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武英殿既非帝王理政的核心场所,也非后宫生活的隐秘空间,却在明清两代的政治、文化中扮演着特殊角色。从明初的帝王斋居到清代的皇家修书处,从李自成的临时金銮殿到近代的文物展厅,武英殿如同一位沉默的见证者,将六个世纪的沧桑巨变凝结在青砖黄瓦之间。
在故宫的庞大建筑群中,武英殿宛如一颗内敛而深沉的明珠,静静地矗立在故宫外朝西路,诉说着数百年的风云变幻。
武英殿既非帝王理政的核心场所,也非后宫生活的隐秘空间,却在明清两代的政治、文化中扮演着特殊角色。从明初的帝王斋居到清代的皇家修书处,从李自成的临时金銮殿到近代的文物展厅,武英殿如同一位沉默的见证者,将六个世纪的沧桑巨变凝结在青砖黄瓦之间。
今年北京有三处世界文化遗产将进行局部修缮,其中就包括故宫博物院的武英殿。作为承载了丰富历史文化的重要场所,对武英殿的修缮将使人们能更完整地感受古建筑艺术的杰出典范。
朝代更替的关键所在
武英殿始建于明初永乐年间,与太和殿、中和殿、保和殿、文华殿等共同构成了故宫最初的建筑格局。永乐十八年(1420年)十一月,朱棣发布诏书,宣告北京宫殿竣工。次年正月初一日,朱棣在奉天殿(今太和殿)接受朝贺,由此开启了紫禁城自明至清的使用历史。
穿过熙和门,继续前行,不久便会看到一座单檐歇山顶建筑屹立在眼前。它面阔五间,屋顶覆盖着黄色的琉璃瓦,台基四周则环绕着汉白玉栏杆,显得庄重而肃穆,这座建筑便是武英殿。武英殿与位于外朝之东的文华殿相对应,一文一武。
武英殿有甬路直通武英门,后殿敬思殿与武英殿形制略似,前后殿间以穿廊相连。东西配殿分别是凝道殿、焕章殿,左右共有廊房63间。院落东北有恒寿斋,西北为浴德堂。浴德堂之名源自《礼记》中“浴德澡身”之语,是清代词臣校书的值房,专司刊刻、装潢书籍等事宜。浴德堂后室平面呈方形,上覆穹顶,室内四壁至顶皆贴素白琉璃面砖,顶部开窗,后墙筑有铁制壁炉供烧水之用。室外有锅台,西侧有井亭1座,悬石槽引水入锅,烧水蒸气入室。相传明代曾把浴德堂用作皇帝斋祓处。
明初帝王斋居、召见大臣皆于武英殿,后移至文华殿。后来武英殿中设待诏,待诏最初是指士人、宫女等待君主的诏令,后来逐渐演变为文官官职名,比如明代著名的画家文徵明就曾经短暂担任过翰林待诏。
明代宫廷画家大部分都供职于仁智殿和武英殿,如上官伯达、钟礼、边景昭等人都供职于此二殿。其中边景昭于永乐年间授武英殿待诏,宣德年间仍然受到重任,官至锦衣卫指挥、文华殿大学士。边景昭在永乐年间就因在花鸟画上的成就获得了“当代边鸾”的赞誉。
崇祯十七年(1644年)春,李自成占领北京之后,曾在武英殿办理军务。至四月中旬,李自成率军与满清和吴三桂联军在山海关大战,结果大败。四月二十九日,李自成急匆匆在武英殿登基称帝,并追尊其七代祖先为帝后。清初史学家谈迁在《国榷》中详述李自成称帝一事:“设仪仗,受朝贺,追尊七代考妣,立妻高氏为皇后。”这个仅存在42天的“大顺政权”,在武英殿完成了传统王朝更替的象征仪式,其犹如昙花一现,很快便在清军的进攻下撤离北京。
清军入关后,武英殿又成了政权过渡的关键枢纽。清初武英殿用作皇帝便殿,举行小型朝贺、赏赐、祭祀等仪典。多尔衮在此设立“办理事务处”,顺治帝初入紫禁城时暂居武英殿达九个月。康熙八年(1669年)因太和殿、乾清宫等处维修,康熙皇帝曾一度移居武英殿。法国传教士白晋在《康熙皇帝》中记载,少年康熙曾在此学习西方科学,殿内保存的日晷、星盘等仪器,成为中西文化交流的实物见证。这些层层叠加的历史记忆,使武英殿成为解读王朝兴替的立体标本。
明清大学士人才济济
洪武十三年(1380年),丞相胡惟庸因案被诛,明太祖朱元璋罢中书省,废除两千余年来的丞相制度,直接由皇帝亲统六部。朱元璋敕谕文武群臣说:“自古三公论道,六卿分职。自秦始置丞相,不旋踵而亡。汉、唐、宋因之,虽有贤相,然其间所用者多有小人专权乱政。我朝罢相,设五府、六部、都察院、通政司、大理寺等衙门,分理天下事务……”
由于工作量实在过于庞大,不得不在洪武十五年(1382年)设殿阁大学士,为皇帝顾问。一开始大学士并无实权,类似今日的秘书之职。《明史·职官一》载:“十五年,仿宋制,置华盖殿、武英殿、文渊阁、东阁诸大学士,又置文华殿大学士,以辅导太子,秩皆正五品……”
明朝初期,内阁制度逐渐形成,武英殿大学士成为内阁成员之一。到了明朝末年,局势动荡不安,李自成起义,清军虎视眈眈,周延儒在这样的乱世中两次出任武英殿大学士。周延儒颇具才学,考中状元后仕途顺遂。第一次任大学士时,他善于迎合崇祯帝心意,因而深受宠信。但他为人机敏有余而操守不足,任用私人,排斥异己,导致朝政更加混乱。后来因罪被赐死。尽管周延儒的政治作为饱受诟病,但他在复杂的政治局势中曾短暂地影响了明朝的决策走向,也反映出明末官场的种种弊病。
清承明制,内阁制度进一步完善,武英殿大学士依然是朝廷核心官员。范文程,这位历经清太祖、太宗、世祖、圣祖四朝的元老重臣,就被授予武英殿大学士。范文程本是明朝生员,后归顺后金。他深谋远虑,为后金及后来清朝的发展出谋划策。在清军入关的决策过程中,范文程发挥了关键作用。他分析天下大势,建议清军趁李自成政权立足未稳迅速入关,夺取中原。入关后,他又积极参与制定各项制度,为清朝的统治奠定基础。
在清朝的康乾盛世时期,阿桂也是武英殿大学士中的佼佼者。阿桂出身名门,凭借卓越的军事才能和政治智慧在朝廷中脱颖而出。他一生屡立战功,参与平定大小金川等重大军事行动。阿桂为官清廉,刚正不阿,在朝廷中威望极高,是康乾盛世的重要缔造者和维护者之一。
及至清末,曾国藩、李鸿章均担任过武英殿大学士。曾国藩大约在1867年晋升为武英殿大学士。清代大学士中,武英殿大学士位列保和殿、文华殿之后,居第三位,但实际权力与皇帝信任度相关。曾国藩任职时,保和殿大学士长期空缺,文华殿大学士由满人把持,因此武英殿大学士实为汉臣能获得的最高殿阁职衔。同治十一年(1872年),重病的曾国藩于两江总督署去世,意味着朝廷失去了中兴名臣的有力支持。然而,没过几个月,李鸿章便接替了曾国藩的职位,获授武英殿大学士,随后更晋升为文华殿大学士,超越曾国藩,成为清代内阁首辅之一。
“殿本”精湛闻名于世
在清朝,朝廷在武英殿成立了重要的皇家出版机构。康熙十九年(1680年),武英殿修书处设立,开启了这座殿宇最辉煌的文化篇章。修书处下设监造、主事、笔帖式、总裁、总纂、纂修、协修等30余人,由皇帝和翰林院委派。工匠高峰期达400余人,形成集编纂、校勘、刻印于一体的皇家出版体系。
武英殿集中了当时全国最优秀的学者、刻工和印刷工匠,他们运用精湛的技艺,将大量的文化典籍、历史著作、诗词文集等付梓印刷。武英殿刻书以其精美的字体、精良的纸张和严谨的校勘而闻名于世,被称为 “殿本”。这些书籍不仅在国内广泛流传,还传播到了海外,对中华文化的传承和传播起到了重要作用。许多著名的典籍,如《古今图书集成》《四库全书》等,都与武英殿有着密切的关系。
《古今图书集成》是一部规模宏大的类书,它的编纂和刊印工作就在武英殿修书处完成。这部巨著涵盖了丰富的内容,包括天文地理、政治经济、文化艺术、科学技术等各个领域,是中国古代文化的瑰宝。而《四库全书》虽然主要编纂于翰林院,但武英殿在其后期的刊印和传播过程中也发挥了重要作用。武英殿版的《四库全书》以其高质量的印刷和精美的装帧,成为众多版本中的佼佼者。
乾隆三十八年(1773年),乾隆帝下令将《永乐大典》中摘出的珍本138种排字付印,御赐名《武英殿聚珍版丛书》,世称“殿本”。道光二十年(1840年)后刊书甚少,仅存其名。武英殿之书凡存而不发者一向贮于敬思殿中。嘉庆十九年(1814年)夏清查存书,将完好者移贮武英殿,残缺之书变价出售,此后敬思殿实际作为存储版片之处。
故宫博物院成立后,武英殿作为故宫博物院的书画馆,承担着展示和传播中国古代书画艺术的使命。这里定期举办各种书画展览,展出故宫博物院收藏的历代书画珍品。从东晋顾恺之的《洛神赋图》到唐代阎立本的《步辇图》,从宋代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到元代黄公望的《富春山居图》,再到明代唐寅的《秋风纨扇图》等,这些珍贵的书画作品汇聚于此,让观众能够近距离欣赏到中国古代书画艺术的精妙之处。
2018年起,武英殿改为故宫博物院陶瓷馆。2021年5月,武英殿更换陈列布置,遴选约1000件具有代表性的陶瓷藏品,从新石器时代磁山文化到民国时期,按时代发展顺序和使用功能分17个主题予以展示,反映中国陶瓷约8000年的历史和文化内涵。
武英殿作为故宫建筑群的重要组成部分,见证了朝代的更迭、文化的传承与发展。走进武英殿,仿佛走进了一段波澜壮阔的历史画卷,让人们在欣赏古建筑之美和艺术之韵的同时,也能深刻感受到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和源远流长。
来源:子清视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