近三个亿的价格被人拍走。看图，正是当年我贴的那幅印刷品。还有一年，墙上贴的是上一年的挂历，十二张，全是花鸟。我想不起那些挂历是怎么来的，如同想不起西间后来增加过一张床。丢失的记忆，如消失在灰烬中的火苗。但我清晰地记得那些唯美画面。其中一张，浓密的绿叶间，一只小鸟单立枝头，左边竖着题了一行字:何日君再来。没人知道少年的我盯着那行字看过多少次。我很小就知道，人一生中有些等待是永无尽头的。就像奶奶和父亲，他们来到人间，有一天，宛若飞鸟，去了遥远的他乡。我们全家人在心里等啊等啊。直到今天，多年过去了，两个人谁都没回来。他们只肯偶尔到我梦里，一闪，就走了。及至后来，当我无意中听到一首歌，蓦然怔住：好花不常开，好景不常在，愁堆解笑眉，泪洒相思带。今宵离别后，何日君再来……

一旦离开，永不再来。

墙上换的是旧报纸，旧年画，不换的是奖状。挨着旧的，贴上新的。一年年，奖状贴满了一面墙。那是我们姊妹的旗帜、勋章。学校放假，奖状不是自己带回家，是学校敲着锣打着鼓送到家。颁奖的队伍行走在一条条胡同里，后面踢里踏拉跟满了整个村的孩子。鼓声响彻村庄的上空，孩子心里的小鼓槌也在敲个不停。咚咚咚。咚咚咚。谁都期待那样被大张旗鼓宣扬的荣耀降临到自己的头上。喧天的锣鼓在谁家大门口停下，谁家的大人脸上有光了。得奖的孩子，心里分明欢呼着，雀跃着，但众目睽睽下接过老师递过来的大红花和奖状，还是不免有些拘谨。紧张，兴奋，冷，使得小脸通红。一年又一年，时时被那短暂的煊赫鼓舞着，学习这件事，竟比吃了蜜还甜。无数个深夜，我被催着去睡觉。尕妞，不早了，睡吧。嗯。我应着。睡吧，不早了，还得早起上学。嗯。父亲一遍遍催，我一遍遍答应，眼睛却不舍得从煤油灯下的课本上离开。什么叫书山有路勤为径？什么叫学海无涯苦作舟？咹？看看人家姊妹们！当有一天，大姐，二姐，我，先后踏入大学校门，本家当老师的一个婶子在班里这样教育她的学生。“茅屋里飞出金凤凰。”村里人说。而这之前，人们对我父母说的最多的是，丫头片子上那么多学干么，早晚得找婆家，不如省下钱翻盖翻盖三间草屋。父亲，那个读过中专，会双手打算盘，会跳舞，会吹口琴，会弹脚踏琴的男人，没有听他们的，他只听从自己内心的声音。母亲也没有。母亲听父亲的。

贴过报纸与年画的墙壁，亮堂堂的，新房一样。曾经蒙尘的日子，就这样重新有了光，尽管，从这一刻开始，新的尘埃已经源源不断地落下来。

照例，小年的黄昏要辞灶。母亲在饭屋的灶前点燃三支香，插在香炉里，对着灶口贴的灶王爷爷画说道：今天腊月二十三，灶王爷爷上西天。恁老人家，可得少捎口舌和是非，多捎粮食多捎钱。有一年，父亲竟然用一张大红纸写了疏文。母亲不识字，那疏文就是我读的。我依稀记得三两句，…… 今当岁暮，上奏天庭，恳求定福真君庇荫吾家老幼……读完，叠起来伸进灶里一把火烧了。黑色的文字乘着火焰的红翅膀，去了天上。如此郑重，来年的日子有没有比上一年更好，我已记不清了。早慧的我看着辞灶的母亲，很想告诉她，其实每个人都是自己的神。但我一次都没说过。每年换一张新的灶王爷年画贴在家里，给人辽阔无边的希望，多好。

我曾见识过村里五爷爷家不一样的辞灶。五爷爷是潍坊诸城人，为着什么原因，落脚到了我们村。他的儿子宝珠从小喜欢画画。每到小年的晚上，五奶奶摆好四个盛着各种点心的碟子后，就会说，珠儿，你画匹马吧！宝珠就在已经备好的红纸上郑重其事地画一匹马，再剪下来。五奶奶捏着马背，在米缸里放一会儿，让马吃饱；再把马嘴饮在水盆里，让马喝足。最后，供桌前点香颂念。五奶奶的言辞里，除了让灶王爷少捎口舌是非多捎钱粮这普遍而朴素的愿望，还有这样一句：把那戴红帽的多捎几个来。我问戴红帽的是啥。五奶奶说，老家的男孩子，小时候戴的是半帽，上面是红的，下面一溜黑。我心里想，怪不得五奶奶好几个儿子，我娘没嘱咐灶王爷这条，就只送来丫头。五奶奶颂念完，把纸马烧掉。原来，在他们老家，灶王爷是骑马回家的。有一年，我悄悄给正在画马的宝珠说，你画一架飞机！五奶奶正好走过来，听见了，说，不中不中！

那先前母亲辞灶，什么都没画，灶王爷的坐骑是什么呢？

小年一过，村子里一天天热闹起来了。蹦！——当！——嗖！——叭！——时不时有人放个爆仗。人们个个脸上挂着笑，好像从来没有过烦心事，下雪也不觉得冷，因为，那闪着金光的、给人巨大喜悦的日子，已在不远处等着了。

山·与

帚扫旧尘扬 火舌吻棉裳

年画淬红墙 奖状镀金浪

纸马驮祈愿 疏文燃天光

星火缝行囊 暖色永不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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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西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