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1968年，我前往莫旗插队。冬季的严寒让我时常因难以忍受而逃回北京。然而，重返京城后，我却总感觉有人在暗中窥探我的行踪。

1968年，我前往莫旗插队。冬季的严寒让我时常因难以忍受而逃回北京。然而，重返京城后，我却总感觉有人在暗中窥探我的行踪。

在胡同里，几个老太太戴着红袖章，坐在小马扎上闲聊。那袖章上印着的字样似乎是“治安纠察”之类的。她们究竟是在认真值班，还是在悠然晒太阳，无人知晓，只是她们看起来都显得有些慵懒和困倦。拐杖斜靠在肩上，脚边的小白狗也闭着眼睛趴着。尽管人来人往，她们却连眼皮都不抬一下，一副漠不关心的神态。

另一个老太太的形象在我脑海中浮现。说她是老太太，其实那时她也就五十多岁。如今在另一个世界里，或许她还在担任街道主任呢！她姓包，个子不高，嘴里镶着几颗金牙。她总是神情严肃，即便笑起来也显得不自然，像是在勉强应付。她脾气暴躁，喜欢骂人，还爱抽烟，那根烟卷不是叼在嘴里，就是夹在指间。说话时，她那双小圆眼睛总是滴溜溜地打量着对方，仿佛要洞悉对方内心的秘密。她的嗓音沙哑，所有的声音都像是从喉咙深处硬挤出来的，连咳嗽声都带着一种干哑的感觉。

她的标志性特征是一年四季都戴着治安联防的红袖章，永远穿着深色的衣服，就连夏天的汗衫都是黑绸的。她走在胡同里，神气十足，甚至带着几分霸气。

1968年，我前往莫旗插队。由于冬日严寒，我返回北京暂居。一来村里确实无事可做，二来心中也期盼着回家过年。临回北京前，我到公社开证明。乌秘书问我打算在家待多久，我回答说：“您就给写三个月吧。”乌秘书二话不说，大笔一挥便写好了。

那时候，知青回北京都需要到街道办理临时户口。客套话说完后，包老太太看了看我拿出的证明，点了一支烟，吸了一口，目光转向窗外。

我试图找些话说：“您身体真好，街道的事儿肯定也够您忙的！”她的目光这才移到我的脸上，金牙在烟雾中闪了一下。她指了指桌上的证明信，眯着眼睛问：“这是怎么回事？”我回答：“农村现在农闲了，我这不是回家过年嘛。”包老太太又吸了口烟：“我没问你这个，这是谁给你写的？”

我连忙解释：“证明上都写得很清楚，反正冬天也没什么事，我打算回来多待些日子。”

老太太突然站了起来：“我告诉你！”

“我问你这证明是谁给你开的？”她的语气中透出主任的威严，眼睛瞪得溜圆。我赶紧说：“这证明信是公社干部给开的，您看，这不是还盖着章吗？”

老太太的声音沙哑而冰冷，一字一顿地说：“我告诉你，我见过的证明多了。谁敢开三个月的探亲假！你给我重新开一张，要真的啊！”

我有些着急，连忙解释：“我这证明就是真的！我们那儿冬天没事干，一待就是好几个月。我同学也都是开这么多天。人家回家都能报临时户口，您怎么就不给报呢？”

老太太差点把烟卷儿喷出来，瞪着眼睛说：“我告诉你，别人的我可都给报了！人家的证明都没问题！别人最多也就开个十五天，你怎么就这么特殊？这事儿我得找派出所的小张问问清楚！”

我生怕她不给我报临时户口，赶紧说：“您别急呀，我这证明保证是真的！就是去派出所核实也没关系。您要是嫌天数多，就给我也报十五天吧？”

老太太沉默了一会儿，抽着烟，斜睨了我一眼：“这才过了五天，你就要走啊？”

这话差点让我噎住，但我也不敢跟她急，毕竟她是街道主任。我连忙掏出一支金沙江烟递了过去。

老太太没接电话：“我跟你说，也不是不给你报，你们回来过年也行。但别给我惹麻烦！你们一回来就乱套！最多先给你报半个月。”

接着便是一通叮嘱，少出门，别惹事，别跟人打架，还说马上就要严打了，别往枪口上撞。听她那口气，

我仿佛是从威虎山下来的崔三爷的队伍！

我笑着对老太太说：“您看我像那种整天打架惹事的人吗？”

包主任露出一口金牙，冷笑道：“你们这些插队的，哪个不是打砸抢的？有几个老实的？陈三儿你认识吧？刚从外地回来，警察就找上门了！”

我迈出屋门时，听见包老太太对别人说：“这小子还算老实，前天老陈家那三儿，哼，想气我！我叫小张教训了他一顿！”

小张是我们这儿的社区民警。这是我第一次和街道主任打交道，之前就听说包老太太为人非常强势，这次算是真正见识到了。不过，总的来说，临时户口的事情还是顺利办好了。

每到腊月二十，在外地插队和兵团工作的朋友们陆续返乡，大家开始互相串门。我们这些分散在天南海北的老同学见面后，总是大谈各自的经历，天马行空地闲聊。不像现在，人们聚在一起多是打麻将或玩牌。

那时候大家都没什么钱，也没法聚在一起喝酒吃火锅，只是今天去你家，明天去他家。不管到谁家，都是聊个不停，屋子里总是烟雾缭绕，时不时爆发出一阵大笑，或者有人突然大喊一声。聊得兴起时，还会随手抓点吃的，完全没把自己当外人。

有一天，三个在牧区插队的同学来找我。他们个个皮肤黝黑，脚蹬蒙古靴，头戴大皮帽，尽显牧民的风采。要不是北京天气暖和，他们肯定会穿着蒙古袍过来。

一进家门，我着实吃了一惊，还以为来了外国人。他们身上带着一股羊膻味，但脚上的皮靴却非常抢眼，不仅让身材显得更加挺拔，还增添了几分英武之气。他们兴致勃勃地给我讲述着牧区的奇闻趣事，抽烟抽得烟雾缭绕，以至于不得不把门敞开一半。

当提到他们天天吃羊肉，甚至需要经常宰羊时，赵胖儿笑着说：“我们人手一把蒙古刀，天天都得摆弄这玩意儿……”

这时，小丁子转过头对我说：“好像有人找你，你看看外面是谁？”

此时，屋里的烟正从门口往外涌，我一眼就瞥见了一只戴着红袖章的胳膊，紧接着便听到一个沙哑的声音说：“你们这是在干什么？屋里着火了吗？”话音未落，包老太太已经迈步走了进来，大家纷纷站了起来。

我赶忙迎上去说：“哎哟，哎哟，包主任，您来了。”

老太太和我们一样，手里也夹着一支烟。她先是仔细打量了赵胖儿、小丁子和马大哈一番，还特意看了看他们脚上的大皮靴子和放在床上的大皮帽子，随后似笑非笑地对我说：“你爹妈上班去了，你就无法无天啦？”

赵胖儿忍不住插话道：“您是街坊大妈吧？您……”

话还没说完，就被老太太狠狠瞪了一眼：“我告诉你，我这么大岁数，什么都不怕！”赵胖儿顿时愣住了。

接着，包主任又发话了：“你们都是干什么的？还天天玩儿刀子！”

随后又转向我：“这也是你的同学？你倒是认识不少这样的人！聚在一起这是打算干什么呀？”

老太太这几句话，逗得我们哈哈大笑，几个人连忙称呼她为大妈，气氛顿时变得融洽起来。马大哈笑着调侃道：“老太太，您是工人民兵吧？说话怎么跟审贼似的？”

老太太脸色骤变，冷若冰霜：“我警告你，别跟我耍花招！你到底住在哪里？”

马大哈依旧嬉皮笑脸地回答：“我住东华门，但可轮不到您来管。”

老太太将手中的烟蒂狠狠掷向地面，用脚用力碾灭，随后竟露出一丝冷笑：“虽然不归我管，但东华门派出所可不会坐视不理吧？”

我赶忙对马大哈说：“别跟包大妈贫嘴了，你再把她气着！”接着又转向包老太太：“主任，您找我有事吗？”

老太太扫了我们一眼，指着地上的几双大皮靴说：“穿这种鞋子走路不嫌沉吗？你们走在街上也太显眼了，这就是惹事的苗头！我从胡同口就看见你们进来了！我告诉你们，聚在一起聊聊天可以，但别出去惹事！就算要闹，也别在我这儿闹！”

她又瞪了马大哈一眼：“要去东华门那边闹去！”

她一边说话，一边目光早已将屋内扫视一圈，随后问道：“这屋里是不是藏着羊肉？这股膻味也太浓了吧！”

通常情况下，知青回家过年，到了2月底就会陆续返回农村。而我似乎是待得最久的，直到3月底，我还在家里闲逛。

那天，我刚从外面回到家，包老太太就急匆匆地跑进院子。她夹着烟的手指向我，劈头就问：“你干什么去了？”这突如其来的问题让我一时愣住了。

我回答道：“没干什么呀。”

老太太紧接着说：“我告诉你，我来了两回了。你是打算在北京住下不走了吗？年也过完了，人家该回去的都回去了，你一个大小伙子天天在这儿进进出出的，想住到什么时候呀？你们家的粮票够你吃的吗？”她一口气问了一大堆问题，绕来绕去，其实就是催我回农村。

自从过完年，包老太太已经找了我好几次，每次无非是催我早点回去，仿佛我在北京待着是吃他们家的粮食似的。

有一回，我忍不住说：“您不知道，我们那儿冬天没事干，连老乡都能待上一个冬天。那地方冷得厉害，就您穿这身衣服，在那儿早就冻僵了！”

包老太太一听这话，顿时勃然大怒，金牙外露，烟头几乎要戳到我的眼睛，怒斥道：“你简直岂有此理，难道盼着我冻死吗？把我冻死了，你就称心如意了？你这样的态度，正应该到乡下去好好锻炼一番！”若不是街坊们及时劝阻，看她那架势，老太太恐怕真要动手打我。

到了晚上，她又找上门来，我妈费尽口舌才把她劝走，并承诺会尽快安排我回农村。从那以后，她隔三岔五就来我家，一见面就追问何时动身。

根据国家规定，职工每年享有30天的探亲假探望配偶。我几乎每年都会回来，享受这30天的假期。尽管如此，包老太太每年依旧不厌其烦地催促我离开。后来，我询问了住在附近的几个知青，发现他们的遭遇与我大同小异，没有人不埋怨包老太太的。

有个在山西插队的街坊讲了一件颇为有趣的事：有一年春节前，包老太太笑眯眯地找上门来，说次日下午居委会集合，要带他们去东城俱乐部开会，还透露会后会有文艺演出。

那哥们儿乐呵呵地跟几个人去了。到了现场一看，警察不少，再看舞台上的大横幅，原来是批斗会！想出去是不可能的。

批斗结束后，人犯直接被押往新疆。这哥儿几个坐在前排，把手铐脚镣看得一清二楚，心惊胆战地开完会，心里把包老太太骂了八百多遍！事后，他们问包老太太为何要蒙人，她却不以为然。

那老太太理直气壮地说道：“你不看谁看呀？你凭什么不该受教育呀？我都看了呢！想看文艺演出是吧？等着吧，等有好节目了我再亲自上门请你去看！”

就因为这事儿，那哥们儿气得一见包老太太就扭过头去。后来碰到我们这些插队的人，还特意叮嘱包老太太去看文艺演出。

每次见面都要说一遍，简直快成祥林嫂了。我猜他可能这辈子都不敢去看演出了，至少是不敢坐在前排了。

还有一件事让我印象深刻。一个同学晚上要从北京站乘车回莫旗，上午他骑自行车把两个提包送到我家，因为我家离北京站近，他打算把车放回家后，晚上再过来取东西赶火车。

我和另外几个同学也准备晚上去送他。也许就在他进入胡同的那一刻，就被包老太太盯上了，他骑着一辆在当时非常时髦的锰钢自行车。

下午，我在家中无所事事，电匣子里正热闹地播放着《智取威虎山》。我透过玻璃窗，看到包老太太走进了院子，身后紧跟着身穿国防绿警服、夹着小黑包的片儿警小张！

这两人进院后先四处查看了一番。我在屋里看着他们，心里想：又来查卫生了吧！

包老太太推门而入，回头喊道：“张儿，这屋！”

一名警察随即迈步走了进来。我连忙招呼：“请进，坐吧！”两人迅速扫视了一圈屋内，目光最终落在了床上摆放的两只提包上。

一只提包是黑色人造革材质，挂着锁。另一只是绿色帆布的，拉链没有完全拉上，从里面露出一截用报纸包裹的羽毛球拍。

包老太太开始发问：“在家忙什么呢？先把收音机关掉！”我关掉收音机，递烟过去，老太太没接，警察也摆了摆手。

我赶紧请他们坐下，并打算给二位倒点水。

包老太太厉声喝道：“别忙活了！坐下！小张来是想问你点事！”同时，她掏出烟递给警察。

警察似乎为了表现严肃，也没有接包老太太的烟。

老太太点燃香烟，晃了晃火柴棍后扔在地上，看了看小张，又紧紧盯住床上的提包，仿佛一眨眼提包就会消失似的。

我也看向那引起警察注意的提包，大概猜到了他们的来意，狠狠地瞪了包老太太一眼，不紧不慢地回应：“好吧，您想问什么？”

这位警察看起来二十五六岁，比我略高一些，似乎有几天没刮胡子了，虽然神情略显疲惫，但说话比包老太太和气一些：“你去过东北吗？”

“啊，我在内蒙古莫旗插队呢。”

“回来多久了？”

“差不多两个月了。”

他瞥了一眼那两个提包，问道：“这是收拾好东西准备回去了？你不是得待满三个月吗？”说话时，他脸上难得地露出了一丝微笑。

我面无表情地回答：“我不走啊，这不是我的东西。”

包老太太一边吐着烟圈，一边冲我发问：“那是谁的？”

我转向警察说道：“包主任可真是关心我，天天守在我们家门口，哪怕我在家里有点动静，她都能立刻察觉！”

话还没说完，包老太太就激动地跳了起来，嘴里叼着的烟卷差点儿被吞下去，她冲我大声嚷道：“你这臭小子！”

我早有预料，不慌不忙地对警察说：“您看看，一开口就骂人！”

警察没有理会老太太，只是向她摆了摆手，然后对我说：“你这么说就不对了，包主任关心你有什么不对？你这态度很有问题！”

我回应道：“你们不就是为了这两个提包来的吗？那包主任您说说，我的提包怎么得罪您了？”

警察赶忙说：“那你解释一下这是怎么回事。”同时指了指提包。

我详细地向他们讲述了整个事件的来龙去脉。听完后，包老太太还追问：“你那同学晚上几点走啊？”

警察伸手捏了捏从提包里露出来的裹着报纸的羽毛球拍。

我说：“那是羽毛球拍。”

晚上7点多，我和同学一起出门时，看到包老太太和另外两个老太太在胡同口聊天，都戴着红袖章。

老太太的目光紧盯着那两个提包。当我们经过她身边时，包老太太哼了一声，算是打了招呼。

我说：“您在这儿值班呢？”随后又补了一句：“您不跟我去车站送送人？”除了我和包老太太之外，其他人都对这一幕感到莫名其妙。

后来，我回到北京，开始上班，也有了孩子，就再也没有和包老太太发生过冲突，也渐渐把她忘了。

有一次，我骑车在胡同里走，迎面碰到了包老太太，她没有认出我。她已经满头银发，步履蹒跚，手里提着一包重物。她依然穿着那件黑色毛衣，只是那醒目的红袖章已经不见了，既没有叼着烟卷，也没有手持烟斗，双眼只是凝视着脚下的路面。

听说老太太在街道选举中落选了。不知道现在的街道主任中还有几个像包老太太这样的人。

有一次，我和昔日插队的伙伴笨牛相聚小酌，聊起往事，他竟然还记得我们街道的包老太太。我笑道：“那老太太还健在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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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鸣金不收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