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村里的广播已经很久没修了，说话时总带着刺啦刺啦的回音，像是有人在后面跟着重复每一句话。早上七点半，我骑着三轮车经过村委会时，听见里面在讲什么”先进模范”、“产业振兴”之类的话，那声音透过喇叭传出来，被晨风一吹，散落在路两旁的槐树上。

村里的广播已经很久没修了，说话时总带着刺啦刺啦的回音，像是有人在后面跟着重复每一句话。早上七点半，我骑着三轮车经过村委会时，听见里面在讲什么”先进模范”、“产业振兴”之类的话，那声音透过喇叭传出来，被晨风一吹，散落在路两旁的槐树上。

树下坐着几个老人，有的摇着蒲扇，有的捧着茶缸。他们也不太在意广播里说什么，只是习惯性地坐在这里乘凉，消磨早晨的时光。我停下车，从车斗里拿出一袋面粉，递给坐在最外面的老王。

“听说下周要表彰张二娃？”老王接过面粉，眯着眼问我。

“嗯，他那蜂蜜今年听说卖到了城里那个什么’有机’超市，一斤二百多，供不应求。”我拍了拍车座上的灰。

“谁能想到呢，当初那个负债累累的赌徒，现在成了咱们村的’致富能手’。”老王笑着摇摇头，“你是没见过当年那个样子……”

张二娃，也就是村里人常说的张叔，本名张远方。这名字是他爹取的，说是希望儿子能走得远，见识大世面。结果这个愿望实现了一半——张叔的确走远了，在外面混了二十年，见了不少世面，只是没学到什么好东西。

我记得他刚回村那会儿，是七年前的冬天。村里下了场小雪，我去镇上采购年货，回来时在村口那个破庙前看见一个人蹲在那儿抽烟。他穿着件发亮的皮夹克，袖口有点磨损，脚上一双城里人穿的尖头皮鞋，鞋面上结了一层薄霜。

我停下车，认出那是许多年不见的张叔。

“二娃？这么冷的天，你咋蹲这儿呢？”

他抬头看我，眼睛里布满血丝，脸上的皱纹像是突然间长出来的，让我一时没认出这个比我大不了几岁的人。他眯着眼看了我几秒，突然笑了。

“老罗啊，好多年不见了。”

他的声音嘶哑，带着股说不出的疲惫。后来我才知道，他在那儿已经蹲了大半天，不敢回家。他的皮夹克口袋里装着一张卖房的合同和几万块钱——这是他在城里最后的家底，被迫卖掉还债后剩下的。

那天晚上，他在我家喝了不少酒，断断续续讲了些城里的事。张叔在外面这些年，做过装修工、开过小餐馆、当过中介，后来认识了一些所谓的”朋友”，被带进了赌场。

“一开始只是小赌，图个乐子。”他给自己倒了杯白酒，手有点抖，“赢了几次，就觉得自己运气不错，慢慢地就……”

他没继续说下去，我也没追问。窗外的雪又大了一些，屋檐下挂着的几个红辣椒被风吹得轻轻摇晃。

“欠了多少？”我终于问道。

“一百多万。”他仰头把酒一饮而尽，“房子车子都卖了，东拼西凑还了大部分，还有二十万是借了高利贷，后来靠亲戚朋友才算还清。”

我不知道该说什么，只是给他添了酒。他的额头上有条疤，据说是讨债的人留下的。那晚他在我家睡了，半夜时突然坐起来，大口喘气，仿佛梦到什么可怕的事。天亮后，他安静地吃了碗面，说要回老宅看看。

张叔的老宅在村东头，是他父亲留下的老房子，年久失修，院墙都塌了一角。他父亲早年去世，母亲也在他外出打工的第五年因病离世。房子空了十多年，长满了杂草，后窗的玻璃碎了一半，一场秋雨一场凉，雨水顺着窗户淋进去，屋里的土炕都发了霉。

我记得村里人都等着看笑话，毕竟当年张叔走时那叫一个趾高气扬，说村里没出息，说我们这些留在村里的人眼界窄。如今灰溜溜地回来，自然有人想看他的狼狈样。

张叔不给他们这个机会。他花了三天时间清理老宅，白天不出门，晚上才去小卖部买点挂面和咸菜。屋里没通电，他买了两箱蜡烛，晚上就着烛光在屋里忙活。从我家窗户望过去，能看见那间破屋时明时暗的光，像是在大海中飘摇的一条小船。

半个月后，张叔来我家借了把锄头和一些种子。

“你要种菜？”我有点惊讶，他这双手看起来很久没干过农活了。

“嗯，后院那块地荒着也是荒着。”他说着，眼睛看向远处，“种点菜，够自己吃就行。”

接下来的日子，张叔开始有规律地出现在村里。清晨挑水，中午在自家院子里吃饭，傍晚去村边的小河洗衣服。他不怎么和人说话，偶尔遇到熟人打个招呼，脸上的表情像是戴了一张面具，看不出喜怒。

村里人议论了一阵子，见没什么新鲜事，也就渐渐把注意力转向了别处。只有我偶尔还会给他送点自家种的菜或者刚打的豆腐。他总是道谢，但很少主动聊天。

有一天，我去他家送刚收的土豆，发现他院子里摆了十几个纸箱，里面装着一些奇怪的木头架子。

“这是什么？”我好奇地问。

“蜂箱。”他简短地回答，继续组装着手里的木板。

“你要养蜜蜂？”我有点吃惊。

他点点头，眼睛依然盯着手里的活儿：“昨天去镇上图书馆借了几本书，研究了一下，感觉挺适合我。”

我不知道养蜂和他有什么适合不适合的，但也没多问。离开时，注意到他桌上摊着几本养蜂的书，还有密密麻麻写满笔记的本子。旁边的收音机里传来气象预报，说最近几天天气晴好。

这是张叔回村后的第四个月。

那年夏天特别热，知了在树上叫得震天响，村里的老人们说这是个丰收年的征兆。张叔的蜂箱从最初的十几个增加到了三十多个，摆在他后院靠山的那块地上。他请人帮忙清理了后山的一片荒地，种上了槐树和一些我叫不上名字的花草。

我有时会看见他戴着个奇怪的帽子，全身裹得严严实实，在蜂箱间忙碌的身影。村里人都很好奇，但碍于那些随时会蜇人的蜜蜂，很少有人靠近。

有一次，隔壁李大妈的孙子不小心被蜜蜂蜇了，哭闹着回家告状。李大妈拎着擀面杖就去找张叔算账，结果不知道他说了什么，李大妈不仅没闹起来，回来时手里还提着一罐蜂蜜，脸上的表情像是偷到了什么宝贝。

“张二娃说，蜂蜜抹在蜇的地方，又消肿又止痛。”李大妈神秘兮兮地告诉围上来的几个邻居，“他还说这蜂蜜能治咳嗽，我要拿回去给老头子试试。”

从那以后，村里人对张叔的态度开始微妙地转变。不再有人提起他曾经输掉百万的事，反而开始对他的蜜蜂产生了兴趣。有人路过他家时会放慢脚步，想一探究竟；有人感冒了会悄悄上门，问能不能买点蜂蜜。

张叔对这些人都很客气，有问必答，有求必应。他给每个来买蜂蜜的人都详细解释蜂蜜的功效和用法，耐心得像个小学老师。不过他从不主动出门串门，平时除了照顾蜜蜂，就是看书或者在院子里发呆。

我偶尔会去他家坐坐，有次看见他在日历上记录着什么，凑近一看，原来是每天的天气变化和蜜蜂的活动情况。那些密密麻麻的小字写得很工整，跟他这个曾经粗枝大叶的人有点不搭。

“你怎么想到养蜜蜂的？”我终于问出了这个一直想问的问题。

他放下笔，沉默了一会才说：“在城里最落魄的那段时间，有天我在公园长椅上睡着了，醒来时发现身上盖着件外套，口袋里还塞着二十块钱和半个面包。我找了半天，也不知道是谁留下的。”

他起身打开窗户，院子里的蝉鸣声顿时涌了进来。

“那天我在公园坐到天黑，看见一个老人在树下摆弄蜂箱。他告诉我，蜜蜂一辈子都在为别人做事，采蜜、筑巢、哺育幼虫，从不为自己保留什么，但正是因为这样，它们才活得那么有价值。”

张叔眯着眼睛看向窗外，阳光在他脸上投下斑驳的影子。

“那会儿我就想，等我还清债，就找个安静的地方养蜜蜂。”

张叔的第一批蜂蜜是在他回村后第九个月收获的。那天村里赶集，他推着一辆小推车，上面放着十几罐装好的蜂蜜，去了集市。罐子上贴着他手写的标签，上面除了”纯天然蜂蜜”几个大字外，还密密麻麻写了一堆蜂蜜的功效和用法。

那天他只卖出去三罐，剩下的大多送给了村里的老人和孩子。我记得村里赵大爷有哮喘，张叔专门送了一大罐给他，还细心地讲解怎么吃效果最好。赵大爷将信将疑，但架不住张叔的热情，还是收下了。

三个月后，赵大爷的哮喘明显好转，能下地干活了。这事在村里传开，张叔的蜂蜜突然变得抢手起来，隔壁村的人也会专门跑来买。很快，他的三十多个蜂箱产的蜜已经不够卖了。

我那时经常去镇上送货，帮他带了几罐蜂蜜去镇上的农贸市场。没想到，一个来采购的城里超市老板看中了这蜂蜜，说是纯天然无添加，问能不能批量供应。

那晚张叔坐在我家，手里捏着那个超市老板的名片，沉默了很久。

“怎么，犹豫啊？”我问。

“有点怕。”他难得地承认，“怕回到那个拼命想赚钱的状态。”

我拍拍他的肩：“这不一样，你现在靠的是自己的本事，踏踏实实的。”

他笑了笑，把名片收进口袋：“也是，这次是蜜蜂教我怎么做人。”

接下来的两年，张叔的蜂箱从三十多个发展到了上百个，从后院扩展到了后山一大片地方。他请村里的几个年轻人帮忙，手把手教他们养蜂技术。原本破败的老宅也修整一新，院子里种满了花草，成了村里最漂亮的院子之一。

后来有个偶然的机会，镇上一个做电商的年轻人发现了张叔的蜂蜜，觉得有市场，主动找上门来合作。他们一起注册了品牌，设计了包装，开了网店。张叔的蜂蜜很快在网上小有名气，被一些追求健康生活的城里人追捧。

令村里人没想到的是，张叔并没有因此赚钱后就独自发展，而是主动找村委会商量，想带动更多村民一起养蜂。他免费提供技术培训，帮助有意向的村民搭建蜂箱，统一收购他们的蜂蜜，再通过自己的渠道销售出去。

李村长当时还半信半疑：“你这不是给自己培养竞争对手吗？”

张叔笑了笑：“蜜蜂教会我的第一件事就是，独行快，众行远。”

很快，村里有十几户人家开始跟着张叔学养蜂。刚开始确实磕磕绊绊，有人被蜂蜇了就不想干了，有人嫌麻烦想半途而废。张叔就挨家挨户去做工作，手把手地教，有时候一教就是一整天。

我有次问他：“你这么拼命帮别人，图什么呢？”

他正在修一个破损的蜂箱，闻言手上的动作顿了顿：“可能是还债吧。”

“你债不是早还清了吗？”

“那是钱的债。”他把修好的蜂箱放到一边，“我欠这个村子的，是另一种债。”

我没再问下去。夕阳西下，远处的山被染成了金色，张叔的背影在晚霞中显得格外高大。

去年冬天，县里来人考察乡村振兴项目，对张叔的养蜂产业很感兴趣。他们提出要扶持张叔扩大规模，建立现代化的蜂蜜加工厂。张叔却提出了一个令所有人意外的请求——他希望县里能支持建一个养蜂技术培训中心，让更多村民学会这门技术。

“我一个人富不算富，大家一起富才是真的富。”他站在县领导面前，语气坚定。

县领导被他的想法打动了，很快拨款支持。如今，那个培训中心已经在村口的空地上建起来了，红砖白墙，崭新气派。中心门口挂着”蜂行千里”的牌子，据说这名字是张叔起的，说是希望村里的蜂蜜能飞得更远，让更多人受益。

现在，张叔已经带动了周围五个村的六十多户人家一起养蜂。这些蜂农统一使用”蜂行千里”的品牌，产品不仅销往全国各地，去年还出口到了日本和韩国。村里人谁能想到，那个曾经负债累累、灰头土脸回乡的赌徒，如今成了远近闻名的致富能手和带头人？

更让人想不到的是，张叔始终住在那个他修缮一新的老宅里，过着简朴的生活。他唯一的奢侈，是在院子里建了一间小书房，里面塞满了养蜂和农业技术的书籍。村里人有时路过，能看见他戴着老花镜，在灯下翻书的身影。

今天早上，我送完面粉回来，路过张叔家时，看见院子里停着一辆陌生的小轿车。一个穿着西装的年轻人正和张叔说着什么，表情很激动。张叔却一脸平静，时不时点点头。

晚上碰到张叔去河边散步，我忍不住问那是谁。

“哦，一个投资商，想让我去市里开连锁店，说什么五年内上市。”他语气平淡，像是在说今天的天气。

“你怎么说的？”

“我说我哪也不去，就在这村里待着。”他指了指远处的山，“蜜蜂教会我的第二件事是，无论飞多远，都要记得回家的路。”

夕阳下，他的影子被拉得很长，和村口的大槐树影子融在一起，分不清彼此。我突然注意到，他的皮肤被太阳晒得黝黑，手上全是老茧，和当年那个穿皮夹克的张二娃判若两人。

但他的眼睛，却比以前更明亮了。

村里的广播又响起来了，还是那个刺啦刺啦的声音，说着下周要表彰张二娃，请全村人参加。老王收起面粉，笑着对我说：“这张二娃，真是让人想不到啊。”

我点点头，目光落在远处那排整齐的蜂箱上。蜜蜂们正忙碌地飞进飞出，阳光下，它们的翅膀闪着金色的光。

是啊，谁能想到呢？有时候，人生最大的转机，往往来自最低谷的那个转身。就像张叔常说的那句话：“蜜蜂教会我的最后一件事是，即使被蛰得遍体鳞伤，明天醒来，依然要努力去酿造生活的甜。”

来源：小柒萌物Shu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