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近日，哈佛大学取消20余门课程的消息引发全球关注，其中文科尤其受到冲击。据报道，2022年哈佛仅有7%的新生计划主修人文学科。即便是哈佛这样的顶尖学府，也不得不面对所谓“文科衰败”的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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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

近日，哈佛大学取消20余门课程的消息引发全球关注，其中文科尤其受到冲击。据报道，2022年哈佛仅有7%的新生计划主修人文学科。即便是哈佛这样的顶尖学府，也不得不面对所谓“文科衰败”的现实。

本文探讨了AI对人文学科的冲击，指出尽管AI具备了类似人类的“成长”能力，能够模仿逻辑思维和情感表达，却无法替代对人类内在“经验”的“理解”。作者提到，“人文学科”“人本主义”“人道关怀”等概念围绕“人”展开，形成了一系列话语与价值观，深刻影响着现代社会的理念与实践。那么，这些概念的区别何在？它们如何在历史中演变至今？其概念的共同内核在于：究竟什么是“人”？

文章以“人文”概念为线索，梳理了人文科学的历史与研究方法，并追溯了自欧洲文艺复兴以来，随着人与自然、社会的分离，自然、社会、人文三种知识分类的形成过程。作者认为，人之所以为人，或许正在于对他人的理解与连接，而这正是人文科学的基石。

对思想史的回顾，恰恰能帮助我们回应新技术语境下的存在式困惑。

“人文”的含义与人文科学的历史

——兼谈 AI 时代的“人”

▍引言

自1993年“人文精神讨论”以来，“人文”概念就被广泛使用，不仅在学界，而且在社会诸多领域，“人文”都已经成为一个常用词，一个基础性的关键词。但是，另一方面，对于“人文”的含义，我们又往往是凭借一种直观的语感来理解的，对于这个重要的当代知识体系中的基本概念，实际上并未给予应有的理论辨析。

古汉语原有“人文”一词，《周易》说：“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辞源》对“人文”的释义是“礼教文化”。明治维新后，日本学者借古汉语原有的“人文”一词将英语“humanism”意译为“人文主义”，被现代汉语采纳，成为汉语现代意义的“人文”一词的源头。但是，在汉语不同场合，“humanism”也译作“人道主义”和“人本主义”。例如，朱光潜一般将“humanism”译作“人道主义”，同时也指出，就其“原始的也是较窄狭的涵义”来说，也可译“人文主义”。另外，就其“所表现的人为一切中心的精神”而言，“humanism”又可译“人本主义”。类似的例子很多。显然，“humanism”的三种译法含义虽彼此交集，但各不相同。那么，“人文主义”区别于“人道主义”和“人本主义”的特殊内涵是什么？人文主义中的“人文”这种译法的历史依据是什么？1993年讨论的主题“人文精神”为什么不能替换成“人道精神”或“人本精神”？这些问题看似琐屑，其实涉及复杂的历史背景。因此，对“人文”的内涵进行深入的理论反思和剖析，需要在历史中追索，对概念进行词源学考察，并进行相关的思想史和学术史的梳理。

我们知道，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人文科学是现代社会对人类知识和学术领域的分类。其中“人文科学”在国内学界有时也称作“人文学科”，两个称谓一般可互换使用。但在英语中，“the humanities”（译作“人文学科”）与“human sciences”（译作“人文科学”）是两个概念，特别是“the humanities”作为学科有其历史经纬，在19世纪以前的西方学术史上，“the humanities”有自身的特定含义，这种含义并非“human sciences”可以表达。

本文将指出，包含语法、修辞、诗学、历史和道德哲学这些科目的人文学科（the humanities）诞生于欧洲文艺复兴早期，是西方思想史、学术史和教育史上十分独特的知识分类。正是这种特定意义的人文学科决定了早期人文主义或人文的含义。同时，人文学科的后续演变也内含着人文概念的变迁。可以说，人文学科的历史为我们理解人文概念提供了一个框架，因此，追溯人文学科的历史就成为打开“人文”内涵的正确方式。以下将分别论述。

▍“人文学科”的诞生

西方意义上的人文学科（the humanities）产生于14—15世纪的文艺复兴时代，与之相关的学术和教育科目，如语法、修辞、诗学等，则萌芽、成长于古希腊罗马时期，并辗转延续于中世纪。严格讲，文艺复兴之前相关各科目的发展变迁都只是西方意义上的人文学科的准备阶段，是它的前史。因此，本文将删繁就简，直接以人文学科的诞生为论述的起点，只在必要时再简略追溯前史阶段的情况。

（一）彼特拉克的奠基

意大利诗人兼学者彼特拉克（1304—1374）出生于佛罗伦萨，是欧洲历史上的第一个人文主义者，被称作“人文主义之父”，受到早期人文主义者——从薄伽丘（1313—1375）到阿格里科拉（Rodolphus Agricola,1444—1485）——的推重。彼特拉克热爱古典文化，而异教时代的重要典籍当时多已散失，因此他致力于收集、整理、修复古代经典。“彼特拉克走遍西欧，在修道院和大教堂里寻找隐匿的手稿。他在阿维尼翁待了很长时间，当时这里是教皇驻跸之地（1309—1377），是南北文化交汇场所。该城成为欧洲主要的知识中心之一，修道院和大教堂藏书室近在咫尺。”他最重要的发现之一，是1333年在列日（Liège）搜寻到古罗马作家西塞罗的著名演讲《为阿奇亚辩护》（Pro Archia，公元前62年）的抄本；他在语文学上的最重要工作是对古罗马历史学家李维的著作进行复原，当时影响广泛。需要说明的是，文艺复兴的知识基础是研读和阐发古典作家的著述，因此，专门从事校勘、复原古代典籍的语文学是当时最重要的学术领域。

1347—1353年间爆发的黑死病，又称“大瘟疫”，夺走了欧洲30%—60%人口的生命，是彼特拉克遭遇的一场历史性灾变。薄伽丘在大瘟疫后期创作的《十日谈》对其惨烈情形有过许多描写。无先兆的持续的大面积死亡，颠覆了正常生活，中世纪晚期的经济社会结构和基督教信仰亦发生动摇。在正常生活中构成生命支撑的制度、习俗、观念不能不分崩离析，人们直面死亡，生命意识凸显的同时，无力感、孤独感、绝望感倍增。1348年，彼特拉克在给友人的一封信中写道：

对于人来说，没有什么是安宁的，没有什么是安稳的，没有什么是安全的。这是命运的横暴。这是死神的陷阱。这是稍纵即逝的人世间的魔咒。我们四面受困，苦痛不堪。

虽然正值中世纪晚期，但彼特拉克表达的已经是一种类似于“现代性”的体验：一切都是“短暂、易逝、偶然”，“一切坚固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研究者指出：“彼特拉克必须承受的两种最强烈的情绪是悲伤和恐惧：为死去的友朋感到悲伤，为自己及那些还活着的人们感到恐惧。彼特拉克通过研究古人而发现的治愈力量，至少在一定程度上，要从这两种情感的角度来理解。彼特拉克对那些后来被称作‘人文学科’（the humanities）的研究的贡献与死亡问题息息相关。”于是，彼特拉克回归古典时代，向古罗马经典，向那些古典人物汲取精神力量。他在另一封信中说：

没有什么能像那些著名人物的范例那样打动我了。因为它帮助灵魂升华，检验灵魂在逆境中是否坚实、高尚、不可征服和牢不可破，或者它是否在自欺欺人。除非通过经验——这是生活最可靠的导师，当然没有比将我的灵魂与那些它最希望与之相似的人物进行比较更好的方式了。

回归古典，搜求、校勘、研读和阐发古典文献，“通过研究他人的生活，特别是古罗马人的生活，来形成、塑造、锻铸内在自我的理想”，以古典理想替代经院主义的基督教神学，这是彼特拉克开辟的道路，由此引领了几代人文主义者，最终创立了“人文学科”。所以，在思想史和学术史的意义上，可以说彼特拉克标志着中世纪的终结。

（二）“studia humanitatis”的重建

彼特拉克开创性地研读阐发古代经典，以塑造自身的品格，但他并没有为这一新的学术实践命名。他的追随者萨卢塔蒂（Coluccio Salutati，1331—1406）是一位长期担任佛罗伦萨执政官的学者和政治家，1369年他从西塞罗的《为阿奇亚辩护》中选取了“studia humanitatis”这个短语，重新启用，以宽泛地指代古典文化的造诣。他的学生布鲁尼（Leonardo Bruni，1370—1444）也是佛罗伦萨的人文主义者和政治家，15世纪20年代他将“studia humanitatis”界定为一套教育方案。

西塞罗的概念“studia humanitatis”本意为“关于人道的学问”（the studies of humanity），与另一概念“artes liberales”（“自由技艺”）同义。所谓“自由技艺”是指适合于罗马自由民的教育，区别于作为职业教育的机械技艺，如农艺、制衣、冶金、烹饪、商贸等。“studia humanitatis”或“自由技艺”包括诗歌、文学、几何、音乐、辩证法、自然科学、伦理学和政治学等科目，可以培养罗马自由民的“人道品质”（humanitas），在西塞罗看来，“humanitas是兼具道德和智力的美德”。在西塞罗之后，古罗马作家像维特鲁威、塞内卡、昆体良等也都提出过各自版本的“自由技艺”的科目，尽管在细节上存在分歧，但都是一种综合性的教育方案。

向前追溯，这些科目大多创立于古希腊，并且到希腊化时期（公元前323—31年）已形成“一套通用的教育课程”，称为“enkyklios paideia”，相当于现代所谓“通识教育”（general education），同时也是英文“encyclopedia”（百科全书）的词源。向后延伸，这些科目在中世纪萎缩成所谓“自由七艺”（the seven liberal arts），包括作为“语词技艺”的“三艺”（trivium），即语法、修辞和辩证法，以及作为“数学技艺”的“四艺”（quadrivium），即音乐、算术、几何和天文学。这里的辩证法是西方的传统含义，指辩论的逻辑和方法；而把音乐作为数学科目则是西方历史上的悠久传统，因为人们认为“音乐是一门研究数与音之关系的学科”。在中世纪的精英教育中，“自由七艺”囊括了除神学知识以外的全部世俗知识，古希腊罗马的知识遗产只得到了很有限的传承。

从古代的“studia humanitatis”到中世纪的“自由七艺”，按照后来的知识分类，都综合了文、理科目，从而迥异于文艺复兴早期重新界定的“studia humanitatis”。例如，在布鲁尼看来，“studia humanitatis构成了一套专门的、以文学为主的课程；其中没有逻辑、数学、自然科学和形而上学的位置。正是以这种形式，人文学科（the humanities）在文艺复兴时期得到了认可和界定”。需要说明的是，文艺复兴早期的“studia humanitatis”以文学为主，由多个科目组成，按照后来的研究者归纳，包括语法、修辞、诗歌、历史和道德哲学。这个重新界定的“studia humanitatis”明确排除了数学和自然科学，使西塞罗原本包含文、理科目的旧的“studia humanitatis”在内容上发生了明显的窄化。新的“studia humanitatis”由此诞生，它借用西塞罗的旧名称，赋予新内涵，成为“‘古典教育’的同义词，即研习古代希腊和罗马的语言和文化”。这个重建的“studia humanitatis”概念先被译成法文“les humanités”，18世纪由法文译成英文“the humanities”，即人文学科。

文理分途或“studia humanitatis”内涵的窄化，体现了古今意识的一大变迁：在古代，人与自然是统一体，西塞罗说：“人类生来就是为了沉思和效法宇宙；他决不是完美的，但他是完美者的一小部分”。对于古人来说，个人是理性、永恒、和谐的宇宙整体的一部分。因此，“人与宇宙的统一，部分对整体的参与，在所有‘自由技艺’（liberal arts）的统一性中，在所有适合自由人的学科的统一性中，找到了其心智的对应物”。古代教育的最高境界就是对宇宙的沉思和效法，就是人与宇宙的统一。但是，对于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者来说，个体离开了外间世界，回到了自我，“个体成为了整体”。古老的统一性解体了，因此，人性的培养就只是个体、自我、心灵的陶冶和提升。

我们知道，欧洲历史分期中有所谓“早期现代”（early modern），大体从文艺复兴到18世纪末。作为早期现代的一种教育和学术实践，人文学科在意大利诞生后就向整个欧洲传播，例如1456年进入海德堡大学，1462年进入莱比锡大学，15世纪末“在整个欧洲的大学课程中得以确立”。但只是到16世纪晚期，“人文学科才得到充分发展”。意大利是文艺复兴的故乡，佛罗伦萨也可以说是这一阶段世界史的一个起点。文艺复兴“三杰”但丁、彼特拉克、薄伽丘是佛罗伦萨人，萨卢塔蒂、布鲁尼、达·芬奇、马基雅维利，直到伽利略，都是佛罗伦萨人。特定的历史机缘使这里成为人才和知识的汇聚之地。人文学科诞生在佛罗伦萨并非偶然。

（三）“人文”的含义

随着人文学科的诞生，一个新造的拉丁文词“humanista”——更常用的是意大利文“umanista”，即“人文主义者”，在15世纪出现，“用来称谓新的人文学科的教师”。这个词是后来西方诸语言中的“人文主义者”的源头。而且“人文主义”也是从该词派生出来的，只是时间要晚得多，直到1808年德国教育理论家尼特哈默尔（F.J.Niethammer）才第一次使用“Humanismus”（人文主义）一词，“用于指文艺复兴对古典学术和古典教育的强调”。

可以说，“人文主义”尽管是晚出的概念，但它的本义正是前述人文学科所包含的主张：通过研读和阐发古代经典，培养和塑造合乎“人道”的理想品格。需要强调的是，古代经典的研习，包括古典拉丁文的熟练掌握，是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不可或缺的内涵。因此，像马基雅维利（1469—1527）主要用意大利方言而非古典拉丁文写作，仅仅由于这个原因，在当时居然“不被看作‘人文主义者’”。这种对特定的“文”的倚重和强调，是文艺复兴时期的“humanism”的重要特征。因此“人文主义”可以说是一种相当准确和传神的译名，这种译法有着扎实的思想史和学术史依据。

至于“人文”，应该说是“人文主义”的某种简写，但在1993年的“人文精神讨论”中，它所表达的已经是“人文主义”原义的一种引申义，即倡导一种以文学等文化形式为载体的理想和价值。例如，在“人文精神讨论”的开篇之作中，讨论的主要发起人王晓明就把“文学的危机”作为讨论的起点：“今天，文学的危机已经非常明显，文学杂志纷纷转向，新作品的质量普遍下降，有鉴赏力的读者日益减少……”由于文学是人文精神的具体表现，因此，“文学的危机实际上暴露了当代中国人人文精神的危机，整个社会对文学的冷淡，正从一个侧面证实了，我们已经对发展自己的精神生活丧失了兴趣”。这是有洞察力的判断。作者指出了文学与人文精神的关联，只是未能在理论上展开和深化。尽管如此，讨论所针对的问题是明确的，这就是1992年后急剧的市场化改革。

面对市场化改革中“物欲”的挤压，倡导和维护“人文精神”是文学知识分子的职责所在。由于特定的“文”在他们的精神世界中占据着崇高而特殊的位置，因此这里的“人文”显然不能替换成“人道”或“人本”。反过来，也是如此。“人文精神”对应的英文是“humanism”或“humanistic spirit”。而围绕“humanism”，1993年之前还有一场规模更大的论辩，即1979—1983年的“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讨论。由于涉及对“人文”含义的理解，有必要略做回顾。

这场讨论的起点是前引朱光潜文章《关于人性、人道主义、人情味和共同美问题》（1979），讨论的背景则是此前几十年连绵不断的政治运动对广大人群的伤害。因此，这里的“人道主义”既是一种哲学和社会理论，同时也不可避免地包含着对过去历史的反省、声讨和悲悯。一方面，很多作者采用“人→异化→人性的复归”这一历史解释模型，使其立场更倾向人本主义的理念；另一方面，这场讨论大体与新时期初期的伤痕文学、反思文学同步，具有伦理关怀和情感释放的作用，包含“humanitarianism”的性质。“humanitarianism”也译“人道主义”，主要指面对不同的人一视同仁地给予同情和怜悯，包括对不幸和灾难中的人施以仁爱和救助。这场讨论结束时，胡乔木的长文《关于人道主义与异化问题》指出，人道主义有两个含义：“一个是作为世界观和历史观；一个是作为伦理原则和道德规范。”刚好对应于前述两方面的区分。由于包含较多“humanitarianism”的成分，因此这场讨论中的“人道主义”概念显然既区别于“人文精神”或“人文主义”，同样也不能替换为“人本主义”。

▍人文学科的转型

因此，简要地说，人文精神概念源自人文主义，人文主义源自人文学科，而人文学科的内涵也在发生变迁。

（一）从古典主义到民族主义

如前所述，从文艺复兴开始，人文学科就成为“古典教育”的同义词。同时，以文艺复兴为起点，西方可以说进入了一个古典主义时期，包括学术文化领域，都要以“古典”——无论是真实的还是想象的——为圭臬。

以文学研究为例。亚里士多德在《诗学》中曾提出：“悲剧是对一个完整划一，且具一定长度的行动的摹仿……一个完整的事物由起始、中段和结尾组成。”这个“行动的完整性”被16世纪的意大利人文主义学者扩展为“时间、地点、行动的统一性”：故事不超过一昼夜，发生在同一地点，保持单一情节，这就是所谓“三一律”，又称“Aristotelian unities”（亚里士多德统一性）。“三一律”在西欧产生了长久影响，尤其是在17世纪的法国，强调理性和秩序的古典趣味同绝对君主制的威权政治及其文化风尚相吻合，使得“三一律”盛极一时，不容违犯。甚至高乃依的《熙德》（1637）这部法国古典主义悲剧的经典之作，也因为“没有严格遵守‘三一律’而受到责难”，法兰西学士院（L’Académie française）为此专门刊印小册子给予批评。

古典主义可以说是早期人文主义的体制化。它成为标准和尺度，“所有人文活动，从历史学到音乐学，都是按照古典的范型铸造的”。人文学科的内在精神原本是对经院主义神学的反叛，但随着早期现代的展开——从大航海、跨洋贸易到科学革命和各民族语言的兴起，古典主义又成为新的藩篱和桎梏。于是，厚今派（Modernes）与崇古派（Anciens）之间的“古今之争”打开了新的一页。

“古今之争”分两个阶段，从17世纪末持续到18世纪初。大约1680年，厚今派作家用法语而非拉丁语撰写凡尔赛宫纪念性建筑的铭文和油画作品的题签，民族语言与古典语言的冲突引发了争论。厚今派以夏尔·贝洛（Charles Perrault，1628—1703）为主将，赢得了大多数舆论的支持。崇古派以布瓦洛（1636—1711）为代表，这位“三一律”的总结者，在创作中一向主张“遵循理性”和“模仿古人”，原本就是法国古典主义的理论教父。论争的问题表面看大多是肤浅、琐屑的，但其背后的涵义严肃而深刻：是继续效法古人，以古御今，还是厚今薄古，面向未来。因此，厚今派的胜出体现的是历史的意志，它标志着古典主义圭臬的动摇，预示着新时代的登场。

如果说文艺复兴的原点是意大利，如果说从古典主义到革命年代的中心是法国，那么民族主义时代的旗手就是德国。赫尔德（1744—1803）被视为民族主义的精神之父，他的“民族”（Volk）概念是继17—18世纪的“古典”和“理性”之后欧洲思想的又一面旗帜。他认为，所有民族都有一个独特且不可复制的同一性，这就是“民族精神”（Volksgeist）。作为一个有机体，每个民族都有生命周期：从成长、壮大到死亡。19世纪，随着意大利和德国的统一，随着欧洲各民族国家的逐步确立，梳理各民族的历史，包括其精神史，成为人文学术的重要任务。

在文学研究领域，古希腊罗马不再是中心，编纂各民族自己的文学史蔚成风气。今天还会被提及的有：沃尔顿（Thomas Warton）的《英国诗歌史：从11世纪末到18世纪初》（The History of English Poetry, from the Close of the Eleventh to the Commencement of the Eighteenth Century, 1774—1781）、格尔维努斯（Georg Gervinus）的《德意志民族文学史》（Geschichte der poetischen National-Literatur der Deutschen，1835）、桑克提斯（Francesco de Sanctis）的《意大利文学史》（Storia della letteratura italiana，1870）、布吕内蒂埃（Ferdinand Brunetière）的《法国文学史批评研究》（Études critiques sur l’histoire de la littérature française, 1880），等等。在大学体制中，新创办的伦敦大学学院（UCL）1828年设立英国语言文学课程，第二年任命了首位英国语言文学教授。在传统大学中，1893年牛津大学成立英文系。总之，从学术研究到高等教育，新一代学术正摆脱古典藩篱，人文学科进入一个新阶段。

（二）人文学科：从旧到新

传统人文学科经过主流化和体制化，走向了僵化和保守。18世纪时，狄德罗和法国百科全书派就批评“人文学科”（studia humanitatis）只知沉浸于拉丁文和希腊文的文本及语言，已变得枯燥乏味。另一方面，在古典范围之外，文学、历史、哲学和艺术理论等学术领域取得长足进展。彼伏此起，到19世纪，西方的知识格局发生了重要变化。

变化之一，简单说就是，人文学科（the humanities）名实分离，其称谓被各新兴学科所袭用。研究者指出：“自19世纪以来，人文学科通常被定义为研究人类精神表达的学科（the disciplines that investigate the expressions of the human mind）。这些表达包括语言、音乐、艺术、文学、戏剧和诗歌。”人文学科与其“古典教育”的含义相分离，转而指代一般的文史等学术领域。关于转变发生的时间，研究者推测，“‘人文学科’（the humanities）一词开始失去其原有意义是在19世纪60年代……当时采用了‘现代人文学科’（modern humanities）的称号，以便促成这样的认知：把英文和现代外国语文作为新学科纳入大学课程”。“人文学科”的原有含义渐行渐远，结果，“今天大多数人对人文学科曾经是古典教育的同义词感到惊讶和困惑”。

如前文所述，文艺复兴早期，人文主义者借用西塞罗的“studia humanitatis”概念，赋予新的内涵，形成“古典教育”意义上的人文学科。到19世纪，旧名新实的转换过程围绕“the humanities”（人文学科）再次发生。于是，现代意义上的，经常与自然科学、社会科学鼎足而立的人文学科正式出场了。大体同一时期，传统的旧的人文学科也找到了自己新的栖身之地，成为现代人文学科中的一门学科，即古典学（Classics或Classical Studies）。研究者指出：“到19世纪20年代，德国的古典研究专业化了。此时，在新的专业精神激励下，德国的古典研究教授们将其学科称为Altertumswissenschaft（研究古代的科学）。”原先的普遍之学收缩为专门之学，曾经作为传统人文学科之内在精神的旧的人文主义——即倡导学习古希腊罗马经典，以培养和塑造合乎“人道”的理想品格——成为历史名词。另一方面，新的人文学科既然失去了原有的古典内涵，它所包含的内在同一性——使之区别于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的那种独特性，就需要重新探讨和界定，或者说，新的人文学科所包含的“人文”的内涵需要重新理解。

（三）人文学科的特性

人文学科的特性总是在与自然科学及社会科学的对比中呈现的。

欧洲思想史上，亚里士多德长期被视为古代知识的集大成者。但是，中世纪早期，他的著作已经散佚，人们只能从各种摘要中窥见他的学说。13世纪初发生了一个重要事件，即亚里士多德全集的发现和翻译。于是，“中古时代后期的著作家们就尽其全力去重新发现他的原意”。因此，尽管目的截然不同，但早期科学家同早期人文主义者一样，也需要研读古代典籍，甚至17世纪初的开普勒（1571—1630）作为天文学家和数学家，同时也是语文学家。不过，观察和实验的风气很早就已形成。1590年左右，荷兰科学家史特芬（Simon Stevin，1548—1620）和同伴进行了自由落体实验。同期，伽利略（1564—1642）做了更有名的同类实验。这些实验颠覆了亚里士多德关于物体重量决定其落体速度的旧学说。到了牛顿（1643—1727），最终完成了“科学上的第一次大综合”。17世纪后期，英国皇家学会（The Royal Society of London for Improving Natural Knowledge，伦敦皇家自然知识促进学会）应运而生。其章程主张“通过实验手段增益关于自然万物的知识”，同时强调皇家学会“无涉于神学、形而上学、道德、政治、语法、修辞或逻辑”，自觉地同人文社科知识分道扬镳。

17世纪是科学革命的时代，奠定了自然科学相对于其他知识领域的独尊地位。但是，人文知识领域的理论申辩和抵抗也构成了思想史和学术史的另一条路线。到1725年，意大利历史学家和哲学家维柯（1668—1744）出版了《新科学》。他认为，上帝创造了自然，所以只有上帝才真正了解自然。同样，“谁创造了历史亦由谁叙述历史，没有比这样的历史更确凿可靠的了”。自科学革命以来，人们普遍相信自然事物比人类事务更容易认知，维柯颠倒了这一观念。历史由人类创造，所以，“人类历史本质上是可知的，因为所有人都经历过希望、恐惧、欲望等，而当涉及自然时，他们总是局外人”。正如许多人指出的，维柯的这些论述成为德国哲学家狄尔泰（1833—1911）的先声。

许多论者都曾探讨过人文学科的哲学基础和方法，但迄今最重要、最有原创性的仍是狄尔泰。当然，他使用的是德文特有的词汇“Geisteswissenschaft”，即精神科学。如丹皮尔所说，其中的“Wissenschaft”（科学）“包括一切有系统的学问，不但包括我们所谓的science（科学），而且包括历史、语言学及哲学”。也就是说，德文“Wissenschaft”更为宽泛，不像英文“science”特指自然科学。那么，什么是“精神科学”？狄尔泰说：“我们把涉及历史性的社会实在的一切科学领域统称为‘精神科学’。” 这些领域即“历史、政治、法理学、政治经济学、神学、文学或艺术”，如该著作的英译者“导言”所说，“包括整个人文和社会科学学科（the entire range of humanistic and socio-scientific disciplines）的范围”。狄尔泰说，英国哲学家培根（1561—1626）考察了自然科学的基础和方法，同样，他所要做的是对精神科学进行类似的考察。

需要说明的是，西方的社会科学——包括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法学、人类学等——大体形成于19—20世纪，或者按华勒斯坦等人概括的说法：“在1850年至1945年间，一系列学科被界定，它们构成了一个知识领域并被赋予‘社会科学’的名称。”他们指出：“到1945年，社会科学一方面与研究非人类系统的自然科学，另一方面与研究人类‘文明’社会的文化、思想和精神产品的人文学科（the humanities）明显地区分开来了。” 狄尔泰出版其《精神科学引论》（1883）的时候，正值现代人文学科和社会科学形成的过程中，二者尚未得到明确区分。但是，他对精神科学的基础和方法所进行的探讨，对于这种区分却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

狄尔泰认为，自然科学处理的是基于感官的事实，精神科学处理的则是内心经验。德文“Erlebnis”（经验）源自“Leben”（生命）一词，因此是人类生命的体现。内在的经验外化为“Ausdruck”（表达），透过外在的表达，人们的内在经验得以被“Verstehen”（理解）。例如，某人的意图（经验）通过语言交流即文本（表达），被另一人所知晓（理解）。狄尔泰指出：

这样，经验（Erleben）、表达（Ausdruck）和理解（Verstehen）的组合就是人类作为精神科学的对象而存在的具体状态。因此，精神科学即建立在这种生命、表达和理解的关联之基础上。

所以，对人的经验，即感受、欲望、情感、想象、思维、意志及价值观的理解，是精神科学最核心的部分。这是一种体察式的认知，是主体对另一主体的认知，是“理解”（Verstehen/understanding），即一种主体间的关系或曰主体间性（inter-subjectivity）。自然科学的认知则截然不同，那是主体与客体的关系，是主体对诸客体之间因果关系的“说明”（Erklären/explanation）。只有在区分“主体间”与“主-客体间”的意义上，只有对比这两个维度，才能透彻地界定“理解”与“说明”这一对解释学的基本概念。

主体对另一主体的理解或主体间的关系，使人文学科的独特性突显出来，使之不仅迥异于自然科学，也区别于社会科学。社会科学的研究范围当然也包括人的内在经验，但其关注方向更多的是人的内在经验或人性的某种外化或对象化的体现，如制度安排、资源配置、族群关系等，是内在经验或人性的外在方面。因此，可以说，狄尔泰关注的是人文学科的内核部分。这个部分尽管也可能为社会科学所具备，却并不是它的本质方面，不是它得以成立的必要条件。另一方面，人文学科同样会考察内在经验或人性的外化形式，会关注统计数据，使用定量方法，但这些同样不是人文学科的根本属性。

因此，文、史、哲和艺术理论等之所以被归入人文学科，正是由于上述意义的“理解”或“主体间的关系”在这些学科中占据着核心位置。同样，由于人文学科的转型，“人文”也摆脱了前述古典文化的含义，变成了对内在经验的理解，或者说，对人的精神性的理解和关注，而且往往以文本的阐释为途径。这就是19世纪以后现代人文学科获得的新的同一性。看不到这个新的同一性，就很容易把现代人文学科看作“一个诸项研究的古怪的集合体”，以至于用否定的方式来描述：“人文学科是高等教育中剔除了自然科学、社会科学、艺术和职业培训后的剩余物。”

狄尔泰重新定义了人文学科的内核。一方面，人文学科实现了现代转型，获得了理论自觉；另一方面，“the humanities”仍然是旧名，与西方文化传统有着丝缕不断的联系。例如，《牛津英语辞典》（1989）仍强调人文学科与古代拉丁和希腊经典的关联。甚至仍有人坚持用“文艺复兴开始的古典研究传统”定位人文学科，并基于这种保守立场认为人文学科不能用于非西方文化的场合，因此反对“亚洲人文学科”（Asian humanities）或“非洲人文学科”（African humanities）这类“毫无意义”的表述。有鉴于此，中文学界在概念使用上似应保持慎重，本文的建议是避免使用一般对译为“the humanities”的“人文学科”，而采用“人文科学”概念，以免同西方特定文化传统产生不必要的纠缠。

“人文科学”（human sciences）在英文语境中与“人文学科”（the humanities）截然不同。第一，它作为宽泛意义上的对“人”的研究，与古希腊罗马等西方文化传统并没有特殊的关联。第二，这是“一个开放式的术语”，在学科构成上与人文学科有交集，同时又包括经济学、政治学、人类学、法学等社会科学，甚至人体生物学（humanbiology）等自然科学。所以，“human sciences”在英文语境中更像是一种围绕“人”的跨学科研究。也可以说，它的范围和内涵由于足够包容，能够容纳新的含义。

确实如此。20世纪七八十年代，在英语人文学界，特别是在文学研究界，“对于将人文学科（the humanities）转变为人文科学（human sciences）的热情出人意料地强烈”。这种热情的背景，正如论者指出的，是欧美知识分子对西方文化和知识传统的批判，包括“对人文主义及其所有工作的极端仇视”，因为他们坚信“这种传统为资产阶级社会的罪恶提供了意识形态的掩护”。在这种批判的氛围下，人们甚至主张把前述旧人文学科的最后堡垒古典学改造为“地中海区域研究”（Mediterranean Area Studies）。至此，西方中心主义的民族/种族主义意识形态作为传统的负担被激进的欧美知识界所抛弃。如果说19世纪人文学科的转型是去古典化，那么，解构主义时代的转型则是去西方化。因此，基于以上讨论，本着去西方中心主义立场，本文标题最终选择的是“人文科学”一词，同时本文剩余部分除引文等特定情况外，也将用“人文科学”代替“人文学科”概念。这里的“人文科学”即去古典化、去西方化之后的人文学科，只是为了淡化与西方文化传统的特殊联系，而避免使用这一概念。同时，这里的“人文科学”并不能等同于英文的“human sciences”，因为后者的主流含义仍是一种围绕“人”的跨学科研究。

▍AI时代的“人”

关于人文科学内部文、史、哲等具体学科的历史梳理和总结，由于是各门学科建设的基础工作，因此单个学科早就有各自的学科史著述。仅就中国文学研究领域而言，在西学影响背景下，就有郭绍虞的《中国文学批评史》上（1934）、下（1947）卷出版。西方学界当然更早，例如乔治·圣茨伯利的《欧洲批评和文学趣味史》（1900—1904）等。但是，综合的人文科学史几乎是空白。号称“第一部整体的人文学科史”的作者就曾提问：“为什么没有人文学科史的总论，而科学史的总论却有几十种？” 的确，仅就中文而言，科学史的专著和译著就不下十几种。这种科学史不同于单个自然科学学科——如物理学、化学、生物学——的历史，因为只有综合性的科学史才会从历史的角度探讨科学与哲学及宗教的关系，才会从历史的角度探讨科学的本质以及科学立场和科学思维的形成。同样，对整体的人文科学的剖析不同于对其各学科分门别类的梳理，因为只有整体的考察才能显示各人文学科彼此共通、交叠的成分，即人文科学的属性，才能显示其区别于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整体特质。

如前所述，狄尔泰用来界定人文科学之内核的是“理解”，即主体与另一主体的连接，也就是主体间性。这种界定使人文科学在性质和方法上区别于自然科学及社会科学，同时对于在当今时代怎样理解“人的本质”亦有启发。

“人是什么？”当然是哲学的千古难题，这里只能简略表述。人类由于直立行走，骨盆和产道变窄，胎儿必须提前降生，导致人类整体上都是早产儿，需要长期哺育抚养，不像所有其他物种降生后很快便形成生存能力——因此可以说人类是唯一先天有缺陷的物种，需要后天的弥补，亦即需要一个外部支援系统。对于婴儿来说，这个外部支援系统，从生命的延续到心理的抚慰，首先都是由母亲直接承担和象征。支援系统分两个方面：物质工具系统（从母亲的手臂、乳房到人造机器设备）；社会组织系统（从母亲到家庭到族群和国家）。工具的迭代和社会的进化合成了人类历史——围绕这两个方面，分别形成了关于“人的本质”的描述或界定，例如“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或者“使用和制造工具的动物”，等等。可以说，先天的缺陷是一种先天的“无”。从这个“无”出发，前述的缺陷-弥补机制意味着：作为一个物种的人类面临缺陷并进行弥补的过程将是无止境的，即不断自我超越和循环上升，这就是成长。而成长正是所有物种当中唯有人类才具备的能力。

但是，人类的这种“唯一性”，由于一种特殊人造物的出现可能正在被打破，这就是人工智能（AI）。AI可以通过“机器学习”来提高性能，即自我迭代和升级。也就是说，AI已经具备了某种“成长”的能力。尽管相关过程需要人类专家介入，但是，考虑到未来AI可能出现的突飞猛进的发展，因此在深度智能化的环境中，“成长”就不再是人类专有的属性。“自我学习”的前景使得AI有可能摆脱人类的控制，换句话说，另一“物种”无限成长的能力，这正是面对AI技术时人类危机感的根源所在。

前文指出，内在的“经验”外化为“表达”，借助外在的“表达”，我们得以“理解”他人的“经验”。众所周知，AI可以模拟逻辑思维，也可以模拟类似于人类情感反应的语言和行为。但是，无论是“逻辑思维”还是“情感反应”，我们所能看到的只是它们的效果，即外在的“表达”，其外在表现的背后是人类目前依旧无法理解的“黑箱”，而不是人类的内心世界。这当然是硅基与碳基的区别所在。

对他人内在“经验”的“理解”，如前文所述，也就是主体间性。这种主体间性，也包含着伦理的维度，即中国古代哲学所说的“仁”，所谓“从人从二”——《说文解字》对“仁”字的释义是“亲也，从人二”，人与人相互亲善，即主体与另一主体的正向的连接。所谓“仁，人心也”，“仁也者，人也”。从这种“正向的连接”理解人的主体间性，理解“人”。说到底，这当然是漫长时间内生物进化和文明演进的结果，也可以说，人类所拥有的复杂的心智结构或内心世界，作为一种内在的“支援系统”，在归根结底的意义上，仍是对其物种缺陷的一种补偿。在未来时代，人类越来越多的能力将被强大的人工智能所取代和超越。可以设想，在那样一个高度智能化的未来世界，作为人文科学内核的对他人经验的理解，即主体间性，包括其伦理的维度，将变得越来越独特和珍贵。这一点当然不言自明。但是，从当下和未来高度智能化的时代背景出发，认识到这一点对于深化我们关于人文科学基础和方法的认知，却不失为一个新的角度。

作为学科部类的人文科学概念无疑是舶来品，因为支撑自然、社会、人文三大学科部类区分的是欧洲文艺复兴以来人与自然的分离以及人与社会的分离。关于人文科学的系统的历史叙述，目前国内基本还是空白。研究社会文化现象，历史学是基础学科，没有对源流变迁的纵向梳理，任何理论概括必然是盲目的。本文以“人文”概念为探究的起点，利用有限的材料，对人文科学的历史和方法做了初步探讨，同时将其内核与AI时代“人”的内涵彼此对照，同样是为了深化对人文科学的理解。缺少综合性的人文科学的史论著述，一向限制了我们对相关问题的理论认知。本文不避浅陋，做了挂一漏万的论述，不足之处，祈请读者指正。

本文刊于《文艺理论与批评》2024年第6期，原题为《“人文”的含义与人文科学的历史——兼谈 AI 时代的“人”》。欢迎个人分享，媒体转载请联系版权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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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文化纵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