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其实这种现象早就被注意到了。近些年我陆续在网上也看到过其他人分享他们在博物馆里的观察，多家博物馆都有被当作簪子的耳环。”这位牛同学说，“我不是说博物馆的工作人员‘掰直’了它们，应该是出土的时候耳环钩已经被压弯变形，从而被误认为是簪子。”

近日，一位网友在社交平台发帖称，在一家博物馆的展厅里，有耳环“被掰直”，当成了簪子。下面的留言中也有网友表示，不止一家博物馆存在这种情况。

这种葫芦造型的金耳环是明代“爆款”耳环，因葫芦谐音“福禄”，深受达官贵人喜爱，在明代前期几位皇后的画像中也出现过。但它们是为什么变成了簪子的呢？

蕲州、蕲春出土明代金饰

这位发帖网友表示，自己姓牛，是高校学生，工科专业，并非历史文博专业，但因为兴趣爱好，闲暇时间常去逛博物馆，阅读相关文献等。

“其实这种现象早就被注意到了。近些年我陆续在网上也看到过其他人分享他们在博物馆里的观察，多家博物馆都有被当作簪子的耳环。”这位牛同学说，“我不是说博物馆的工作人员‘掰直’了它们，应该是出土的时候耳环钩已经被压弯变形，从而被误认为是簪子。”

细看图片，如果这精美的金葫芦作为耳坠，算得上精美气派。但作为簪子的话，细长圆锥形的“簪杆”看起来确实比较容易滑脱。但在牛同学的帖子下也有网友质疑：“谁说一定都是耳环呢，可能是一个系列的吧，有耳环有簪子，有项链等等。”

他回复道：“如果你看的明代文物多，一看就会知道是耳环。”

四川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齐东方是研究中国古代金银器的资深专家，出版有《唐代金银器研究》等多部学术专著，目前正在编著一本关于中国出土金银器的合集。他认为这就是耳环，理由是：“因为有大量的出土（葫芦耳环）实物，都和它（图中“簪子”）是一样的。”

这位牛同学说，自己后来也通过留言的方式向博物馆提出疑问，并很快得到了回复，确认这两件金饰在出土时大致形状便如此，不存在工作人员违规“掰直”的行为。

这两只“掰直”的耳坠与金簪放在一起看着也并不违和

齐东方说，博物馆里这种情况并不少见，“这个当成那个，那个当成这个的，因为我们不知道的东西太多了。就好比著名的司母戊鼎叫了那么多年，有人又说应该是‘后母戊鼎’一样。不同领域的专家有不同意见，学术也在不断发展，新的研究带来新的认识，所以很正常。”

【延伸】“后母戊鼎”与“司母戊鼎”的称谓之争

“后母戊鼎”与“司母戊鼎”的称谓之争，可谓学术界探讨的热点话题。国之重宝缘何“改姓”？

这一青铜大方鼎，是商朝后期（约前十四世纪至前十一世纪）的杰出青铜制品，于1939年3月在河南省安阳市武官村被意外发现。是目前已知中国古代最重的青铜器。

商后母戊鼎，又称司母戊鼎、司母戊大方鼎

自大鼎出土之日起，围绕其名称问题，各家颇有著述，至今争讼不断。“后母戊鼎”与“司母戊鼎”的称谓之争，主要源于鼎腹内壁上铸有的三个铭文——“后母戊”或“司母戊”。这一争议的核心在于对铭文中“司”与“后”二字的解读。

腹内壁铸有铭文

1946年张凤首次提出“司母戊鼎”释读方案，之后传说由郭沫若定名为“司母戊鼎”并就此沿用，但未见具体说明。

至于“后母戊鼎”之说，则最早由台湾学者金祥恒先生在20世纪60年代首次提出，认为“后”“司”本一字，本字是“后”，假借为“司”。丁骕先生指出商王武丁时期“司”“后”二形均是“后”字，祖甲时期“后”仍写为“后”，但是可以表示“司”即祭祀，祖甲以后的“后”字则一律写为“司”。

1976年，河南安阳殷墟发现妇好墓，出土的铜器中，有两件大方鼎铸有“母辛”铭文，经过考证，“母戊鼎”的“戊”和“母辛”的“辛”，都是商王武丁的法定配偶，即王后，从此，“后母戊鼎”说的影响逐渐扩大。

20世纪80年代起，中国国家博物馆部分学者开始以“后母戊鼎”介绍这件大鼎，2011年中国国家博物馆改扩建后重新开馆，后母戊鼎在专题陈列“中国古代青铜器艺术”展出，标志着大鼎出土七十余年之后，首次以“后母戊鼎”之名亮相，同时，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新闻30分”播放的文物新闻中，首次在官方媒体层面称之为“后母戊鼎”，多家报纸也刊载大鼎改名新闻，一石激起千层浪，在学界内外引起广泛关注，关于“司”“后”的论证一度成为研究热点。2022年，中国国家博物馆终身研究馆员孙机先生做客中央电视台《吾家吾国》栏目时，再次就“是后不是司”作出解释。

鼎是中华文化共同体意识的重要象征。后母戊鼎作为国之重器，承载中华民族的基因和血脉，已经成为典型的文化符号，因此，它的名称择用须慎之又慎。目前，学界对于称“司母戊鼎”还是“后母戊鼎”，皆可备一说，在掌握更加确凿的古文字学证据之前，应该鼓励学术争鸣，尊重古文字学研究及其发展的规律，让真理越辩越明。

来源：羊城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