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2025年的春天，世界的脉搏在急促跳动：欧亚大陆上空笼罩着战争的阴影，北约的未来岌岌可危，华盛顿白宫里特朗普与泽连斯基的争执成为全球新闻头条。与此同时，大西洋彼岸的巴黎和柏林则充满焦虑：如果美国真正后撤，欧洲是否有能力独自面对风雨？

防走失，电梯直达

来源：大湾区评论

作者：IIA编译组

译者按 · 2025.03.06

引言

冷战结束后的二十年间，全球主义逐渐取代了民族主义。与此同时，制度、金融和技术等日益复杂的系统和网络的兴起，也掩盖了个人在政治中的作用。然而，从2010年代初期开始，一场深刻变革悄然兴起。一批富有魅力的人物学会了驾驭这个时代的工具，重新唤醒了上个世纪的典型形象：强大的领袖、伟大的国家和骄傲的文明。

这场转变始于俄罗斯。2012年，普京结束了一场短暂的实验——在此期间，他卸任总统，担任了四年的总理，而一个顺从的盟友担任了总统。随后，普京重返最高权力岗位，巩固了自己的权力，粉碎了所有反对派，并致力于重建“俄罗斯世界”，恢复苏联解体后消失的大国地位，抵制美国及其盟友的统治。2014年，对印度有着远大抱负的纳伦德拉·莫迪（Narendra Modi）完成了漫长的政治攀登，成功当选为总理，并将印度教民族主义确立为国家的主导意识形态。同年，担任土耳其总理仅十多年、“强硬手腕”的雷杰普·塔伊普·埃尔多安（Recep Tayyip Erdogan）成为总统。埃尔多安迅速将土耳其从一个派系林立的民主国家转变为独裁的一人统治。

演变过程中，最具决定性的时刻可能发生在2016年特朗普赢得美国总统大选。他承诺“让美国再次伟大”（Make America Great Again）并坚持“美国优先”（America First），这些口号精准捕捉了弥漫在西方世界内外的民粹主义、民族主义和反全球化情绪，而这种情绪早已在美国主导的自由国际秩序建立和扩展的同时悄然酝酿。然而，特朗普并非只是顺应全球潮流。他对美国在世界中的角色所持的愿景，主要来源于美国本土的政治传统，尽管与20世纪30年代达到顶峰的“美国优先”运动相比，他的思想更多地受到了20世纪50年代的右翼的影响。

一度以为，特朗普在2020年总统大选中败给了拜登似乎预示着一种恢复，美国仿佛正在重新审视自己在冷战后的姿态，巩固自由主义秩序，遏制民粹主义浪潮。然而，随着特朗普的强势回归，现在看来，更有可能的是，拜登才是这个时代的“偏离”，而非特朗普。特朗普和与之类似的“民族英雄”正在制定全球议程，他们自诩为强人，对基于规则的制度、联盟或跨国论坛不屑一顾。他们拥抱自己治理下的国家曾经和未来的辉煌，宣称自己的统治具有近乎神秘的合法性。尽管他们可能对国家进行激进变革，但他们的政治策略却深植于某种形式的保守主义。他们绕过自由派、都市精英和全球主义者，直接诉诸那些渴望传统和归属感的选民，以此巩固自己的支持基础。

2022年1月6日，美国总统拜登在华盛顿国会大厦发表讲话，纪念国会山骚乱事件一周年（图源：新华社）

从某些方面来看，这些领导人及其愿景唤起了政治学家塞缪尔·亨廷顿（Samuel Huntington）在20世纪90年代初所设想的“文明冲突”——他认为冷战结束后，全球冲突将主要由文明之间的对立所驱动。然而，这些领导人对这一概念的运用往往更具表演性和灵活性，而非绝对化和狂热化。可以说，这是一种“轻量版的文明冲突”——它更多表现为一系列象征性的姿态和特定的领导风格，而非真正不可调和的文明对抗。这种模式能够将围绕经济和地缘政治利益的竞争（甚至合作）重新塑造成一场由“文明国家”主导的较量，使其看起来更像是一场现代版的圣战。

这种较量有时更多停留在修辞层面，使领导人能够运用“文明”的语言和叙事，而无需严格遵循亨廷顿的理论框架或他所预示的那些相对简单的文明分界（毕竟，东正教国家俄罗斯正在与同为东正教国家的乌克兰交战，而非与穆斯林国家土耳其对抗）。在2020年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上，特朗普被介绍为“西方文明的守护者”（the bodyguard of Western civilization）。克里姆林宫领导层发展出了“文明国家”（civilization-state）的概念，并以此为理由，试图主导白俄罗斯并征服乌克兰。在2024年的民主峰会上，莫迪将民主描述为“印度文明的生命血脉”（the lifeblood of Indian civilization）。2020年，埃尔多安在一次演讲中宣称：“我们的文明是征服的文明（our civilization is one of conquest）。”

在未来几年中，这些领导人所塑造的秩序将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特朗普的第二个任期。毕竟，正是美国主导的秩序在冷战后推动了超国家结构的发展。现在，美国已经加入了21世纪的“国家间角力”，并在其中扮演主导角色。特朗普上台后，各国的高级首脑将普遍接受这样一种现实：国际政治不存在单一的体系，也没有一套公认的国际规则。在这种地缘政治环境下，原本就脆弱的“西方”概念将进一步退缩，欧洲的地位也将随之下降——在冷战后的国际体系中，欧洲一直是美国的合作伙伴，共同代表着“西方世界”。欧洲各国长期以来习惯于依赖美国在欧洲的领导地位，并期待在欧洲以外的地区维持一个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尽管这种秩序未必完全由美国定义）。然而，如今，这一秩序已持续多年走向瓦解，而维护它的重任将落在欧洲自身肩上——一个松散的国家联盟，既没有统一的军队，也缺乏强有力的硬实力，更何况目前欧洲各国正经历一段领导力极其薄弱的时期。

特朗普政府有可能在历经多年酝酿的新国际秩序中取得成功。但美国要想真正繁荣，前提是必须认识到，当前全球格局存在众多相互交叉的国家间相互断层的危险性，并通过耐心和开放的外交手段加以化解。特朗普及其团队应将冲突管理视为“让美国伟大”的前提条件，而不是阻碍。

战争的可能

在特朗普的第一个任期内，国际形势相当平静。没有发生重大战争，俄罗斯似乎被遏制在乌克兰境内。中东似乎进入了一个相对稳定的时期，这在一定程度上得益于特朗普政府达成的旨在加强地区秩序的《亚伯拉罕协议》。尽管特朗普的言辞有时激烈，但在实际行动上，他的表现与典型的共和党总统无异。他加强了美国对欧洲的防务承诺，推动两国加入北约，并未与俄罗斯达成重大协议。他对中国的态度强硬，同时在中东采取策略性行动以争取优势。

但如今，欧洲爆发了一场重大战争，中东局势混乱，旧国际体系支离破碎。多种因素叠加可能会导致灾难：规则和边界的进一步侵蚀；不同国家的民族复兴计划相互碰撞，而这些计划往往受到反复无常的领导人以及社交媒体上迅速传播的信息的推动；此外，中小型国家的日益焦虑也加剧了不稳定性——它们愤怒于大国的肆意妄为，同时又对国际无序状态的后果感到不安。

即使是在以规则为基础（rules-based）的国际秩序中，边界的完整性也从来不是绝对的——特别是俄罗斯周边国家的边界。但自冷战结束以来，欧洲和美国一直恪守领土主权原则。他们对乌克兰的巨大投资体现了欧洲安全的一个独特愿景：如果边界可以被武力改变，如果边界可以被武力改变，那么欧洲——一个因边界争端而屡生怨恨的大陆——将陷入全面战争。因此，欧洲的和平取决于边界的稳定，不能轻易调整。特朗普在第一任期内强调了领土主权的重要性，并承诺在美国与墨西哥的边界上修建一座“高大而美丽的墙”。但在第一任期内，他并未面对欧洲的一场大战。如今已然清晰的是，特朗普对边界神圣性的信仰，主要适用于美国自身的边界。

2025年2月13日，特朗普和莫迪在白宫会面（图源：PIB）

乌克兰被瓜分或战败的景象令其邻国感到恐惧。爱沙尼亚、拉脱维亚、立陶宛和波兰是北约成员国，北约第五条关于共同防御的承诺给了它们心理安慰。然而，第五条是由美国担保的——而美国距离遥远。如果波兰和波罗的海诸国认为乌克兰濒临失败，从而危及它们的主权，它们可能会选择直接参战。而俄罗斯可能会以战争回应。另一种可能的局势升级方式是：华盛顿、西欧国家和莫斯科达成一项大交易，以俄罗斯的条件结束战争，但这种安排可能会激化乌克兰的邻国，促使它们采取更激进的立场。在俄罗斯侵略的威胁与盟友可能抛弃自己的担忧之间，这些国家可能选择先发制人。即使美国在一场欧洲大战中袖手旁观，法国、德国和英国也很难保持中立。

如果乌克兰战争以这种方式扩大，其结果将极大地影响特朗普和普京的声誉。在国际事务中，虚荣心往往是强大的驱动力。正如普京无法承受输给乌克兰的后果，特朗普也无法承受“失去”欧洲的代价。美国在欧洲的军事存在不仅提供了经济繁荣和全球影响力，若轻易放弃，将是对任何一位美国总统的巨大羞辱。因此，升级冲突的心理动机将变得异常强烈。在日益个人化的国际体系中，尤其是在缺乏纪律的数字外交搅动之下，这种趋势可能迅速蔓延。

和平的愿景

除了上述最坏的情况，还可以考虑另一种可能性：特朗普的第二个任期或许能够改善当前日益恶化的国际局势。如果华盛顿采取灵活的外交策略，与北京和莫斯科维持务实关系，再加上一点战略运气，虽然这些因素的组合未必能带来重大突破，但可能促成一个较为稳定的国际现状：不能彻底结束乌克兰战争，但其烈度可能会降低；不能解决以巴冲突，但美国可能与受削弱的伊朗实现某种程度的缓和，并帮助叙利亚建立一个可行的政府。特朗普可能不会成为绝对意义上的和平缔造者，但他可以帮助建立一个不那么饱受战争蹂躏的世界。

特朗普重新执政后，这种压力将会消散。尽管紧张局势的根源仍然存在，但整体氛围将不再那么紧张，而外交交流可能增加。在北京-莫斯科-华盛顿三角关系中，可能会出现更多的妥协与让步，尤其是在次要议题上。各方可能更愿意展开谈判，并在冲突与竞争地区采取一定的信任建立措施。

如果特朗普和他的团队能够践行灵活的外交——即巧妙管理持续紧张局势和不断升级的冲突——那么可能会带来巨大的回报。特朗普是自伍德罗·威尔逊以来最不具“威尔逊主义”色彩的总统。他不看重联合国或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等国际合作框架，认为这些结构缺乏实用价值。相反，他和他的顾问团队（特别是那些来自科技界的顾问）可能会以初创公司的心态来对待全球舞台——公司或许刚成立，也可能随时解散，但关键在于灵活应对瞬息万变的现实，以快速而富有创意的方式调整策略。

乌克兰将成为特朗普政府的早期考验。相比于仓促达成和平协议，特朗普政府应当坚持维护乌克兰的主权——这一点普京永远不会真正接受。如果允许俄罗斯削弱乌克兰的主权，或许能暂时制造一种稳定的假象，但最终可能引发更大规模的战争。华盛顿不应追求虚幻的和平，而应帮助乌克兰确定与俄罗斯的交战规则，在明确的框架内控制冲突的烈度，从而逐步降低战争的规模。美在此基础上，美国可以像冷战时期对待苏联那样，对俄关系进行分层处理，即：在乌克兰问题上“各持己见”，同时在核不扩散、军备控制、气候变化、流行病、反恐、北极和太空探索等方面寻找合作空间。这种对冲突的“分而治之”，不仅符合美国的核心利益，也是特朗普所重视的：防止美国和俄罗斯之间发生核战争。

2025年2月28日，特朗普与泽连斯基在白宫发生激烈争吵（图源：纽约时报）

即兴式外交风格可以更容易地把握战略机遇。欧洲革命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苏联的崩溃有时被解释为美国策划的杰作。然而，当年柏林墙的倒塌与美国战略关系不大，苏联解体也不是美国政府所期望的——这一切都是偶然和运气的产物。当时，老布什总统的国家安全团队之所以表现出色，并不是因为他们能预测或掌控局势，而是因为他们能迅速应对：既不过度干预（避免激怒苏联），也不过于消极（确保统一的德国仍然留在北约）。本着这种精神，特朗普政府应该做好准备抓住时机，充分利用一切机会，而不是陷入制度和结构的束缚之中。

然而，要想充分利用“运气带来的机会”，不仅需要灵活性，还需要充分的准备。在这方面，美国拥有两大优势。首先是其庞大的盟友网络，这极大地扩大了华盛顿的杠杆作用和回旋余地。其次是美国的经济治国术（Economic Statecraft），这扩大了美国进入市场和获取关键资源的渠道，吸引了外部投资，并使美国金融体系成为全球经济的中心节点。保护主义和强制性经济政策有其存在的价值，但它们应该服从于更广泛、更乐观的美国繁荣愿景，并且优先考虑长期盟友和合作伙伴的利益，而非仅仅采取短期的强硬手段。

如今，传统的世界秩序不再适用——国际体系将不再是单极、两极或多极的。但即使在一个没有稳定结构的世界中，特朗普政府仍然可以利用美国的实力、盟友体系和经济治国术来缓解紧张局势，减少冲突，并为大小国家之间的合作提供基本框架。这些做法可以让特朗普的愿望得以实现，即让美国在他第二个任期结束时，比他上任时更加繁荣和安全。

原文作者

Michael Kimmage：威尔逊中心肯南研究所所长，其著作包括《西方的遗弃》（The Abandonment of the West）、《美国外交政策思想史》（

本期译者

周宇笛：香港中文大学（深圳）国际事务研究院IIA学术编译组成员。

覃筱靖：香港中文大学（深圳）全球研究博士生。

*免责声明：本文所阐述观点仅代表作者本人立场，不代表大湾区评论或IIA机构立场。

*本文原载于《外交事务》（Foreign Affairs），原题为

来源：报人刘亚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