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大善人”尹昌龄和慈惠堂

摘要：民国12年（1923），慈惠堂街“慈惠堂”内，成都10多个名流士绅正在庄重地商讨一件大事。市政府“督办”官员陈光藻（1890~1961），字鸿文，这年仅30多岁，对公益事业却很热心。此时他侃侃而谈：“我国历史上主要有‘宗族’‘宗教’‘政府’‘社会团体’四类机构

民国12年（1923），慈惠堂街“慈惠堂”内，成都10多个名流士绅正在庄重地商讨一件大事。市政府“督办”官员陈光藻（1890~1961），字鸿文，这年仅30多岁，对公益事业却很热心。此时他侃侃而谈：“我国历史上主要有‘宗族’‘宗教’‘政府’‘社会团体’四类机构行使慈善行为。早在春秋战图已无处不有。”

陈光藻

佛教界演成和尚说：“古代出现了‘宗族’慈善形式，如义田、义塾、义冢等，佛教自东汉传入中国，重要内容就是普度众生，道教也有类似行善仪轨。如今省城天主教教堂里，也把施药医治等慈善事情作为重要教义。宗教慈善也是古今中外各国通例。”

成都红十字会张立先说：“1912年民国成立后，由杨国屏、李绍严和我，在东桂街文昌宫组成省市红十字会，吴颂尧为理事长，我为副理事长。最初军民皆不解红十字会为何物，误会颇多。1917年川军、黔军、滇军在省城打得乌烟瘴气，我们救护队也不时挨各军乱枪！有天我带人到武城门（作者注：现新东门）救护，见余尸残骸被犬食者触目皆是。忽见一个人蓬头垢面，正拿把锄头在掩埋残尸……他说他叫张鹏武，下苦力谋生，和几个老乡一起做善事，每天在这里掘土埋尸，以让冤魂早日超升。有两个老乡已被滇军抓去，还有三个被黑枪打伤，如今只剩自己一个人，自己肚皮都填不饱，仍坚持行善……他口讷而言辞真诚，我们红会自愧不如啊！我当即给他发了一张掩埋夫证，叫他每天向救济团领取伙食费！”

堂内众人唏嘘不已。陈光藻点头叹道：“是啊，这方面政府有时还比不上穷百姓！说起‘政府’的慈善行为嘛，如南北朝时的齐武帝自公元483年登基，就正式成立‘六疾馆’，梁武帝公元502年登基，曾设置‘孤独园’，专门收养病苦穷人和孤老。有名的唐玄宗和杨贵妃在梨园‘乐坊’风流快活时，也忘不了在公元734年下令成立“病坊’，把京城的讨口子收容起来统一管理。到了宋代，政府已设立较完善的救济机构如“申田院’等……但自民国后，巴蜀大地连年混战，官方慈善事业还不如前清！目前更是主要靠民间“社会团体’啰！蜀中已近两百年历史的慈惠堂，因为政乱财窘，近年已一蹶不振。不少人趁机欲染指慈惠堂，全被我婉言谢绝……尹仲老啊，我看还得仰仗你出来主持堂务才好！

尹昌龄

慈眉善目的尹昌龄（1869~1943）字仲锡，郫县人，他1892年中进士，任翰林院编修。1897年后，历任西安知府等职，为成都著名的“五老七贤”之一。此时他摆手说：“曾奂老以前在堂主持筹娠会，因战乱银票化为废纸，惹得穷人一片怨骂……我岂肯重蹈覆辙？”

陈光藻含笑劝说道：“尹仲老，你对于清末新政，凡兴学、练兵、劝工、养蚕、兴修铁路、派遣留学生等事，都曾一手操办。民国后又曾任四川军政府审计院长、四川政务厅长，政声卓著。小小一个慈惠堂，尹仲老实在小试牛刀罢了！”

尹昌龄仍摇头不干。其兄尹元理用“激将”法说：“老四啊，人家鸿文天天上门，叩请你支持，把门槛都踏烂了，把我也闹得不清静……你还这样固执，谨防外头有人说你‘闲话”啊！”

尹昌龄笑道：“我有啥子‘闲话’可说！”尹元理说：“说你尽管素有“尹青天’之称，只怕还有缺德的地方。”尹昌龄吃了一惊，问：“从何处听得？”元理先生晓得尹昌龄最佩服徐子休（也是“五老七贤”之一），就说：“是徐三哥听到的。他还向我说，眼前公益事你都不肯做，一旦慈惠堂官产被军方提去，那些孤寡必将饿死！你忍心么？”

尹昌龄默然良久，慨然拍案起身：“孔孟之道以仁义为本，墨子也讲‘兼爱’。我就来捏这个烫手‘炭圆’嘛！”

四川著名教育家陶亮生（当过西康省政府秘书长），曾在慈惠堂服务，他回忆：开始时困难重重，慈惠堂内300多个老弱病残面黄肌瘦、奄奄待毙。尹昌龄叹息说：“他们每日靠两顿稀饭吊命，营养不足啊！”他立令：“堂内节省开支，改善伙食，由每日两餐变为三餐，稀饭改成干饭！”尹昌龄这位慈惠堂的“总理”，每天尽职尽力到堂办公，却不要分文薪水。办公室里仅有硬椅几把，他中午自掏腰包买400文钱的烟红苕填肚子，决不沾堂内半点便宜。老弱病残们慢慢变得脸红润了、体力也恢复尹昌龄对他们说：“古人云‘授人鱼不如授人以渔’，就是说送人条鱼不如教会人家去打鱼，慈惠堂也可转变为生产机构嘛！跛者，可使守门；簪者，可使习唱；男人可编竹箕扫帚，女人可搞缝纫……如女人缝衣，由堂内趸买布料。做一件衣服，规定利润几成缴堂内，几成归己。而你们照吃公饭，却学手艺挣私房钱……你们也可以自强自立啊！”老弱病残们欢天喜地。于是慈惠堂在天涯石北街办起“民生工厂”，并在城郊各处逐渐兴办了三四十个生产服务机构，如成衣铺、鞋帽铺、裱画铺、印刷铺等。

尹昌龄说：“这些穷苦孤寡人，大都是被亲人遗弃才无依无靠的。世间势利人多，如今能挣钱了，恐怕又会有亲人来认啰。他们有家中人接回去当然好，能够自己结婚成家更好！凡甘愿出堂的，他们挣的存款全部由本人提去。”出堂成家的人常依依不舍，视慈惠堂为“娘家”，常回来看望。堂内免费提供两餐一宿，热情接待。

育婴堂收养的弃婴，因不知谁家所生，只好以“婴”“慈”“惠”等作姓氏。从育婴堂一直进慈惠堂，弃婴长大了，尹昌龄还要妥善为之办陪奁，行配婚，并注意“盲不配盲、残不配残”，十分审慎。城中有个少女，遭继母毒打，逼她卖淫，她只好投避慈惠堂。尹昌龄命妥加看护，不久并为她择偶。婚期已定时，继母想约流氓上门捣乱。尹昌龄请省主席张群亲来证婚，那恶妇自然不敢乱来了……尹昌龄德高望重，军阀们也买他的账。

1925年，四川边防军总司令赖心辉任省长，主动对尹昌龄说：“1917年7月，川滇两军在成都老皇城内外开战，那时我在刘存厚部任炮兵团长，指挥四十多门大炮轰击老皇城，打得滇军抱头鼠窜，民众也死伤8000多人，我从此被人骂为“赖大炮’，自觉愧对乡里……现我将凤凰山原清军营房拆除，房料堆积如山，现全送给慈惠堂，也算做点善事！”

尹昌龄用这些房料在外东大田坎修成一条商街，慈惠堂资产也雄厚起来。

杨森

1924年，尹昌龄去见川军20军军长杨森说：“清末周孝怀掌劝业道时，在九眼桥附近办过惠昌火柴厂。民国以来，厂房还在却一直驻兵，已破损不堪。火柴虽小，百姓却离不了，长期被洋人用来赚中国人的钱，火柴被呼为‘洋火’.…我想恢复四川火柴生产。

杨森（字子惠）慨然说：“尹仲老古道热肠，子惠敢不从命！”他立命军队迁出厂房。尹昌龄一盘算，要开工还得大量资金。正为难时，有几个军官来说：“仲老要办火柴厂，我们愿投资，成全善事！”尹昌龄说：“我不懂做生意，你们投资为何？”军官嘿嘿笑道：“按股分红嘛。”尹昌龄不高兴了：“让你们把赚的钱分了，那些鳏寡孤独还吃啥子？”军官们面面相觑，悻悻而退。

尹昌龄到成都中国银行去见行长周宜甫，说：“我想借万把块钱修火柴厂。”周宜甫说：“仲老，银行借钱要有抵押品。”尹昌龄沉吟道：“何物值万元？”他忽然从包内掏出一张大红的翰林名片交给周宜甫说：“你看！我这三个字值得万元否？”

周宜甫大吃一惊，忙躬身作礼说：“仲老大名，岂值万金！不过我是行长，得要首先遵守银行规则。我私人先借5000元给仲老救急，早迟赐还均可。”

就这样，九眼桥附近培根路上，“培根火柴厂”红红火火地办起来了。厂门外有尹昌龄亲笔书写的木制对联：“慈善事业在良心，假公济乱，绝非人类；生产方能求进步，殖材振乏，特此资源。”

火柴商标人称“娃娃牌”，画了一个小孩端碗吃饭，取“育婴”之意。“娃娃牌”火柴不但行销川中各县，抗日战争中，还远销敌占区内。尹昌龄十分高兴，曾酒酣耳热时对陶亮生说：“办火柴厂乃我平生得意之笔！”“娃娃牌”火柴后更名为“扇牌”火柴，1941年7月注册。新的火柴盒面画了一把折扇，扇上有尹昌龄亲书韵语六行：“厂中余利，专恤孤穷。若有私心，天地不容。以扇喻善，奉扬仁风。”收藏界朋友对我说：“扇牌火花意义特殊，是藏家梦寐以求的珍品！”培根火柴厂1949年以后改名为成都火柴厂。

尹昌龄

慈惠堂声誉远播，清朝后一直官办的普济堂、育婴业及三所孤穷子弟教养所，1925年四川政府也拨属慈惠堂。方正东街丁公祠（祭祀清四川总督丁宝桢）的田产，也送给慈惠堂代管，尹昌龄将其办成“文诚义塾”，选孤儿入校专学国文、数学、英语三科。毕业时，数学、英语优生送到武汉、天津工厂学技术；国文学得好的则推荐到军政部门任司书（文秘）。因这些孤儿从小接受慈善教育，品德优良，人家都很欢迎…….

老报人魏道尊先生讲，每年青羊宫“花会”时，慈惠堂及所属各校的学生穿着青色制服整队前往。二仙庵的老方丈住持做东，用稀饭、油酥锅巴招待尹昌龄和那些无爹无妈的学生，学生们则盘坐于殿前大吃大嚼。尹昌龄回赠道士慈惠堂生产的鞋袜等。是处少长咸集，鸟语花香，其乐融融…….

此外，慈惠堂还办有借贷处、培根义学、瞽童教养所、全节堂、女婴教养所、幼稚园等。慈惠堂产业日增，特设了一个“救恤事业董事会”来统辖众多慈善机构，公推尹昌龄为董事长。尹昌龄将历年公私捐助及各项收益除开销外，大半购置田产房产，以租金为不竭之财源。慈惠堂鼎盛时共有田产近万亩，街房二百余间……

慈惠堂事业既大，贪污偷窃难免，工人间也时有吵架角逆。尹昌龄吩咐：“慈惠堂原是古庙改建，堂内有灵官像。出了盗窃财物之事，官府也难以判断。唯有鬼神难欺，就让干系人到灵官神前赌咒吧！”这一招果然灵验，偷盗者、理亏者或暗中抛出盗物，或磕头认错……尹昌龄这招貌似迷信，其实是让犯错者去受“道德审判”，自爱自律，进而做到奉公守法，从此这些麻烦事大减。

家大业大，做善事也容易了许多。抗战中日机频繁轰炸成都，慈惠堂内各处收养的8000多鳏寡孤独都很快疏散。但400多个瞎子怕下乡去无人管，不愿离城。尹昌龄哄他们说：“大风把堂外升国旗的杆子都吹断了，此乃凶兆也。不走，我只好和你们一起同归于尽！”瞎子们号啕大哭，最后也只好答应疏散。尹昌龄召集成都周边佃户，对他们说：“你们一家领一个回去照料，为我分劳。我只要求瞎子到你家，要让他摸惯走熟床铺茅厕，三餐同你们一样吃饱。秋收后，你们该减让多少田租，凭瞎子说句话就算数！你们做得到么？”

尹昌龄诗

佃农齐声说：“做得到！”尹昌龄忽然翻身下跪，向众佃农行一全礼。众佃农感动得无不大哭……此后都把瞎子带回家当成亲人一样伺候。陶亮生先生感慨地回忆说：“疏散数年，瞎子无一横死者！”

为让他人理解慈善事业，当过大官、又是名儒的尹昌龄经常向人下跪。1936年至1937年蜀中大旱，人吃人已是常事。身为省“赈委会”主席的尹昌龄好不容易筹到点赈灾款，又怕有人贪污，赈灾人员出发前，尹老先生涕泪满面，大哭着向发赈人员连连下跪叩头：“务将赈款全部发在灾民手中啊，我替水火中的灾民向你们磕头了！”此情此景，实在令人感动，如果没有为慈善事业献身的宏愿，是决然做不到的！

孔祥熙

民国要人孔祥熙（全国赈委会委员长）来成都时，参观了慈惠堂各项事业，赞不绝口：“民国少见！”他立即捐助20万元，以嘉勉四川慈善业。

慈惠堂成了集慈善、教育、民族工业的综合实业，抗战期间，大量外省难民人川，都由省“赈委会”主要负责安置，难童们大都由慈惠堂收养。这些人疏散在乡下，尹昌龄每隔数日必去看望，闻有传染瘟疫死亡的，他便难过得哽咽不食……他联合成都的一些外国传教士和医生多方救治，才将瘟疫扑灭。

日机空袭愈演愈烈，尹昌龄和慈惠堂总管理处也疏散到培根火柴厂。

尹昌龄为四川慈善业殚精竭虑，曾留言：“子孙不如我，留钱做什么？”1942年冬病逝厂中，终年74岁。据其孙子尹大锡讲：“据当年（1942年）国民政府的褒扬令所述，祖父去世后，慈惠堂的总资产高达数百万……我祖父任慈惠堂总理20年，从未领慈惠堂一分薪水，而慈惠堂的资产增值数百倍，救助鳏寡孤独数千人。但到他去世时，自家竟没有私房一间。他家在马王庙后街，是租住的洪钧亮的私房。祖父去世后，洪钧亮要收回另租，祖父的朋友们才知道他家没有住房，大家凑钱将该房屋买下，我们后人才有房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