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1986年12月，邓小平在一次讲话中，重点谈了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的重要性问题。他特地赞扬了周谷城、费孝通、钱伟长三位著名民主人士的态度。周谷城是我国著名历史学家、教育家、社会活动家，时任中国农工民主党（简称“农工党”）中央副主席和全国人大常委会
文/胡新民
20世纪80年代，钱伟长在上海市应用数学和力学研究所为博士生授课
1986年12月，邓小平在一次讲话中，重点谈了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的重要性问题。他特地赞扬了周谷城、费孝通、钱伟长三位著名民主人士的态度。周谷城是我国著名历史学家、教育家、社会活动家，时任中国农工民主党（简称“农工党”）中央副主席和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费孝通是著名社会学家、人类学家、民族学家、社会活动家，时任中国民主同盟（简称“民盟”）中央副主席和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钱伟长是著名的科学家、教育家、社会活动家，时任民盟中央副主席。他们都是中国共产党的亲密朋友。
1898年9月，周谷城出生于湖南省益阳县一个贫农之家。18岁考入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学习。1921年毕业后，他应邀回长沙省立第一师范学校任教，教授英语和伦理课。之后，周谷城先后在广州中山大学、上海暨南大学任教。自1942年秋起，周谷城一直在复旦大学执教，曾任历史系主任、教务长、校长等职。他亲历了中国近现代史上的许多重大历史事件，目睹了国家的衰败与兴盛。周谷城与中共领导人有过多次交往。其中，他受毛泽东的影响最大。
周谷城在湖南第一师范担任英文教员兼伦理学教员期间，结识了毛泽东。在毛泽东影响下，他写出了《农村社会的新观察》。他把文章拿给毛泽东看。毛泽东说：“这文章是花了工夫的，最好能在报上发表。”文章在报上发表后，引起不小的反响。受毛泽东的鼓励，他参加农民运动，担任过一段时间的湖南省农民协会顾问。1927年初到武汉，一度困顿在一家小旅馆。毛泽东知道后，安排他到全国农民协会做宣传工作。蒋介石背叛革命后，周谷城因发表过《农村社会的新观察》一文，湖南的反动派要抓捕他，他急忙逃到上海。他晚年回忆：“到了上海以后，我虽从未放弃过反帝爱国活动，但心里总是不安，总觉得自己没有同毛主席一道走可惜。但毛主席对此却从来不介意，相反一有机会就鼓励我。”全国抗战前夕，他在报纸上看到毛泽东的一封号召团结抗战的公开信中列有他的名字时，激动万分。在与毛泽东分别18年后，1945年在重庆再次相见时，他看到毛泽东眼含泪花。他也激动得流出了眼泪，问候毛泽东时声音颤抖起来。后来，他回忆：“我觉得主席念旧之情很深。”
新中国成立后，周谷城曾多次在上海和北京见到毛泽东并长谈，其中有两件事对他影响最大。
一件是1957年3月毛泽东在上海约周谷城谈话，说周谷城关于逻辑的论文写得很明确，鼓励要继续争鸣下去。周谷城坦率地说：“我很孤立，火箭炮冲起来，我也有些受不了。”毛泽东鼓励他不要怕，还说：“（你）搞了几十年的马克思主义。”同年4月，周谷城到北京开会，毛泽东知道后，请他吃饭，并要他把熟悉的在北京的学术界同人一起请来。周谷城回忆：“其实主席的意思不过把几个知识分子请进来谈一谈，调动他们的积极性，参加百家争鸣，发展学术。为达到这样一个目的，竟把知识分子请到中南海吃饭，足证毛主席对知识分子的重视。”
另一件是1958年1月5日夜，在杭州的毛泽东派专机将周谷城、谈家桢和赵超构从上海接到杭州，畅谈了几个小时。同年3月，在给学生上历史课时，周谷城谈到了和毛泽东的这次见面，说：“主席很好！身体很健康！工作起来生龙活虎！”教室里立即响起了一阵阵热烈的掌声。他把自己和毛泽东的交往历史作了简单介绍后，声情并茂地讲述了这次杭州见面的情况。他最后说：“总之，一言以蔽之，主席想到的就是这个‘大’字，就是中国六万万人民的这个大数目的‘大’字。每次接受毛主席的接见，每次就感到自己的惭愧、自己的渺小。要做的工作那么多，但自己却并不争气，做得那么少，又那么不好。像主席那样的人，任何知识都会在他的身上，发生很大的作用。因为主席想到的，就是这个‘大’字啊！”
周谷城在史学界德高望重。1939年，周谷城近百万字的《中国通史》问世；1949年，三卷本《世界通史》出版，两部通史自成体系，影响深远。他的《世界通史》，大胆向“言必称希腊”的欧洲中心论发起挑战，不愧为中国历史学家贡献于20世纪世界史学界的一部珍贵的科学著作。他的《中国通史》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为指导，在广大进步知识分子中产生了很大影响。他的历史研究，立足于中国国情，从而形成了他对中国共产党领导地位的深刻认识。
1979年9月，周谷城在农工党机关刊物《前进论坛》上撰文指出：“从现代的历史发展看，没有共产党的领导，几乎一事无成。反之，有了共产党的领导，前人从来没有做过的大事，都能做得好……中国共产党为什么有这么大的威力呢？总的来说，就是由于他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武装了自己，运用无产阶级专政，走社会主义道路。这是与其他任何党派不同的。”1986年，周谷城在向《光明日报》记者发表的“西方资产阶级民主不是一朵花”的谈话中说道：“近百年来，中国人民为了推翻压在头上的三座大山，前赴后继，英勇斗争。只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才取得了人民民主革命的胜利。”“如果否定我国人民在享受到经过前人英勇奋斗才得到的民主权利，而去效法西方人自己都未必完全满意的东西，那只会使我们已经得到的民主权利重新丧失。”不久，邓小平知道周谷城讲“西方资产阶级民主不是一朵花”这件事后，说：民主党派是好的，周谷城始终是好的。周谷城听后感到非常亲切，受到极大的鼓舞。
1962年3月， 毛泽东在二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期间与周谷城亲切交谈
1987年，周谷城又在《前进论坛》上发表文章，指出：“我认为四项基本原则的核心就是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千言万语就是这一条。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不能动摇，只能加强；不能缩小，只能壮大；不能倒退，只能前进。”周谷城晚年曾多次对子女说：“我死后，会有许多亲朋好友说我许多好话，那一钱不值。共产党的一句好话，千金难买！”
1985年10月的一天，时任上海市市长的江泽民，到周谷城家做客。一见面，江泽民就握着周谷城的手说：“周谷老，您是同毛主席等国家第一代领导人共事的，我非常敬仰您！我在做学生的时候就读过您的书，现在真想再花一点时间复习一下历史，特别是世界历史。”这天晚上，他们谈了很久。后来，周谷城夫妇去江泽民家中拜访了一次，受到江泽民的亲切接待。1995年5月，周谷城病重住院，江泽民到上海考察期间，曾前往医院看望。1996年，周谷城去世前，曾多次对去看望他的领导同志讲：作为一个人的人生，我已经很满足了。作为一个学者，我的所有学术成果都得到了出版。我们党和国家三代领导核心，从毛泽东主席、周恩来总理到邓小平、江泽民同志，都对我很关心。我与他们之间有着很深的情谊。
周谷城去世后，其子周骏羽在谈到父亲与毛泽东的关系时说：“他认为毛主席把自己的一切都献给了中国，从一个世界级领袖人物来看，没有任何一个人可以和毛主席的人品、人格和他的伟大来比拟。”
费孝通，1910年11月出生于江苏吴江（今苏州市吴江区），1935年赴英学习社会人类学，1938年获博士学位，发表了著名论文《江村经济》。同年回国。他先后任云南大学、清华大学教授。抗战胜利后，他积极投身反对内战、主张团结，反对独裁、争取民主的运动，成为著名的“民主教授”。1949年1月，费孝通积极响应中国共产党提出的“五一”口号，奔赴西柏坡。他和雷洁琼等一行人乘车前往西柏坡的路上，看到迎面而来的是一眼望不到头的送粮队时，不禁感慨：“这表明了中国千千万万的老百姓，在共产党的领导下，自愿地、自发地在做一件事，这是一股铁流、一股无比的力量！这个景象强烈地震撼了我的心。我被这股‘人民的力量’所折服，更加坚定了我同共产党合作的信念。”
新中国成立初期，党从经济建设的客观实际出发，对广大知识分子采取团结、教育的方针。在清华大学任教授的费孝通在《我这一年》中总结说：“感觉到自己百无是处了，梦想着一种可称为‘魔术性’的改造，点石成金似的，一下子变为一个新人。”从1950年到1951年，他专注于少数民族事务，随同中央访问团并担任贵州分团、广西分团团长到贵州和广西访问和调查。
为适应国家建设的需要，1951年底到1953年，教育部参照苏联的经验，对全国高等学校进行院系调整。尽管对这次调整不太理解，但费孝通被调到中央民族学院担任副院长后，立刻通过中央有关部门调来一批教授，把教学班子搭起来。他亲自主讲最难讲的中国民族史，编出一套“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格局”的讲义。
除了讲课，费孝通还根据中央安排，进行社会调查。1955年到贵州进行民族识别，1956年参加了全国人大常委会组织的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他认真学习和践行毛泽东倡导的调查方法，认识到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和见证人，一定要诚恳地向人民群众学习，甘做他们的小学生。只有立足于为人民服务，社会调查才能成功。
然而，令人想不到的是，1957年5月，费孝通等人被划为“右派分子”。他晚年在接受访谈时，谈到自己被划为“右派分子”后，毛泽东“请我到他游泳池旁边谈话。他说：不要紧，右派有什么关系。我自己戴多少帽子啊。他肯定他自己的话是对的。帽子戴上去，会飞掉的。他真的飞掉好几次，他一直在帽子底下做事情的”。
此后一直到1966年（1959年12月被摘掉右派帽子），虽然费孝通还是教授（二级降为四级），作为全国政协委员还可以参加外出调研，但再没有涉足社会学研究。他只是做一些整理史料、翻译边界问题资料这样的事情。1969年10月，他和同事去了湖北的沙洋“五七”干校。在经过一段时间的适应后，农村的生活和老乡们热情的照顾，很快使费孝通等人由拘束变得活动自如，慢慢地主动走进老乡当中，和他们谈家常，谈生产，说国家大事，彼此关系亲近起来。有位叫张万洲的老人看到费孝通年岁大，要把自己儿子的新房让给他住，费孝通执意不肯。可是几天后费孝通因为受了风寒，发起高烧。张万洲全家一齐动手，不容分说地把床铺和费孝通一起移到了向阳的新房间，并积极配合干校方面的治疗，直至其痊愈。费孝通也利用难得的机会，开始了农村社会调查。他几乎每天都和张万洲坐在村外宽阔的草地上，两人一边抽烟，一边谈生产队生产和农户的收入情况。他还向生产队献策，问张万洲一个人能不能多放几头牛，牛多了肥就多，肥多了又可以增产丰收，既可增加社员收入，又能为国家作贡献。费孝通后来说：“农民是识货的，他们虽然质朴无华，其实他们最懂得分量。”1972年8月回到北京后，费孝通翻译《世界史》。其间，他参与接待来华访问的美国和日本学者。
1977年底，费孝通向当时筹备成立中国社会科学院的胡乔木写了一封长信，呼吁重视民族问题研究。1978年，他担任了中国社科院民族研究所副所长，当选为全国政协常委和民盟中央副主席。1979年3月，在胡乔木支持下，中国社科院成立了中国社会学研究会，费孝通担任会长。
此后，费孝通每年都有几个月时间到农村去进行调查研究，提出了许多富民的主张。他认为小城镇包含中国特色的农村发展大问题。他从农村开始到小城镇，再到区域经济的研究，最后到全国一盘棋的研究，构造了一个完整的体系。进行实地调查，代表民盟中央向中共中央和国务院提出了许多既符合当地实际又具有全局意义的重要发展思路与具体建议，尤其是关于上海浦东开发和促进22个人口较少的少数民族实现现代化的提议，受到党和政府的肯定。他的研究方法，尤其是人类学的方法，就像是解剖麻雀，对学界同人，特别是对当时四五十岁的那一代人有很大影响。在谈到这种方法时，费孝通说：“对典型分析的方法，就是毛泽东同志所倡导的‘解剖麻雀’的方法。‘解剖麻雀’需要深入到事物内部，不是泛泛的表面化的描述。”
值得一提的是，费孝通在新中国成立前后多次访问欧美发达国家，对西方社会文化在中国传播的“政治性”有深刻的认识。他早年读的中学就是教会学校。“教会学校是西方文化传播的一个重要方式，也就是说，西方文化最早进入中国是通过教育开始的。后来进了清华大学到英国留学，那次留学用的庚子赔款的钱，实际上是美国人用中国的赔款，来资助中国的教育，其目的是培养具有西方思想的下一代中国人，以加深西方文化的影响，有很强的政治性。”因此，在遇到任何政治风波时，他都始终和中国共产党站在一起。
1999年10月，费孝通在九十大寿那天，激动地说：“我今年90岁了，在党的领导下，在民盟同人的帮助下，做了一些事情。这些事情是微不足道的。最主要的是这条路我选对了，感谢中国共产党带领我走上这条路。”
钱伟长，江苏无锡人。1931年以优异成绩考入清华大学历史系。九一八事变爆发后，他决心弃文学理，转入物理系学习。在清华大学期间，钱伟长积极投身抗日救亡运动，参加了“一二·九”运动。1940年，他赴加拿大多伦多大学学习。1942年，获得多伦多大学理学博士学位后，他转入美国加州理工学院喷射推进中心任研究工程师，师从世界著名科学家冯·卡门教授从事航空航天领域的研究工作，参加火箭和导弹试验，并发表了世界上第一篇关于奇异摄动理论的论文。1946年回国后，他担任清华大学教授兼北京大学、燕京大学教授。新中国成立后，他积极开展科学研究，提出的有关圆薄板大挠度问题的参数摄动解法，被称为“钱氏摄动法”。他还参与制定了《一九五六—一九六七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并与钱学森合作创办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和自动化研究所。周恩来曾赞誉他和钱学森、钱三强为我国科学界的“三钱”。这“三钱”中，钱伟长于1952年加入民盟，钱三强和钱学森分别于1955年、195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1957年，时任清华大学副校长的钱伟长被划为“右派分子”。他后来回忆，被划为“右派”的原因是他当时就教育问题发表过一些主张。“这些主张，当时不合乎时兴的社会潮流”，由于某种原因，“造成了使人误解的舆论”。2005年，他在接受中央电视台记者采访时说：“（被划为右派后）毛主席说，他是好教师，所以要保留教授。就是说，我还能讲课的，所以还给我工资的。”此后，尽管他在学校的处境十分困难，但由于他在科学界的名声，仍然吸引了众多的群众和科技人员来函和登门拜访。钱伟长总是欣然答应，无偿地尽力提供各种技术援助。他深感广大人民和知识分子都在一心一意为国家的建设努力拼搏，在拼搏中他们仍把他看作一个忠诚的战友。他后来回忆：“从1958年到1966年间，约有百多件这样的事件，迄今还历历在目。”1960年，钱伟长被摘掉了“右派”的帽子。尽管没有分配正式的教学任务，但校外的邀请接踵而至。1960年到1966年是他讲课的一个高潮期，共讲过约12门教学计划以外的新课，总计写了约600万字的教材，也是他一辈子写教材写得最多的时期。其间，钱伟长还先后为《力学学报》编辑部审稿300多件，有些审稿意见比作者原稿还要长。
“文革”爆发后，钱伟长经历了无法想象的困难，但他坚信混乱的局面总会过去，于是渐渐开始了“地下”的科研工作。1968年10月，他和学校力学教研组教师40人一同被下放到首都特殊钢厂劳动，当三班倒的炉前工，和工人师傅“同吃同住同劳动”。他后来回忆：“在日夜相处中，从青年工人中学到不少东西，和工人们理解渐深，有几位在后来竟成了朋友……工人们已经不再直呼我为‘钱伟长’，先改称‘钱教授’，以后直呼‘老钱’。工人师傅和我一起搞了几个月的技术革新工作。最后，转入机修厂，和工人一起，根据需要设计制造了一台800吨水压机和大型的2000平方米的热处理车间及其设备。从而建成了水压机车间和热处理车间，满足了该厂日益扩大生产的需要。为此，我查阅了大量的技术资料，参观了北京市各种水压机车间和热处理车间，得到许多工人的关心和支持。”在周恩来的关心下，钱伟长于1970年5月回到清华大学，接待访华的国际友人成了他的重要工作。1972年10月初至12月，毛泽东、周恩来决定安排他参加中国科学家代表团访问英国、瑞典、加拿大和美国四个国家。无论是接待访华的外宾，还是出国访问，钱伟长都以国家利益为重，大力宣传新中国取得的成就。
改革开放后，钱伟长全身心地投入科研领域，不断取得丰硕成果。1978年至1992年，他在国内外杂志发表近100篇科学论文，出版多本科学专著，多次参加国内外科学研讨交流活动。
其间，钱伟长曾到多地宣讲“四个现代化”，广受欢迎。他在报告中强调，在进行“四个现代化”过程中，久经考验的中国共产党是领导这一工作的可靠核心力量。加强党的领导和改善党的领导将更加重要。1983年11月，他和费孝通等一行访问了长江三角洲的10个县、市的乡镇企业，认为发展乡镇企业不仅提高了农村经济生活的水平，而且为农村建设社会主义提供了基本条件，因为这些地区很重视自己兴办教育，其中沙洲县还要自己办大学。在钱伟长的大力支持下，沙洲工学院建立起来，他担任名誉院长，每年都去参加开学典礼和结业典礼。
钱伟长担任全国政协副主席和民盟中央领导人后，更加关心全国的“四化”建设。他最大的愿望是实现他在美国留学时和郭永怀共同立下的宏愿：在中国办一所加州理工学院那样的大学。1983年，钱伟长被任命为上海工业大学校长，且任期不受限制。他到任后，立即倡议进行“拆掉四堵墙”等改革措施，力争早日培养出富有创新意识的学生。他曾说过：“毛泽东同志一直强调调查研究的重要性，他本人就是创新的典范。”这段时间，邓小平一再强调要重视青少年教育。1987年2月，邓小平在会见外宾时指出，要“用中国的历史教育青年”。这一年，钱伟长在百忙之中开始将其在1953年出版的爱国主义读物《我国历史上的科学发明》重新修订，并于1989年1月出版。该书出版后，产生了很好的社会效果。
钱伟长于2010年7月30日去世。2011年10月9日，上海大学为纪念老校长钱伟长诞辰99周年，组建了钱伟长学院。2012年10月9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贾庆林在纪念钱伟长诞辰100周年座谈会上讲话时指出：“钱伟长同志一生坚持和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在重大原则问题上始终与我们党保持高度一致，是中国共产党志同道合的亲密朋友和统一战线德高望重的代表人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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