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志：开明的母亲

摘要：母亲的娘家在本县离坪石镇不到五里的一个叫接官亭的村子。宜章靠近广东而远离长沙，当时湖南完全靠广东的海盐，从广东用船将盐运抵宜章后，就要改用骡马驮过一段光滑的石板山路，到郴州后再装船上路。年复一年，骡马的脚印深深地嵌在这段被人称之为骡马路的石板上。外祖父主要是做

我想特别写一下我的母亲，因为她生前多次嘱咐过，要我把她一生的经历写出来，供在神龛上以作纪念，并传之于子孙后代。

我的母亲叫吴富田，出生在一个盐商之家。

母亲的娘家在本县离坪石镇不到五里的一个叫接官亭的村子。宜章靠近广东而远离长沙，当时湖南完全靠广东的海盐，从广东用船将盐运抵宜章后，就要改用骡马驮过一段光滑的石板山路，到郴州后再装船上路。年复一年，骡马的脚印深深地嵌在这段被人称之为骡马路的石板上。外祖父主要是做盐的生意，也兼做其他的杂货生意，终年来往于湖广之间。

外祖父育有三男一女，母亲排行最小。大舅、二舅死得早，唯有三舅活到60多岁。外祖父也死得早，我没见过他。此后，外祖母便没有再嫁，支撑着这个半农半商的小康之家。亲人相继过早辞世的悲痛，使她哭瞎了眼睛。但是这个坚强的老人，硬是摸索着洗衣做饭，直到70多岁去世。遗憾的是，我至今不知道她的姓名，只是她的音容笑貌依稀可忆。

曾志（右）与母亲

母亲17岁那年嫁到曾家，婚后父亲仍回长沙法政学院继续学业，只有放假才回家。四年后，母亲生下我，月子坐得十分隆重，外祖父家送了四抬礼盒，有孩子的衣服、用品和吃的东西，光是鸡蛋就送了四五百个。

我的母亲是一个缠着小脚的农村家庭妇女。她善良朴实，乐于助人，坚强开朗，贤惠能干，同一家人相处和睦，左邻右舍的人也都很喜欢她、尊重她。

但她唯独与父亲关系很僵。父亲读了不少书，可是并不开窍，终生一事无成。他不会赚钱，就懂得花钱，还死要面子，只好靠变卖田产维系。母亲不肯交出田契，两人因此经常吵架。更让母亲生气的是，父亲居然在长沙花钱娶了个小姨太，并把她带回家中。父母两人只好分居单独过，基本上不往来。母亲曾不止一次对我说过，她这辈子吃尽了名义夫妻的苦。

饱受目不识丁之苦的母亲，省吃俭用，千方百计地支持孩子们上学读书，对我这个女儿也不例外。

这与当时的风气也不无关系。那时宜章有好几个大地主送子女到大城市读书，他们参加了五四运动后，回到家乡传播革命，进行启蒙教育。如邓中夏，他的父亲是宜章县议员，叫邓典模。听母亲说，他们家讲新礼教，父子俩通信称兄道弟，平等相处。

正是在他们的宣传影响下，一些有钱人的家庭都把子女送往大城市读书。出去读书的人中不少人参加了革命，像我的启蒙老师彭镜秋[插图]，是女子师范学校的第一批学员，五年后学成回到家乡办学，传播革命思想。我母亲与他们接触多年，所以思想很开明。我父亲是读书人，却没什么思想，但也不守旧，为人厚道，支持我上学读书。我8岁到长沙读书，12岁回家后再次出去读书，钱都是我母亲出的。

尽管母亲是个没见过多少世面的农村家庭妇女，但受到见多识广的外祖父以及那个家庭的影响，她思想开明，通情达理，易于接受新事物，喜欢与年轻人往来，同情、支持革命。

我12岁那年去长沙读书，路途遥远，要坐轿子还要乘船，母亲却很放心，只托轿夫路上多关照，让我孤身一人坐轿子到郴州再转长沙。

她对我的事很少干涉，甚至投身革命也从不反对，反而还很支持。那时我才十五六岁，这是一个令任何母亲都不会放心的年龄，但是深明大义的母亲明明知道这是要杀头的事，却丝毫没有流露出内心的担忧和沉重，总是默默地支持着我。

大革命时，宜章县委就设在我们曾家大院。县委书记和他的妻子以及隔壁小学的一批年轻教师也住在我们家。母亲待他们如同亲人，经常给他们做好吃的。在与他们的接触中，母亲接受了一些新的思想，她用实际行动关心和支持革命事业。

马日事变后，大批共产党人惨遭杀害，中共宜章县委被迫转移。县委将一批文件和《向导》《新青年》等革命书刊，交给他们认为值得信赖的曾家大嫂保管。母亲冒着杀头的危险，将这些东西藏在阁楼的夹层楼板中，等待着有朝一日党组织派人取走。数年后我回到家乡，母亲还对我提起此事。

我对母亲说：“这些文件书籍放在家中很危险，还是销毁了吧。”

“不行！这是县委放在这里的，我不能乱动，将来我还要如数还给他们。”母亲毫不含糊地说。

1935年，红军长征经过宜章，两位衣衫褴褛、饿得走不动的掉队红军战士讨上家门。当母亲得知他们的身份和处境后，悄悄地把他们带到厨房，让他们吃得饱饱的，然后每人塞给两块现大洋，让他们追赶部队去。

是年，我为了避难回到宜章，不久突然接到一封从广州寄来的信，说福建省委被破坏，叛徒带人到广州抓我，幸好我已离开广州。估计敌人会随后追踪而至，叫我尽快离开老家。母亲知悉后，迈着她那双小脚连夜跑到轿子铺请轿子，翌日一大早送我上了路。尽管她也知道，那是一条很可能不再回归之路，但她没有眼泪、没有悲伤，只是要我自己多加珍重；同时祈求佛祖保佑我，保佑革命早日成功。

父亲死后，我们家原有的300多亩田产已被变卖得所剩无几。母亲只有依靠余下的20多亩地的地租和一点房租收入，勤俭节约、苦心操劳，艰难地维持着这个败落残破的家直到新中国成立。

1949年宜章解放了。我在延安党校的同学宋维静，在宜章境内的南岭煤矿当军代表。南岭到宜章有40多里路，宋代表乘吉普车去看望了我的母亲。感激不已的母亲竟然做了许多好吃的，挎着篮子，迈着小脚，走了40多里的路，回访了宋代表，并在那里住了好几天，参观了煤矿。

同年秋天，我在中南工业部担任副部长，母亲到武汉看我。那时是供给制，我吃小灶，母亲经过秘书长批准吃大灶。我经常把饭打回来同她一道吃，她没吃过馒头，说馒头好吃，就只吃馒头不吃菜。

有一次，我参加全国工矿考察团到北京出差，母亲要警卫员马国亮带她到机场看飞机、坐飞机。警卫员恰好认识武汉飞机场的师政委，他们真的把我母亲带到飞机上参观了一番。老人家这里摸摸，那里看看，还在飞机座位上坐了一阵。虽然飞机没有带她飞上蓝天，但足以让她大开眼界，心满意足了。母亲就是这样，对什么都很好奇，很有兴趣，喜欢接受新思想、新事物。

1952年，我调到广东电业局工作，母亲也和我们一道住在电厂后面的工人宿舍里。那里共住有七八家人，她和工人邻居们相处得很好，十分密切热乎。平时她经常将好吃的东西分送给左邻右舍，邻居们也常给她送来一些好吃的。

春节时，母亲叫我把家不在广东的工人、工程技术员请回家来，亲自煮饭烧菜请他们吃。

记得一位工会主席的家里养了几只火鸡，送给母亲三个火鸡蛋，母亲用自己养的鸡把火鸡蛋孵成了小火鸡，老人高兴得笑逐颜开，像个天真的孩子。

我家门口的马路上种着一种有毒的叫石栗子的树，结的果实像核桃。她摘了许多果实用火煨熟吃了，结果中了毒又吐又泻，情况很危险。当时我不在家，回来后才听邻居说起这事。老人家就是这样，吃什么东西总是要吃个够。有一次我不在家，她和宋维静买了一个十多斤重的大西瓜，狼吞虎咽，最后吃得她撑着了肚子，鼻子直往外流清水。

母亲平时自己省吃俭用，我给她买了些糖果饼干，她总是舍不得吃，要留给孙子。广东这地方很潮湿，她虽然把东西包得很严实，但时间一长就发霉变质，结果孙子吃了以后得了急性肠胃炎。

母亲身体不好，1959年突然得了脑血栓，三个月后拄着拐杖出院了。她不想死在广州，怕火葬，要求回湖南老家。我们只有顺从了她。

1963年秋，母亲因心肌梗死悄然去世，走完了她72年的人生旅途。

我之所以单独开个章节写母亲，是为了了却她老人家的一桩心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