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随着出口产品数量的迅速增加，出口企业全球贸易结算需求也在日益增长。刘璐从事国际贸易和金融业务已有十几年，她介绍，在国际贸易中，环球银行金融电信协会（SWIFT）在国际支付信息传递领域占据主导地位。十几年前，她就开始用SWIFT结算系统，至今仍是国际流行的结算方

文｜刘邦杰

农历春节过完，仍然保持火热过节氛围的，是深圳的对外贸易。“朋友圈里到处都是找仓位和爆仓的。”深圳市跨境电子商务协会物流与供应链秘书长谢卓亨说。

随着出口产品数量的迅速增加，出口企业全球贸易结算需求也在日益增长。刘璐从事国际贸易和金融业务已有十几年，她介绍，在国际贸易中，环球银行金融电信协会（SWIFT）在国际支付信息传递领域占据主导地位。十几年前，她就开始用SWIFT结算系统，至今仍是国际流行的结算方式。

但她认为对SWIFT的过度依赖极有可能引发系统性金融安全问题。此外，一位银行从业者表示，SWIFT系统交易效率不高，需要2-3个渠道同时处理、交叉验证单笔汇款，以保证交易的准确性，这也直接导致了跨境汇款慢。“更高层级的金融基础设施搭建迫在眉睫。”

浙江大学国际联合商学院副教授、法律与金融研究中心主任戴新竹表示，当前为跨境业务提供交易、支付、清算等服务的金融基础设施在交易效率、运营成本、网络数据安全管理等方面面临着显著挑战，未来需要多措并举进一步提高效率、降低成本、构建立体化网络安全和数据安全防御体系。

金融基础设施尚不完善

目前国内金融基础设施发展程度与交易量级不匹配，尤其在跨境支付领域，对SWIFT结算体系依赖程度过高，这带来了安全问题和效率问题。

戴新竹表示，当前跨境交易所涉及的金融基础设施在运作过程中存在交易效率低、成本高和网络安全风险突出等多方面的问题。

一是来自效率方面的挑战。戴新竹指出，一方面，传统跨境交易链条冗长，特别是层层代理行或中介的存在显著降低了交易的时效性。而目前机构间的报文标准尚未完全统一，数据格式与接口存在差异，也无疑增加了信息交互和对账的复杂性与难度。此外，部分交易过程仍需人工操作，加之跨时区交易存在时差问题也进一步影响了跨境交易的效率。另一方面，合规与监管的复杂性也制约着跨境交易效率提升。当前，各国或地区在反洗钱、反恐融资、外汇管制等方面的法律法规存在显著差异，这使得参与跨境交易的机构需要投入大量资源来确保交易的合规性。除此之外，数据跨境传输还面临着各国数据隐私保护法律的限制，这使得信息共享与身份验证流程变得更加繁琐，不仅降低了交易效率，还显著增加了交易的成本。

二是安全挑战。某银行工作人员表示，在对外结算过程中，存在许多安全风险，其中比较突出的是网络攻击与数据窃取。“SWIFT系统已经使用了将近半个世纪，它的电文传输模式对跨境交易信息的保护能力已经无法满足当下的信息安全性需求。因此只能通过交叉验证来保证数据准确与安全。”香港金融机构业务员陈灵也认为，不良资金会利用技术手段伪装成良性资金进入支付渠道，数据窃取手段也更高明。

戴新竹解释道，跨境交易所涉及到的支付类金融基础设施，因跨地区、多节点、多方协作的特性而具有极高的复杂度与敏感度，由于跨境业务需要处理海量的交易明细、客户信息和合规文档，这也使其成为网络攻击与数据窃取的重点目标。

“以孟加拉央行、尼泊尔 NIC Asia 银行及 Banco de Chile 等真实案例为例，黑客利用钓鱼邮件或APT攻击取得对SWIFT或其他关键支付终端的控制权，伪造或篡改指令成功盗取巨额资金，显示出跨境金融网络在内外网防护、身份认证与终端监控方面的痛点。”戴新竹说。

腾讯金融云副总经理王丰辉从事金融安全工作已有十余年，他介绍，金融基础设施尚不完善会导致泄密与数据篡改问题严重。在实践中，银行、债券公司等金融机构资金密集，一旦发生信息泄露、数字化安全等问题，会造成巨额损失。

王丰辉说，数据安全是金融机构面临的风险之一。对数据安全的防护，一是对所有云、所有数据存储设施提供数据默认的加密服务。二是对敏感数据要提供专门防护。三是数据流转的过程中，涉及系统等各方面的流转。随着跨境支付频次增长及技术手段的提升，产品也得不断升级迭代，通过加密、密钥管理、数据泄露检测，对数据三要素进行保护。

中国已经在尝试自主搭建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CIPS），以期能够减少交易节点，提升交易效率。不过，其应用场景还十分有限，技术模式仍不成熟。中国银行原行长李礼辉表示，CIPS运行10年来成长很快，近3年业务笔数和交易金额年复合增速超过30%，但CIPS规模尚小，2023年1季度日均处理业务2.25万笔，日均交易金额4127亿元。与美元大额清算系统CHIPS日均处理业务28.5万笔、日均交易金额1.5万亿美元相比，存在指数级的差距。

“安全、高效、低成本的支付服务，挺难的”

在金融基础设施的设计与搭建过程当中，安全和高效已经成为了硬币正反面，二者难以兼得。

跨境信贷从业者董女士常年在珠三角一带跑业务，她表示，安全、高效、低成本，这几乎是“不可能三角”，如果涉及到跨境交易，暴露的问题则更为严重。“因为涉及到的主体更多更复杂，前些年就密集出现过外贸企业账户由于通过地下钱庄收款，受到‘反诈’监管而被冻结资金。为了避免跨境资金出现合规性问题，需要进行复杂的交叉验证与人工审核，这也直接拉低了支付的交易效率。而如果单一提升人工审批效率，又极有可能会出现监管漏洞。”

除了国内监管条例，跨境资金还要面临不同国家之前的“合规差”。王丰辉介绍，不同国家和地区针对数据安全出台的法律要求不同，尤其金融行业数据密集，涉及到个人信息等数据又是敏感领域，需要在合规的指引下完成技术层面对数据的分类分级治理，这也需要时间。

目前，多家金融科技公司试图在信息技术赛道发力，以期能够完善金融基础设施，提高支付的安全性和监管效率，对风险进行前置预估性防控。

戴新竹认为，大数据、人工智能、区块链等技术的创新应用，为金融基础设施的风险管理模式与运营效率带来了深刻的变革。一方面，智能金融科技技术通过提升风险识别与评估的精度、实现实时监测与预警、优化风险控制与合规管理，显著增强了金融基础设施的稳健性。另一方面，金融基础设施也从繁琐冗长的传统流程中被解放出来，实现更低成本、更高速度与更强韧性的运行模式。这不仅有助于提升市场流动性、提高资金使用效率，也为客户体验、风险控制与监管实践的优化创造了良好条件。

不过，金融科技的发展与迭代也带来了全新的冲击与挑战。腾讯云副总裁、云鼎实验室负责人董志强说，目前随着金融科技技术的发展，各种高危的漏洞、复杂的攻击、数据泄露，甚至勒索等问题正在以全新的面貌出现。过去两年，行业出现了结合AI技术的新型攻击方法。在这种背景和挑战下，各个监管机构对金融机构的安全重视程度越来越高，对金融安全建设也做出了非常明确的落地要求。

“比如AI虚幻和AI虚假。AI模型可以主动生成或经由人为操纵编造虚构数据、虚构影音、虚构事件，模糊真实和虚假的边界，深度合成算法制作的高仿真的声纹和图像，可以对抗通用的技术甄别。AI虚假已被用于实施经济诈骗，用于诋毁个人信誉和企业商誉。”李礼辉说。

作为支付科技公司，万事达卡方面也表示，随着技术发展，AI反诈与AI欺诈也更为常见。“网络犯罪分子已经能够熟练利用生成式AI以窃取资金或数据。但AI也可成为强化欺诈保护的关键技术。

中国信通院近期发布《金融科技生态蓝皮书（2024年）》（下称“《蓝皮书》”）提到，在利用新技术提升服务效率的同时，跨境支付也面临模型风险治理等安全风险。“当前，传统事前监管模式面临着AI自主演化控制难、迭代快速跟进难、黑盒遮蔽追责难等问题，难以应对不断推陈出新的人工智能快速发展需求。在此背景下，基于分级分类分域的治理思路，金融机构构建多元敏捷协同的治理体系，推动实现大模型金融应用可监督、可追溯、可信赖。”

“过去，金融机构用的是相对静态通用的风控模型+动态策略，一个风控模型部署好了，可能两三年都不会动，这种方式很难应对未来黑灰产AI的态势。要从根源也就是风控模型的迭代和升级，才能占据主动。”董志强说。

戴新竹认为，针对上述技术迭代所带来的新难题，可以从两个方面入手。一方面，面对这些多元风险，市场与监管机构需协同努力，通过建立统一数据标准、强化网络安全防护、提高算法可解释性与可审计性、完善监管科技工具，以及加强国际监管合作来提升基础设施韧性。另一方面，行业自律、伦理标准制定与消费者教育也必不可少。唯有平衡创新与风险，金融基础设施才能在复杂多变的环境中实现可持续的稳健发展。

实际上，国内企业资金出海规模的迅速扩大，对金融基础设施和技术底座完善程度和智能化程度提出了更高要求，倒逼相关机构提供更优质的金融基础设施和服务。

近期，相关七部门联合印发《推动数字金融高质量发展行动方案》（下称“《方案》”），其中提到，加强数字金融相关新兴基础设施建设。完善数字金融治理体系，强化数字金融风险防范，加强数据和网络安全防护。

业界人士认为，《方案》对行业、金融科技来说，都具有重要引导意义。董志强表示，这个方案对“数字金融”的建设作出了顶层设计和全面部署。其中，其中重点强调了“加强数据和网络安全防护，为数字金融的创新提供安全保障。”“数字安全”已经成为数字金融非常关键的底座工程。

夯实高水平对外开放金融根基

李礼辉认为，金融基础设施的建设是一个久久为功的大工程，是金融独立性和自主性的根基性工程。这不仅为资金交易安全提供有力保障，也为中国金融独立自主与对外开放提供技术基础。

随着中国经济发展到新阶段，中国对外开放已经进入到新阶段。2024年12月，上级经济工作会议确定，2025年要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亚洲金融合作协会专家咨询委员会（AFTTC）研究员李博表示，这其中也包括金融对外开放。金融对外开放，金融安全是‘根’，良好的金融基础设施是‘基’，尤其是随着中国对外开放水平的提高，金融对外开放已经成为必须面对的课题。

“美国依托二战后80年发展累积的国家经济实力，把握全球金融体系的主导权，占据全球最重要的国际金融中心，占据全球货币霸权地位，从而形成支付清算领域的主导地位。”李礼辉说。另一位专业人士也指出，美国的国际金融地位建立的基础正是有先进的金融基础设施为支撑。SWIFT系统是全球重要的跨境资金结算系统，是各国银行开展跨境支付业务的基础。这些金融基础设施为美国金融市场定价功能提供了技术基础。

李博表示，一方面，货物贸易对外结算需要良好的金融基础。2024年，俄罗斯金融机构受到欧美国家制裁，无法使用SWIFT，这使得俄罗斯的跨国资金结算成为了难题。另一方面，金融出海热对金融基础设施底座提出了更高要求。

目前，许多国家正在积极利用新技术，攀登金融基础设施建设的新高地。14家欧洲银行和2家金融科技公司成立欧洲支付倡议组织，并推出欧盟主权即时支付系统WERO，旨在加强欧洲金融的独立性。巴西、俄罗斯、印度、中国和南非五国也联合推出的金砖国家支付系统（BRICS Pay）倡议，该倡议旨在促进金砖国家之间的支付便利和经济合作。

戴新竹认为，此倡议背后的深层次动机无疑是反应了成员国均有化解经贸被西方牵制风险，摆脱过于依赖SWIFT 实现跨境支付，获取金融自主权强烈意愿。中国若要在BRICS Pay中主导规则制定，需以技术自主性为根基，制度协同性为纽带，国际合作为扩展路径，安全韧性为保障，并依托实体经济需求构建用户生态。

“金融出海，未来中国金融科技企业势必更大程度融入到国际市场中，成为国际金融基础设施建设的主人公。”李博说，但金融科技企业出海需适应不同国家地区的技术标准和规则，包括海外支付预结算规则复杂、目的地国融资难、合规要求高等，这些都需要金融科技提供商优化支付体系，提供与目的区域相匹配的风控方案以及包括供应链金融在内的资金压力缓解方案。

李礼辉认为，未来的金融基础设施应该是数字化、智能化的。应该积极促进数字化支付清算技术标准、技术平台和货币政策、金融监管制度的国际协调，实现不同经济体之间无障碍、高流量的数字化跨境支付和清算。“新智能时代数字金融创新的核心是可信任，金融基础设施的建设必须做到主动防范并跨越新技术陷阱，让客户信得过，让市场信得过，让政府信得过。”

“同时需要注意一些风险。”李博说，金融和一般产业不同，金融是一个国家的基础型产业，政府的态度非常关键。金融科技常常伴随着金融风险监管不到位，因此出海目的地国也常出现开放意愿和监管态度有冲突的情况。这要求出海企业有着更强的政府沟通能力和对政策的判断能力。

来源：财经杂志视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