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卢沟桥亦称芦沟桥，位于北京市西南约15千米处，丰台区永定河上。因横跨卢沟河而得名，是北京市现存最古老的石造联拱桥。

卢沟桥亦称芦沟桥，位于北京市西南约15千米处，丰台区永定河上。因横跨卢沟河而得名，是北京市现存最古老的石造联拱桥。

这座桥全长266.5米（桥身213.5米，两端雁翅各26.675米），桥两侧雁翅桥面呈喇叭口状，入口处宽32米，桥身总宽9.3米（含地袱、仰天和栏杆），桥面宽7.5米。有桥墩10座，共11个桥孔，全以白石建造。

卢沟桥的望柱和栏板石，迎面雕有精美的花卉图案，望柱项端各雕有一头大石狮，在其头上、足下或胸前背后又雕有一些小石狮。

桥的两端，东端是两头大石狮，北侧立有乾隆御笔“卢沟晓月”碑，及碑亭。西端是两头大石象，身躯硕大，憨态可掬。

卢沟桥旧照 图片来自网络

在顶栏石狮、石象之外，各竖华表一个，高4.65米，下设八角须弥座，上穿云板石，莲座圆盘之上雕有一头石狮，迎向桥外、神态自若，有如迎送行人。

１９３６年４月１８日，日本内阁决定增强华北驻屯军，兵力增加３倍，从１７７１人增至５７７４人。并且，不断地在平津一带进行军事演习，向中国驻军挑衅。

1936年6月26日，一列满载中国士兵的列车开进了卢沟桥东面的丰台站，火车的汽笛声，惊动了第29军的军马，其中一匹军马惊慌失措，跑进了日本兵营的建筑工地。

中国士兵来到日军营房门口，要求他们放还军马，遭到无理拒绝，双方争吵起来。

这时，第29军第37师的几名军官闻讯赶到现场，要求大家采取克制态度，一场争端才告结束。

然而，第二天，一群日军闯进第37师驻军的马厩进行挑衅，与中国守军发生械斗。中国士兵被迫奋起自卫，双方都有人受伤。

事件发生后，日方要求宋哲元“道歉”、“赔偿”并“撤出丰台”。宋哲元答应“道歉”，但拒绝从丰台撤兵，只将与日军发生冲突的官兵调往北平西郊颐和园，将第37师117旅的部分官兵调往丰台。此被称为“第一次丰台事件”。

8月31日，日侨森川太郎闯入第29军驻丰台军营无理取闹，与卫兵殴斗，被刺伤。

日军立即以“驻丰台日军感受到了二十九军的威胁”为由，要求该军撤出丰台。宋哲元只是派人前去交涉有关赔偿、道歉、惩办打人者了事。

此后，丰台日军更不断向二十九军寻衅。9月15日，日本参谋本部甚至发布命令宣称：“在华北，万一发生有关帝国军队威信的事件，中国驻屯军应立即断然给以惩罚。”

9月18日下午，第29军丰台驻军第5连孙香亭部在营房外铁道附近演习，在回营途中的风景与日军相遇，日军小队长岩井带领两名日本骑兵冲入我军行进的队列中，孙部士兵以枪托击马。

于是，日军以此为借口，将该连包围，并要解除其武器，孙香亭上前交涉，遭日军扣押，双方呈对峙状态。

此时，日军第一联队队长牟田口廉闻讯率一个大队从北平赶来增援，行至大井村时，与第29军展开枪战，并趁机将丰台通北平的电话线切断，强占丰台重要地点，威逼二十九军，双方对峙一整夜，此为“第二次丰台事件”。

事后，日军要求：“在丰台地区之中国军队最后应撤至南苑或西苑”，但是，宋哲元只答应中国军队移防到丰台东南方赵王庄、新林庄。

日军用卑鄙手段非法占领丰台后，接着又以宛平城、卢沟桥为攻击点，进行日益频繁的“军事演习”。

面对日军的疯狂挑衅，第29军也积极调整了部署，尤其加强了卢沟桥等地的戒备。

卢沟桥上的中国守军 图片来自网络

１９３７年春，日本国内武力侵华激进派鼓吹“对华一击”，中日关系，特别是在华北，正酝酿着一场风暴。

据载，１９３７年夏初，在东京政界的一些消息灵通人士中，私下里盛传：“七夕之夜，华北将重演像柳条沟一样的事件。”结果，这些谣传后来竟然成为事实。

１９３７年5—6月间，日本华北驻屯军在丰台卢沟桥地区演习日益频繁，至６月下旬后，更是加紧昼夜演习。

７月７日晚上７时半，日本华北驻屯军步兵第1联队第3大队第8中队在卢沟桥附近开始夜间演习。

据日方称：

当夜１０时４０分，该中队突然听到枪声，乃停止演习，集合队伍时，发现一名士兵失踪。

日本驻屯军第1联队长牟田口廉接到报告后，同意部队出动，令副联队长森田彻到现场，与宛平城中国驻军交涉，并指示他“必要时可作断然处置的姿态进行交涉”，还派出步兵一个中队、机枪一个小队进入宛平城内。

虽然“失踪士兵”志村菊次郎失踪２０分钟后已经归队，但是，日方称，疑放枪者系中国驻卢沟桥军队所为，该“放枪”之兵已入城，要求立即入城搜查。

日本驻屯军北平特务机关长松井太久郎也向冀察政务委员会外交委员会反复提出要求，声称“如不允许，即将以武力进城”。

很显然，日军是以“放枪”和“士兵失踪”为借口，妄图以武力占领宛平城。

事变发生时，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长、第29军军长宋哲元不在北平（在山东乐陵原籍），其职务由第29军副军长、北平市市长秦德纯代理。

驻宛平城的部队为第29军第37师（冯治安）第110旅（何基沣）第219团（吉星文）之第3营。

事件发生后，秦德纯令师长冯治安和团长吉星文严加戒备，同时，令驻宛平城部队和河北省第三督察区专员兼宛平县县长王冷斋迅速查明真相。

经查，城内并无放枪之事，亦无失踪日军踪影。然而，日方仍坚持要求入城搜查，秦德纯令冀察政务委员会外交委员会主席魏宗瀚与松井太久郎谈判。

迫于日方要以武力进入宛平城搜查的威胁，秦德纯指派王冷斋陪同冀察政务委员会外交委员会专员林耕宇与松井太久郎等人到宛平城调查。

８日凌晨，日军已从东、东南和东北三面包围了宛平城，日本北平特务机关部辅佐官寺平忠辅强行要求允许日军入城搜查，遭到宛平中国驻军拒绝。

7月8日，日军在这一天包围了宛平县城，城内中国守军迅速集结，处于备战状态

８日凌晨４时20分，日军联队长牟田口廉下令开始战斗。５时左右，正当王冷斋与其他调查人员在宛平城内专员公署谈判时，城外日军以机枪、大炮向卢沟桥、宛平城发起射击。

第29军守军初未还击，终以日军攻击甚烈，连续不止，不得已予以抵抗还击，中日战争由此打响。

当时，天津日本华北驻屯军司令官田代皖一郎病重，由参谋长桥本群代理指挥。

８日凌晨１时半，桥本群获知事件报告后，立即下令天津日军作好出动准备，并令河边正三旅团长立即返回北平。

是日上午，他又令河边正三解除卢沟桥地区永定河左岸中国军队的武装。日本华北驻屯军主任参谋早于凌晨３时即拟制出关于这次事变的《宣传计划》。

该计划的内容包括：要不顾忌彼我伤亡，果断实行攻击，最迟于７月９日正午前后占领宛平县城；进行“言论统制”，“宣传的关键，在于先发制人”，而且要证明：

“事件发生非我方有计划的行动”，“本事端是因中国军队的不法行为而突然发生的”。

事变发生几小时内，日军即拟成该计划，部署如此周密，表明日本驻屯军挑起卢沟桥事变是蓄谋已久的。

８日凌晨，日军向卢沟桥铁路桥守兵猛烈进袭，其炮兵亦加以轰击，桥东端第29军一排全部牺牲。另一部日军则由龙王庙渡永定河，企图进袭长辛店。

卢沟桥中国守军迫不得已，毅然实行抵抗。激战４小时，日本一木清直大队长被击毙。

８日一天内，日军发动三次进攻。晚６时半，日军集中炮火向卢沟石桥和宛平城内猛烈射击，城内居民颇有伤亡，民舍多被毁。守军副营长金振中亦负伤。

随后，日军攻占龙王庙及其附近永定河东岸地区，并有一部突过永定河，占领铁路桥墩以西地区。但中国守军坚守阵地，誓与卢沟桥共存亡。

这是宋哲元29军吉星文部将士在永定河阻击进犯的鬼子。

９日零时，吉星文团长率部由长辛店猛袭永定河西岸之敌，经４小时肉搏战斗，将日军赶至永定河东岸。

日军进攻卢沟桥并未得逞。初战，中日两军互有伤亡，于是，冀察当局与日本驻屯军进行停战会谈，制止冲突。

当时，秦德纯与第37师师长冯治安（兼河北省主席）、第38师师长张自忠（兼天津市市长）均在北平。秦德纯等人商议，令卢沟桥守军坚守国土，“卢城决不能退出”；北平成立戒严司令部，由冯治安任司令。

至９日凌晨，秦德纯与松井太久郎达成停战撤军的口头协议：

(一) 双方立即停止射击；

(二) 双方军队各撤回原防（日方坚持要求中国军队撤至永定河西岸）；

(三) 宛平城防由冀北保安队担任。

但是，日军并不守约，蓄意扩大战事。７月１０日，日军进行夜袭，再占龙王庙。１１日，第29军反击，收回失地，日军退至大枣园山。

卢沟桥事变发生后，日本宣称采取“不扩大”、“就地解决”方针。但是，１１日，日本内阁却通过向华北增兵案，决定从关东军、朝鲜军和日本国内抽调大批兵力援助华北驻屯军，随即得到日本天皇批准。

当天，日本政府还发表了《关于向华北派兵的声明》，日本军部任命香月清司接替重病之田代皖一郎职务（田代于１５日病亡），为华北驻屯军司令官。

香月１２日到任后即下令，“逐渐整备态势，作好适应全面对华战争的准备”。

此时，增援华北驻屯军之日军部队源源不断地向中国关内运送，日本决心扩大战事，中日一场大战即将开始。

日本一面秘密制订对日作战方案，积极准备武力进攻华北，但在增援部队到达华北之前，仍佯作现地和平解决之姿态。

在执行撤军过程中，秦德纯据理力争，态度强硬。于是，日方北平武官辅佐官今井武夫于7月10日晚到椅子胡同找到了此时在北京的天津市长张自忠。

张自忠让张允荣负责谈判，（实际上在谈判前张自忠就已经和今井武夫谈了3小时）期间，日方提出了无理要求，主要内容为29军代表向日军道歉、处分负责人，中国军队不驻军于卢沟桥城廓和龙王庙、取缔抗日组织等。

7 月11日，张自忠决定在崇文门大街四号张允荣（冀察政务委员会保安处长）私宅内与日方进行谈判，目的在于甩开秦德纯，由张自忠与日方单独谈判。

晚８时，张自忠、张允荣与日本华北驻屯军代表松井太久郎、驻屯军参谋和知鹰二签订了《停战协定三条》。

这次的签订《停战协定三条》，在张自忠看来，成功制止了两军的对峙局面，把一场险些酿成军事战争的冲突基本上化了，稳定住了华北的大局，宋哲元即使知道也无可奈何。

其内容是：

(一) 第29军代表对于日本代表表示遗憾之意，并处分责任者，以及声明将来负责防止不再发生类此事件；

(二) 中国军队为避免与日本丰台驻军过于接近、容易惹起事端起见，不于宛平县城郊及龙王庙驻军，改以保安队维持治安；

(三)认此事件多孕育于蓝衣社、共产党及其他抗日系各种团体之指导，将来除对之讲求对策外，并须彻底取缔。

不过，由于日本军部和内阁早已决定要向华北增兵，其强硬派根本无意停战，所以，尽管卢沟桥的停战协定１１日在北平签署，当夜，东京却广播说：“鉴于冀察政权以往的态度，不相信其出于诚意，恐将仍以废纸而告终。”

所以，日方一开始就没有诚意，履行与冀察当局签订的协议。

卢沟桥事变爆发后的7月8日，蒋介石打电报给宋哲元，要求他坐镇保定，以战逼和。电文如下：

限即到。乐陵。宋主任勋鉴：请兄从速回驻保定指挥，此间决先派四师兵力增援。中正。齐戌，机。海。印。

作为军人，宋哲元本应服从领导指挥。但出乎意料的是，他并没去保定，反而去了天津，原因是自4月15日张自忠向他请假访日之后，两人就未曾见面，战事已起，军长不知师长的态度，战事如何进行？

于是，７月１１日晚，宋哲元从山东乐陵回到天津，召集所属商议对策。此时，张自忠仍在北平忙于和日军谈判，但是却没能阻止 日军的进一步军事行动。

7月12日，驻津日军派兵强占了天津东、西、北三个火车站，切断了平津之间中国军队的联系。同时，日军向天津大量增兵。

7月13日，28架日军战斗机飞抵天津东局子机场，上海至天津的航运自此中断。

在此期间，宋哲元秘密接见了冀东伪政府的两位保安队长张庆余、张砚田，每人发放一万元安家费，并答应反正后可以正式编入29军。

7月14日上午，新任日本华北驻屯军司令官的香月清司派高参专田盛寿访宋，提出解决卢沟桥事件的七条件的其第七项竟是：

“对北平的警备，将来由公安部队负责，城内不得驻屯军队。”

并威胁说：“如不答应以上要求，（驻屯）军即认为冀察政务委员会没有诚意，要求解散冀察政务委员会和第29军撤出冀察。”

日方还提出“北平解严与停止中央军北上二项”。

下午2时30分，张自忠抵津，但他并没有去理会宋哲元。宋哲元深知自己已无力控制天津，给蒋介石发了一封打算放弃天津的电报，遭蒋拒绝。

当日晚，张自忠和张允荣、齐燮元、陈觉生（民国档案称之为“四大金刚”）等人拜访天津驻屯军参谋长桥本群。

7月15日，在宋寓所召开了29军高级将领会议，会上发生明显分歧，

与会者何应钦代表严宽电报记载如下：

南京。部长何：1015密。极密。津宋寓会议，意见稍有出入：

（一）张等力主和，日对张等由陈（觉生）、马（彦翀）居中拉拢，故张等对日外交处处让步，藉巩地盘。

（二）冯等力主战，对日绝不让步。陈等对外企图仍恃华北特殊，主张地方与日媾和，力谋在外施其技（伎）俩，并以收复失地及中央军北上之利害，极力挑拨与包围宋氏。是以近来此间闲言甚多也。

职宽叩。删。印。

从中可以看出，张自忠主和，陈觉生、马彦翀等人帮腔附和，尤其是陈觉生提出了单独与日媾和的建议（实际就是华北脱离中央），而冯治安等人主战。

对此，宋哲元于7月16日发布《作战命令》，单独任命冯治安为北平地区总指挥官，力保北平、卢沟桥及丰台。

这份作战命令由冯治安立即派人送南京呈报何应钦，蒋介石在报告上批字“存”。

张自忠不仅插手对日谈判，还下令驻扎在北苑的38师独立39旅阮玄武旅长，将军队调至南口，避开正在发生冲突的卢沟桥。

蒋介石此时由情报中得知宋哲元已被亲日的四大金刚包围，即通过29军驻南京办事处主任李世军转告宋哲元，要有所警惕。

7月17日，正在庐山牯岭邀集文化教育界学者名流和党派领袖人物举行谈话会的蒋介石发表“庐山讲话”，提出宋哲元地位不能任人要求撤换。“第29军现在所驻地区不能受任何的约束”。

蒋介石还阐明了国民政府对待卢沟桥事变的态度。他认为：日本军队向卢沟桥进攻，绝不是一个局部问题，而是中国存亡的关头。

蒋介石指出：“现在冲突地点已到了北平门口的卢沟桥。如果卢沟桥可以让人压迫强占，那末我们百年故都、北方政治文化中心与军事重镇的北平，就要变成沈阳第二！

今日的北平，若果变成昔日的沈阳，今日的冀察，亦将成为昔日的东四省。

北平变成沈阳，南京又何尝不可变成北平！所以，卢沟桥事变的推演，是关系中国国家的整个的问题，此事能否结束，就是最后关头的境界。”

蒋介石表示：中国还是希望和平解决事变的，但是中国有严正的立场和最低限度的条件，“在和平根本绝望之前一秒钟，我们还是希望和平的，希望由和平的方法，求得卢事的解决。

但是，我们立场有极明显的四点：(一) 任何解决，不得侵害中国主权与领土之完整；

(二) 冀察行政组织，不容任何不合法之改变；

(三) 中央政府所派地方官吏，如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长宋哲元等，不能任人要求撤换之；

(四) 第29军现在所驻地区，不能受任何约束。这四点立场，是弱国外交的最低限度。”

国民政府已经确定了“应战而不求战”的方针：

“我们希望和平，而不求苟安；准备应战，而决不求战。我们知道全国应战以后之局势，就只有牺牲到底，无丝毫侥幸求免之理。如果战端一开，那就是地无分南北，年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皆应抱定牺牲一切之决心。”

7月18日下午，宋哲元在张自忠、陈觉生陪同下前往设在偕行社（日本军人俱乐部）的田代皖一郎灵堂吊唁，并会见新上任的香月清司。期间，只有陈觉生一人任翻译，宋哲元急于脱身，对日方任何要求，皆以需赴北平与冯治安商议而不予正面回答。

之后，宋哲元告知秦德纯将日方要求呈报国民政府。

7月19日上午7时30分，宋哲元离津。日本方面原本欲通过炸弹害死宋哲元，但因计算失误，炸弹在宋哲元列车经过后5分钟才爆炸，宋得以逃过此劫。

当日下午2时，国民党外交部代表董道宁正式回应日方，拒绝香月清司对宋哲元的无理要求，但日本驻屯军司令官香月清司又于当晚22时发去声明：“从20日午夜以后，驻屯军将采取自由行动”以敦促第29军做出决断。

张自忠见此声明，立即和张允荣于19日23时驱车赴日本驻屯军司令部，至20日凌晨3时30分才出来，在这长达四个多小时的谈判过程中，双方谈的何种内容，都对外严格保密。

直至1945年日本投降，战败国档案公开，人们才知道，张自忠在“七七事变”时就已和日军签订了秘密条约，史称《香月细目》。

二人竟敢不顾蒋介石的“庐山讲话”和外交部董道宁的回应，单独与日媾和，可见当年情况之复杂。

《香月细目》其内容为：

“为实现７月１１日签订的协定中的第三项，约定实行下列各项：

(一) 彻底弹压共产党的策动。

(二) 对双方合作不适宜的职员，由冀察方面主动予以罢免。

(三) 在冀察范围内，由其他各方面设置的机关中有排日色彩的职员，予以取缔。

(四) 撤去在冀察的蓝衣社、ＣＣ团等排日团体。

(五) 取缔排日言论及排日的宣传机关，以及学生、群众的排日运动。

(六) 取缔冀察所属各部队、各学校的排日教育及排日运动。”

另附：“撤去在北平城内的第37师，由冀察主动实行之。”

近年，有人认为《香月细目》是宋哲元授意张自忠与日方签订的，但是，根据《英国外交事务文献》第45卷100页记载：

“英国哈吉森爵士向宋哲元将军询问关于张自忠与桥本群协议之事，宋将军否认他知道内容，而中国外长个人也告诉我‘中央政府也毫无所知’。”

而且，因为双方约定严守秘密，就连当时中共驻29军的地下党也不知情。

不过，对与日方的谈判和签署协定的情况，宋哲元未向南京报告。但是，中央政府已从别的渠道获得有关情报，屡向宋氏询问了解。

至７月２２日，宋哲元才向军政部长何应钦报告１１日与日方订立的三条协议，而对１９日所订细则尚讳莫如深，他根本不知道。

２０日下午，日军又向宛平城、长辛店发动进攻，第29军部队以白刃冲锋击退日军，中国军民伤亡甚重，吉星文团长负伤。

日本军部判断，７月１９日前后，估计中国驻屯军战略部署已经完毕。２０日，日本发表外交声明：中日交涉不得不停止。同日，日本参谋本部召集部长会议，决定使用武力解决事变。

来源：日常微光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