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阳泉使者舍熏炉》是器传为西汉时期六安国铜器，无详细考据资料。容庚《汉金文录》卷四收有《阳泉熏炉》拓本。此“舍熏炉”铭文13行凡47字，隶书，阮元《积古斋钟鼎彝器款识》、吴大澂《愙斋集古录》和陈介祺《簠斋吉金录》均有著录。其文中有“□□五年”，未知年号。“六安
《阳泉使者舍熏炉》是器传为西汉时期六安国铜器，无详细考据资料。容庚《汉金文录》卷四收有《阳泉熏炉》拓本。此“舍熏炉”铭文13行凡47字，隶书，阮元《积古斋钟鼎彝器款识》、吴大澂《愙斋集古录》和陈介祺《簠斋吉金录》均有著录。其文中有“□□五年”，未知年号。“六安十三年”为诸侯王国纪年。
六安市皋陶文化研究会会长戚卫国考据分析认为：这件距今2000多年前的“阳泉熏炉”具有名人收藏、西汉名器、汉隶名铭、东都洛阳等元素，构成了西汉六安国一张亮丽的历史文化名片。既是西汉六安国130余年的一件重要物证，也与去年11月清华大学公布释读成果：定县简《六安王朝五凤二年正月起居记》记载的第三任六安诸侯王刘定入朝长安之事（见六安新周报载《揭开面纱，六安王刘定有新发现》）相呼应，亦为古色六安增添了底气。
原器铭文：阳泉使者舍熏炉一有般及盖并重四斤一五年六安十三年正月乙未内史属贤造付守长则丞善掾胜传舍啬夫兑笔者断句为：阳泉使者舍熏炉一。有般（盘）及盖，并重四斤一（两）。□□五年、六安十三年正月乙未内史属贤造，雒阳付守长则、丞善、掾胜，传舍啬夫兑。
译读为：阳泉使者（特定名称）舍熏炉（推测用于六安国祭祖、崇神或贡奉皇家贵族之用的铜器）。该炉有托盘和盖，放在一起重量为四斤一两（西汉时期:一斤相当于258.24克）。（此器为）汉宣帝元康五年、六安王国（缪王）刘定十三年正月乙未日（公元前61年1月28日）派六安国内史（官职）属贤（人名）负责铸造。正在洛阳（东都）付守（置守）的邮驿官长则、丞善、掾胜和传舍啬夫（负责管理传舍的小官吏）参与此熏炉的监制，铸成后内史交付给他们（运回六安国或指定送给皇家或某贵族）。啬夫还对整个过程进行了记录。
鉴于过去对该器的重视主要在书法艺术上，而对其来源、器主、铭文、用途、流转等情况的研究很少，笔者在搜集相关资料后，探赜新释如下。
1.器物收藏。《阳泉使者熏炉》是西汉宣帝时期的青铜器（盖和托盘遗失），原为陈介祺旧藏，为其所藏汉八器之一，可见拓本流传于世。后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根据陆明君《阳泉使者舍熏炉铭文及跋》载：“该器晚清陈簠斋收藏，陈氏并作考记。原为簠斋外甥李璋煜购于京市。李氏逝后，次子小南赠之陈氏。视为汉器弥品。阮文达积古斋钟鼎彝器款识者录此器。盖断为东汉时物。簠斋认为东汉时器未能如此精美，且该器书法风格于五凤二年风格刻石相类，当为西汉昭宣时所作，非元成后所能及也。此器簠斋已全形拓。助手姚公符并作刻图。古雅别致。而此铭文诚为汉器中之极品也。故追摹之。乙亥正月抄，明君并记。”“而此铭文诚为汉器中之极品也”，可见诸君对此器铭文评价之高。陈介祺（1813～1884），清代著名书法家、金石学家、最负盛名的收藏家。字寿卿，号簠斋，晚号海滨病史、齐东陶父。山东潍县人。道光二十五年（1845）进士，任翰林院编修，加侍读学士。咸丰四年（1854）辞官归里，绝意仕途。一生惟以征文考献为事，收藏宏富，又精墨拓，最早以收藏毛公鼎等一大批商周青铜器及秦汉古印名播天下。毛公鼎有499字，推天下金器之冠，1948年运到台湾，现存台北故宫博物院。还曾拥有大丰簋（天亡簋）、兮甲盘、曾伯桼簠等名藏器。陈介祺与同期大收藏家苏兆年、苏亿年有金石研究书札往来。苏氏兄弟曾收藏西周时期的“六国之器”录伯（戈冬）簋，簋盖铭文113字，为西周时期名铭。
2.器物主人。为西汉六安国第三任诸侯王刘定。据此器铭文记载的内容，笔者认为系“六安王国派内史官到洛阳定制及与六安邮驿官共同监制阳泉熏炉并交付的过程”。或为六安国内史官参加长安皇家活动途经洛阳承办的，而如“负责某种任务或代表中央政府在阳泉地区执行公务的官员”说法与此器记载内容缺乏有机联系，且“阳泉”在西汉时期除六安国有下属县阳泉外，其他地方并无此地名。又有解说：“青铜器该铭文，记录了赵王的臣下为其献寿的情景，反映了当时的政治和文化背景”或亦为臆测。再者，有人认为它是东汉时器，系因对器上“雒阳”二字的误识。误识原因为汉光武帝建都洛阳后，以火德王自居，因火德忌水，故改称“雒阳”。然而在西汉时史书把洛阳写作“雒阳”是常见现象。舍熏炉是指古代用来熏香和取暖的炉子，通常用于祭祀或其他礼仪场合，具有较高的历史和文化价值。“舍”表示放置或安置的地方，“熏炉”指熏香或取暖的炉子。受“丝绸之路”的影响，到了汉代，焚香开始真正流行起来，逐渐形成了“出则佩香，入则熏香”的用香模式。熏香也由功能需求转向审美需求。诸侯王通过铸造和赠送青铜器，不仅展示了他们的财富和技艺，也体现了他们胸怀和处事法则。此外，在这件“阳泉熏炉”铸后5年（公元前56年），发生了定县简《六安王朝五凤二年正月起居记》记载的第三任六安王刘定入朝长安之事。
3.字句分析。“阳泉使者”一词或与六安国淠河、史河等水神崇拜（神祇类）有关。铭文“熏炉”作“薰庐”，“盘”省皿作“般”，“一”，即舍熏炉一件。参照王昶《金石萃编·汉一 》有“五凤二年鲁三十四年刻石”分析，“五年”前面所空二字，应为“元康”。汉宣帝元康五年即为六安国缪王刘定十三年（元康五年恰好是缪王十三年）；□□推测为某种原因拟作二次刻制。正月乙未，此日为正月十三日。“内使”为六安诸侯王自己任命、职权仅次于承相（朝廷任命）的官职，“属贤造”，即此内史名为属贤的人负责铸造。“雒阳付守长则丞善掾胜传舍啬夫兑”，其中“付”疑为交付，“长（为六安国住洛阳邮驿置长，乃置之最高长官），与“丞、掾、啬夫”均为西汉时的六安国邮驿职官（参见郭俊然《汉代邮驿职官考》，五邑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年2月）。“长、丞、掾和啬夫”基本反映了当时郡国邮驿官吏的级别高低。传舍是秦汉时期为官吏出差提供食宿的地方，有时也用于招待外国使者。“兑”是职责行为，啬夫要根据“传”或“传信”提供膳食、住宿和其他服务，并记录事务（含消费等）情况。
4.制作方法。汉代青铜器上的铭文主要是铸后作铭，即在青铜器浇注完成后，利用刻刀或针刻在器物的表面形成铭文。这种方法使得铭文显得劲挺有力，笔意浓郁，与商周时期利用范铸法铸造的铭文相比，更具艺术性和装饰性。此外，汉代的铭文多记录了器物的使用者、制作地点、容量、重量以及制作时间等信息，这种记录方式被称为“物勒工名”制度，即把铸造年代、铸造机构、器物名称、器物尺寸、监制人、作器工匠等标识出来，旨在追踪和监督工匠的制作过程及产品质量。西汉时期，由于炼钢技术的进步，刻刀更加坚硬锋利，使得东周时就已产生的细线刻工艺日渐成熟。
5.书法特点。其铭文虽为隶书但融入了较多的篆书意味。书法点画圆匀平直近乎篆，但结体以扁方为主，转折处多为方折，大抵为方便在铜器上直接镌刻所致。在结体与笔法等方面与手写隶书有明显区别，具汉初铜器刻铭隶书特征。铭文凿成较为挺细的阴文，书体结构已完全脱开了篆书完成了隶变。该铭文舒朗有致、古拙天真，在书法史上也有重要地位，被认为是汉金文书法的杰作之一。
笔者对此铭的释读缪误敬请方家指正。
作者：戚卫国 （注：转发、引用应注明出处）
文章来源: 市皋陶文化研究会
来源：六安新周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