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我在掘港农场工作了十年，起初在十连务农六年，随后在农场创办的纺织器材厂工作了四年。在连队种田期间，我大部分时间都在十连的青年突击班，负责种植棉花试验田。
[讲述人：陈玉娣]
我在掘港农场工作了十年，起初在十连务农六年，随后在农场创办的纺织器材厂工作了四年。在连队种田期间，我大部分时间都在十连的青年突击班，负责种植棉花试验田。
那片让我魂牵梦绕的试验田，陪伴我度过了将近1300个难忘的日夜，深深地铭刻在我的记忆里。艰苦的劳动磨砺了我，科学的知识充实了我，战友的情谊温暖了我，丰收的喜悦陶醉了我，往事依然历历在目。
我原本在十连一排工作，1972年3月的一天，连队指导员林立功突然找我谈话，决定将我调到连部所在的二排，担任新成立的青年突击班副班长，与班长於银苹一起带领10名战士（兵团年代的农场职工和知青与军人一样都称战士），负责种植40亩棉花试验田。
青年突击班由清一色的年轻姑娘组成，平均年龄仅20岁出头。其中有4名女知青，包括我和李学云、张秀文，均来自江阴，还有一名徐州知青孙和艳，她们都是从十连各排选拔出的骨干力量；其余8名则是农场的女青年职工。
当时，我内心充满了矛盾。来到农场不过三年，我既缺乏种植棉花的知识和技术，又没有领导经验，如今要与班长一起带领全班战士共同耕耘这片棉花试验田，我真的能够胜任吗？但转念一想，兵团战士以服从为天职，我一时难以抉择，心中不免有些犹豫。
指导员对我进行了一番思想政治教育。他语重心长地告诉我，作为兵团战士，心中必须时刻牢记“认真”二字，并具备“工作就是斗争”以及“为着解决困难去工作、去斗争”的精神。只要秉持这样的信念，就没有做不好的事情和完不成的任务！他还强调，青年突击班现已划归二排，由连部直接领导，圣开荣连长将担任你们的技术总指导，还有什么可担心的呢？听完这番话，我满怀信心地走马上任了。
初次踏入棉花试验田，我注意到田块的北边矗立着几座老职工的住房，旁边环绕着防风沙的林带以及一条小河塘。约百亩的荒地中，有40亩被开垦出来种植棉花，其余则种植着水稻。牛犁翻过的泥垈子比脸盆还大，干枯的杂草从泥块的缝隙中倔强地探出头来，仿佛在向我们示威。
要将这样一片荒地改造成棉花试验田，谈何容易！圣连长似乎看透了大家的心思，他说道：“我们要发扬‘革命加拼命’的精神，探索方法和经验，将这片荒地转变为高产棉田，这正是我们种植棉花试验田的目的。”这项艰巨的任务，就落在了姑娘的肩上！
一番话重新点燃了大家心中那几乎冷却的热情。随后，圣连长向大家详细讲解了棉花播种前的各项准备工作，并亲自示范操作。从那时起，从翻地、斩泥（将泥块敲碎）到挑猪粪施基肥，从做垅到挖排水沟，所有的农活都需要我们自己动手。时间紧迫，我们就起早贪黑地拼命干。即便累了，大家也从不抱怨，只是互相捶捶背，彼此鼓励，然后继续埋头苦干。
在翻地斩泥时，钉耙敲打在坚硬的泥垈子上，只留下齿痕，震得虎口阵阵发疼。我们的手上磨出了一串串血泡，简单用手帕或布条一缠，便咬紧牙关继续干活。从养猪场到试验田的路途遥远，肩挑猪粪的担子压得肩膀又红又肿，疼痛难忍，以至于姑娘在挑担时都成了《封神演义》中“歪脖子”申公豹的模样。即便如此，大家还是一边干活，一边互相说笑，欢声笑语不断在田间上空回荡。
挖排水沟原本是男壮劳力的活儿，如今却落到我们自己头上，尤其是我们4个女知青，从未使用过10多斤重的大铁锹。带血泡的手一碰到铁锹，便传来一阵钻心的疼痛，额头上豆大的汗珠不断渗出。我们的臂力也不足，只能将整个身体压在铁锹的把手上，倾尽全力，如同蚂蚁啃骨头般，一点一点地挖掘。即便如此，我们的速度丝毫不比8名农场女青年职工慢。
几天下来，两只手腕肿得像猪蹄，连吃饭的碗筷都拿不稳。但我们挖的田里纵横交错的排水沟，如同棋盘上的线条，横平竖直，沟沟相连，沟壁被铲得光滑平整，沟底还微微向田的两头倾斜。田四周的排水沟挖得格外深，人站在沟底，水能没过膝盖，这样设计是为了将来能迅速排尽试验田的内涝积水和旁边水稻田的渗水。
经过大家20多天的辛勤劳作，一块平整松软、令人赏心悦目的40亩棉花试验田呈现在我们眼前，并且一次性顺利通过了连部的验收检查。
第一年种植棉花试验田时，我们遭遇了农场有史以来最严重的“草灾”。棉苗刚破土而出几天，春雨便连绵不断地下个不停，杂草趁机疯长，迅速将棉苗淹没在一片草海中。这仿佛是老天爷在故意考验我们的决心与毅力。
眼看着一棵棵幼嫩瘦弱的棉苗叶子逐渐发黄，呈现出病恹恹的状态，大家心急如焚。救苗如同救火，我们不约而同地穿上塑料雨衣，扛起锄头就下到棉田里除草。在棉田的行距之间，草的情况还算勉强可以处理，但棉苗根部四周的杂草就十分棘手，一不小心就可能连棉苗一起锄掉。
我们四个女知青想出了一个办法：先处理行距中的杂草，然后蹲下身子用手拔除棉苗四周的草。虽然这样做非常累人，但一棵棵棉苗因此得以保全。第二天，我们又发现了一个新问题：由于棉田湿度大，锄下的草根仍带着泥巴，依旧翠绿。大家又集思广益，想出了一个好办法：每天将锄下的草带出棉田，倒入肥料坑作为肥料。
我们以愚公移山的精神和顽强的毅力，终于将40亩棉花试验田的杂草清除干净。看着棉苗一天天恢复生机，大家心里别提有多高兴了！这场硬仗的胜利，极大地坚定了我们继续种植棉花试验田的决心和信心。
父亲意外病故对我打击极大，思想产生波动。
青年突击班的姑娘以各种方式向我表达关心，安慰我。许多来自十连的江阴知青在探亲返回农场时，以及圣连长利用到江阴华西大队参观学习的机会走访我家时，都向我传递了家中平安的消息。大家的深情厚谊温暖了我的心，让我逐渐平静下来，将父亲去世的哀伤深埋心底，思想也慢慢稳定下来，重新找回了活力和朝气，并以感恩的心态更加积极地投入到棉花试验田的工作中。
棉花从4月播种到10月开始采摘，生长和管理期长达六七个月。青年突击班的姑娘每年除了参加连队的“三夏”收割麦子和插秧、“三秋”收割稻子和种麦，以及冬季参与河工挑泥外，其余大部分时间都全身心投入到棉花试验田中，像悉心照料孩子那样精心培育棉花。
在棉花的生长过程中，病虫害的危害无疑是最大的。我曾仔细统计过，我们的
棉花试验田曾遭受过五六种主要的病虫害侵袭。因此，喷洒药剂以防治棉花病虫害，成为了我们日常工作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一些常用的杀虫剂，只需凭借气味，我们无需查看标签上的品名，就能准确分辨出来。
到了4月底，试验田里绿油油的棉苗令人欣喜。然而，我们意外发现了一些棉苗的茎基部被地老虎咬断，歪向一边，导致田间出现缺苗断垄的现象。尽管我们进行了棉种筛选和药剂拌种，并在田间喷洒了药剂，这些措施本可以有效防止地老虎的发生，但由于某些因素的影响，每年总会有“漏网之鱼”，在春季棉田中出现地老虎的第一代幼虫。
我们决定采取捕捉地老虎的措施，尽管这实属无奈之举。地老虎具有昼伏夜出的习性，通过观察被咬断的棉苗和土壤松动的新痕迹，可以轻易判断出地老虎的藏身方向和位置。只需用小棒仔细拨开土块，便能稳稳地捉到地老虎，犹如瓮中捉鳖。
每天黎明时分，我们便下到棉田捕捉地老虎。雾气浓重，不一会儿，头发和衣服就被雾水浸得湿漉漉的，寒意也阵阵袭来，令人不禁感到几分冷冽。
由于能见度较低，大家猫着腰，仿若边防巡逻的战士一般，睁大警惕的双眼，仔细巡查每一行棉苗，不放过任何一只地老虎或可疑之处。每人每天能捕捉到几十条地老虎，收集起来后会被送往连队的养鸡场，成为鸡的绝佳“活食”。这些看似可怕、黑乎乎且布满皱纹的地老虎，最终成了鸡的美味佳肴。
一周后，棉苗逐渐茁壮成长，茎秆变得粗壮，地老虎对棉苗的威胁也随之减弱。然而，取而代之的是每年发生20至30代的棉蚜虫，成为新的挑战。
别看棉蚜虫比半粒芝麻还要小，对棉苗的危害却极为严重。它们极其狡猾，常常隐藏在棉叶的背面，犹如潜伏的敌人，悄悄用口器刺入棉叶的嫩组织，吸取汁液，导致棉叶枯萎。与此同时，它们排泄的蜜露还会诱发腐生霉菌的滋生。在喷洒药剂进行防治时，我们必须弯腰靠近仅有二三十厘米高的棉苗，并且药剂必须从叶背面向上喷洒，这使得药剂很容易从叶面四周溅到脸上，“吃”药剂的情况时有发生。
那时，我们年轻气盛且怕麻烦，不愿戴口罩（需要自备），况且，口罩一旦被药剂喷湿，捂在嘴上反而会吸入更多药剂。因此，每当喷雾器筒内的药剂喷洒完毕后，我们就会迅速跑到田边的小河塘清洗一番，然后返回棉田继续喷洒。
六月中旬，棉花试验田里星星点点地开出了第一批花蕾，随后又陆续结出了棉桃（棉铃）。我们知道这叫“伏前桃”，是棉花丰收的好兆头。想到辛勤的劳动终于有了回报，大家恨不得唱歌跳舞来庆祝。
然而，圣连长却告诫我们不要高兴得太早，因为棉铃虫和棉红铃虫（又称棉花虫）的频发高峰期即将到来。这些幼虫会钻入棉花花蕾和棉铃中为害，导致落蕾脱铃，造成僵瓣和减产。我们必须在思想上做好防治虫害、保护花蕾和棉铃的准备，准备打一场大仗、硬仗和持久战。
圣连长还建议我们对棉株喷洒矮壮素，并追施一次尿素，以防止棉株过度生长（已高达我们齐胸的高度）以及棉铃因养分不足而脱落。
为了改善棉田的通风和透光条件，我们深入棉田，为每一株棉花进行整枝，并去除下部的枯黄老叶。在实践中，我逐渐掌握了区分雌枝和雄枝的技巧：枝条略扁且分叉的是雌枝，能够开花结铃；而那些独根且圆润的枝条则是雄枝，需要及时剪除。
这项工作看似繁琐，实则是一项技术活和精细活，容不得半点马虎。在棉田里长时间劳作，常常让人感到憋闷，呼吸不畅，双腿酸麻肿胀。偶尔猛地站起身，还会头晕目眩，甚至一时找不到方向，连迈步都变得困难。
正如圣连长所预料的，八、九两个月，棉铃虫和棉红铃虫异常猖獗，轮番侵袭。连队在完成插秧工作后，立即投入到棉田的药剂喷洒工作中，连续多次喷洒，才最终将虫害控制在了最低限度。
说句老实话，在棉田喷洒药剂没有上河工挖河挑泥累，也不比插秧苦，但在暑热难忍的大热天，不动都不停地淌汗，何况在赤日炎炎下，背着灌满药剂有几十斤重的喷雾器，穿着卡其布长袖、长裤腿的服装（防止被棉枝刮破手脚），左手不停地上下掰动加压手柄，右手不停地在棉株的上下左右移动喷射杆，穿行在齐胸高的棉株行中，如同走在没有尽头的夹弄堂里，让人真有些受不住。
与此同时，必须时刻留意四周，防止喷射杆碰伤或碰掉花蕾和棉铃——这些可是我们辛勤劳动即将收获的果实啊！汗珠如同断了线的珍珠，不停地从额头滚落，每一个毛孔都在渗出汗水，衣服和裤子上布满了形态各异的汗碱和汗渍，宛如国画大师笔下奇丽的山水画作。
每次喷洒药剂到田头时，大家都会不由自主地走向水桶，“咕咚、咕咚”地大口喝下一碗白开水，以补充体内流失的水分。随后，坐在树荫下稍作休息，恢复体力，然后自觉地返回棉田继续喷洒药剂。若是无风天气，棉田就像一个巨大的蒸笼，又闷又热；若是起风了，气温也丝毫未减，寒风还会将药剂吹到脸上，呛得人连连咳嗽，连吃饭时嘴里都带着一股药剂的味道。知青们曾开玩笑说，喷洒药剂时穿的衣服，洗衣服的水都能当灭蚊水用。
历经千辛万苦，终于换来了满田盛开的白棉。
十月是棉铃吐絮的高峰期，也是棉絮采摘的繁忙时节。班里的姑娘都在暗暗较劲，比拼谁采摘的棉絮更多。记得有一天傍晚，大家都不愿收工离开棉田，我也只顾着手上的活计，没留意脚下的排水沟，一不小心，左脚腕猛地一扭，瞬间肿了起来，无法动弹。
班里的农场女青年职工王惠琴看到我跌倒在田间，立刻跑过来仔细查看我的左脚，不容我多说，就把我背到田边，用命令的口吻对我说：“坐着别动！等我取了自行车，送你去医院。”
她不顾一天的劳累，直接把我送到了掘港镇东郊的一家祖传伤科老中医那里诊治。来回近三十里的路程，回到连队时天已漆黑一片。此后，她每隔几天就在收工后送我换药，风雨无阻。
不久，我的脚伤就痊愈了，也没有留下任何后遗症。直到今天，我依然时常想起这件事，心中充满感激之情。我觉得，青年突击班不仅仅是一个劳动的集体、团结的集体，更是一个充满深厚情谊的集体。
在十连青年突击班工作的三年多时间里，我负责的试验田棉花产量三次获得丰收，籽棉亩产量逐年递增，连续刷新掘港农场的籽棉亩产纪录，在农场里逐渐小有名气。第一年，试验田的籽棉亩产量就达到了十连平均亩产量的两倍多，而到了第三年，亩产量更是接近210斤。
1974年，试验田里棉花盛开，一拨又一拨白花花的棉絮仿佛给大地铺上了一层厚厚的棉被，采也采不完。白天，我们忙着采摘棉絮；夜晚，在皎洁的月光下，我们依然不知疲倦地继续劳作，心中只有丰收的喜悦，早已忘记了劳累和饥饿。
1975年9月，我被组织安排到掘港纺织器材厂担任车间负责人。自此，我怀着不舍的心情离开了十连，告别了青年突击班，也告别了那片倾注了我无数心血的40亩棉花试验田。
来源：美术刘老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