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周恩来总理第一次同我讲话，是万隆会议开会前夕在雅加达的中国大使馆。在美国时，我大哥朝鼎就跟我讲过周总理的事情，我也从各种刊物上读到过他的事迹。周总理当时是我最崇拜的人，以后也永远是。那时毛主席对我来说就像一个神一样，是高不可攀的，周总理却非常亲切、平易近人。

周恩来总理第一次同我讲话，是万隆会议开会前夕在雅加达的中国大使馆。在美国时，我大哥朝鼎就跟我讲过周总理的事情，我也从各种刊物上读到过他的事迹。周总理当时是我最崇拜的人，以后也永远是。那时毛主席对我来说就像一个神一样，是高不可攀的，周总理却非常亲切、平易近人。

那天晚上比较热，周总理、黄镇大使与代表团的其他成员都坐在大使馆的院子里，我坐在宿舍外的晾台上，距离领导们较远，听不见他们说的话。

我在朝鲜时就认识到：高级领导谈话时，我应该躲得远一点，不能听领导们的谈话。记得有一次在开城的办公室外面，李克农正和中国代表团的高级顾问、后来曾做过中国外交部部长的乔冠华低声谈话。乔冠华非常平易近人，对我也一直很好，而李克农当时是代表团的最高官员，不太容易接近。我向他们走过去时，李克农突然转向我，非常严肃地说：“冀朝铸，走开！”我吓了一跳，因为当时每个人都亲热地叫我小冀，李克农平时也这样叫我。我马上意识到他们一定在谈什么秘密的事情，赶紧跑开了。

在雅加达，我一看这么多高级领导和周总理在一起，就避开他们，不听他们谈话，但又情不自禁地从远处看周总理。

过了一会儿，周总理站起来，看见只有我一个人在晾台上，就走过来，微笑着问我是谁，我马上站起来回答。周总理又微笑了一下，就走开了。

1955年4月18日，周恩来总理在万隆会议上发言。（图源：新华社）

万隆会议快结束时，周总理接见了一个美国记者，告诉这位记者：中国人民希望和美国建立友谊，不希望和美国打仗；中国愿意和美国坐下来讨论所有还没有达成共识的事务，包括美军从台湾和台湾海峡撤出。

1971年7月9日，基辛格秘密访华。

这次接见的内容很快登出来，随后两国就开始了大使级谈判。谈判开始在日内瓦，后来又转到波兰华沙。中美大使级会谈一直进行了130多次，但始终没有取得任何突破性成果。只有到了基辛格（Kisinger）和尼克松访华，两国政府领导人有了直接接触后，两国关系才取得实质性进展。

1955年晚春，我从万隆会议回来后，我更加努力学习中文，除了参加业余学校的语文班学习以外，还继续每天背诵和默写《人民日报》上的文章，并阅读了中国古代四大名著等中文书籍。

随着我中文水平的不断提高，外交部礼宾司开始安排我做翻译了。开始我只为外国代表团的下级工作人员做翻译，带他们出去买东西，或在外国代表团的高级官员同我国领导人会谈而他们的下级工作人员在旅馆里看电影时为他们翻译中文电影上的对白。

我头一次替周总理做翻译是1956年秋天，那时总理的翻译浦寿昌博士已年过四十，急需物色一名接班人，外交部就选中了我。谁想到我第一次上阵，就出了一个大洋相。

1956年9月，毛主席亲切会见访华的尼泊尔首相阿查里雅和夫人。

那年秋天，尼泊尔首相阿查里雅来中国进行国事访问，我又被外交部分配去给尼泊尔首相的保镖和随从做导游和翻译。

宴会时，按惯例我就与这些保镖和随从坐在最后一桌，但这次我突然得到通知，在周总理的欢迎宴会上，我将坐在第一桌，为两国领导人做翻译。我很吃惊，也非常兴奋，觉得充满自信。上次也是我头一次近距离见到总理，还是一年多前在万隆，这次我就坐在他身旁给他做翻译，这同给外国首脑的随从做翻译相比，简直是天壤之别。

我陪同尼泊尔首相到达北京饭店宴会厅，当时交际处的礼宾官韩叙接应，带我们到第一桌。韩叙后来升任外交部副部长，当过驻美大使，还曾任中国对外友好协会的会长。

总理在那里欢迎尼泊尔贵宾。头几句互相致意的话我翻译得完全没问题，我觉得这简直太容易了，就有些飘飘然起来。接下来应该是总理站起来致欢迎词，按照预先打印好的讲话稿朗读出来。我则朗读预先打印好的讲话稿的英译本。总理念一段中文，我再念一段英文，这显得再简单不过了。

我看见前面坐着好几位副总理、部长、大使、各国高级官员，都在仔细听讲话。我仿佛是在粉红色的云彩上飘呀飘，好像自己是总理，正居高临下地对下面的大人物讲话呢。

正当我自我感觉良好时，总理却对预先准备好的讲话稿进行了改动。因为他发现原先准备好的讲话稿没有提到当时尼泊尔执政党的主席，这位主席实际上是尼泊尔首相背后真正大权在握的人，于是他临时决定在讲话中添加赞扬尼泊尔执政党主席的话。可是由于我当时飘飘然，没有仔细听总理讲什么，所以照样按原稿朗读。

总理马上察觉到我没有翻译他临时增加的话，就大声打断我的朗读说：“不，不，小冀，你翻译错了，你太紧张了，赶紧换一个翻译。”这样，我马上就从第一桌又挪到最后一桌，我顿时羞愧得无地自容。

可是第二天早上，交际处又告诉我说，总理还是要我做翻译，这次是北京市为尼泊尔首相举行的欢迎仪式。交际处知道我昨天出的丑，告诉我一定仔细听总理说的话和其他领导人的讲话，别管其他的事。

欢迎仪式一开始，当时的北京市市长彭真宣布北京市向尼泊尔首相献礼、献旗，总理转向我说：“小冀呀，你怎么没有向我们的客人翻译市长刚才说的话呢？”

我又走神了，只记得刚才市长好像说“献礼”，所以我跟尼泊尔首相说“市长要向阁下献礼”。

总理听到后又转过来向我问道：“怎么不说还有献旗呢？”我很羞愧，真想钻到地毯下面躲起来。

这是我两天之内犯的第二个错误。这时市长的翻译走上前来，根据准备好的英译稿，非常准确地读出市长要讲的话，减轻了我的负担。这时我想到为自己开脱的办法，对总理说：“那已经翻译了嘛。”总理严肃地看着我，好像过了很久，才低声说：“小冀呀，你没有讲实话。”

那时我真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但总理没有再谈这件事，继续和尼泊尔首相谈话，我也继续翻译，没有再出什么错。

周总理（左四）访问巴基斯坦时与阿尤布·汗（Ayub Khan）总统（右三）会谈，冀朝铸（左三）为翻译。（图源：《从红墙翻译到外交官》）

几个月以后，我已为总理翻译了好多次。总理来到外交部，发表了一年一度的对外交人员的讲话（1958年以前周总理同时也是外交部部长）。他即兴发言，大家也一再鼓掌。他开始讲到一个外交官应该具备的美德。他说一个外交官最重要的品质之一就是对组织上永远要讲实话，否则他不但会害自己，还要害国家。从那次以后，我就打定主意：永远讲实话。

往后17年中，我一直是周总理主要的英文翻译，我从总理那里学到很多东西，其中最重要的就是要诚实。

- 未完待续 -

来源：外交官说事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