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五四”运动后，改造社会的呼声在进步知识界中迅速高涨，各种期刊和各类社团如雨后春笋般的出现了，马克思主义开始在中国传播并在政治思想领域内不断地扩大自己的阵地。但是，当时能接受和坚信马克思主义、比较系统地介绍和宣传马克思主义的人，还是极个别的；能够正确了解马克思

“五四”运动后，改造社会的呼声在进步知识界中迅速高涨，各种期刊和各类社团如雨后春笋般的出现了，马克思主义开始在中国传播并在政治思想领域内不断地扩大自己的阵地。但是，当时能接受和坚信马克思主义、比较系统地介绍和宣传马克思主义的人，还是极个别的；能够正确了解马克思主义的人，也是极少数。

在改造社会的探索中，李大钊发表了《我的马克思主义观》，率先（1919年夏秋）从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成长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

1920年“五一”劳动节，李大钊在北京领导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组织较大规模的庆祝活动，发表《劳动宣言》、《五一运动史》、《五月一日与今后的世界》等文章，提出“有工大家做，有饭大家吃”“凡不做工吃饭的官僚、政客、资本家……一律驱逐”“把所有一切的土地、田园、工厂、机器、物料通通取回在我们的手里”；把文人的“纸面上的笔墨运动”变为真正的“劳工阶级的运动”和“街市上的群众运动”；提出“要把一切生产机关从资本阶级收归，按照自由共有的大义，建设新的经济组织”。

与此同时，陈独秀在上海领导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也组织较大规模的庆祝活动，发表了《上海工人宣言》、《劳动者的觉悟》等文章，提出“世界劳动者的觉悟，计分两步：第一步觉悟是要求待遇。第二步觉悟是要求管理权。……管理政治、军事、产业。”

北京、上海纪念国际劳动节的活动，实际上成了知识分子与工农群众相结合、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的一次最初尝试，这对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此后不久，上海、北京、湖南、湖北、山东、广东等地，相继成立了共产党组织和社会主义青年团，为中国共产党的正式成立作了组织上的准备。

中国共产党发起组——“上海共产党”成立后，各地共产主义组织和社会主义青年团在它的影响下，对马克思主义的介绍和宣传，已不像从前那样侧重在经济学和哲学方面，而是侧重在科学社会主义方面了。此时的陈独秀也从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转变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他在上海创办了《共产党》月刊，成为传播科学社会主义最有影响的人物。

在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的过程中，各地共产主义组织逐步认识到：要从根本上改造中国社会，就必须走俄国十月革命的道路，必须建立一个像俄国布尔什维克党那样的无产阶级革命政党。

酝酿筹建中国共产党，首先是从陈独秀和李大钊开始的。1920年2月，李大钊送陈独秀前往上海时，他们相约要在北京、上海筹建共产党。

随着各地共产主义小组活动的不断开展，中国共产党成立的条件日趋成熟。进入1921年，中国共产党已经是一个躁动于母腹中的快要成熟的婴儿了。这年6月，毛泽东接到上海共产主义小组发出的召开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共一大）的通知。

中共一大是1921年7月23日在上海法租界召开的，会址是李汉俊之兄李书城的寓所。会议开到30日晚上，因该会址被法租界巡捕房盯上，31日（会议最后一天）转到浙江嘉兴南湖的一条游船上举行。

陈独秀和李大钊都是当时中国知识界最出色的领导人，也是中共一大的实际组织者，他们二人都因公务繁忙没有出席这次会议。

中共一大确定党的名称为“中国共产党”，并通过了党纲，即：①以无产阶级革命军队推翻资产阶级，由劳动阶级重建国家，直至消灭阶级差别；②采用无产阶级专政，以达到阶级斗争的目的——消灭阶级；③废除资本私有制，没收一切生产资料，如机器、土地、厂房、半成品等，归社会所有；④联合第三国际。

中共一大确定党成立后的中心任务是组织工人，领导工人运动。选出了由陈独秀、张国焘、李达组成的党的最高领导机构——中央局，陈独秀任书记，李达和张国焘分管宣传和组织工作。

毛泽东在这次会上主要担任记录工作，只做了一次发言，介绍长沙共产党早期组织的情况。

大浪淘沙，经过血与火的淬炼，当初参加中共一大的12位正式代表中，周佛海、陈公博沦为汉奸；刘仁静成了托派分子；李汉俊、邓恩铭、王尽美、何叔衡、陈潭秋先后被杀；李达走向自由职业，当了教授；张国焘走上了叛变革命分裂党的道路；作为非正式代表的包惠僧后来做了国民党的官。1949年10月1日走上天安门城楼的一大代表只有毛泽东和董必武。

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具有划时代的历史意义，自从有了中国共产党，中国革命的面貌焕然一新。而对于毛泽东来说，这是他人生道路上的第一座里程碑，他在自己的前28年，完成了投身中国革命所必须的知识储备和思想淬炼，已经从民主主义者彻底转变为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从此，他为了“改造中国与世界”，开始了新的战斗历程。

来源：魏氏易学微讲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