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静：自我进化论与时代的“物种起源”——东来《涉过歧流》读记丨特约评论

摘要：“无数蚂蚁沿着一条细细的白线向上攀缘，如果不前进就会被踩下去，跌入水漩，被急流冲走。”这一场景反复出现于作家东来的长篇新作《涉过歧流》（刊于《当代》2025年第1期）中。由一到多、秩序谨严的蚂蚁社会，常被文学家与思想家阐释为人类社会的微缩模型与文化隐喻。小说同

东来长篇小说《涉过歧流》发表于《当代》2025年1期

自我进化论与时代的“物种起源”

——东来《涉过歧流》读记

文|李静

“无数蚂蚁沿着一条细细的白线向上攀缘，如果不前进就会被踩下去，跌入水漩，被急流冲走。”这一场景反复出现于作家东来的长篇新作《涉过歧流》（刊于《当代》2025年第1期）中。由一到多、秩序谨严的蚂蚁社会，常被文学家与思想家阐释为人类社会的微缩模型与文化隐喻。小说同样调用了蚂蚁的文化隐喻，蚂蚁即如你我一般的社会“分母”，努力在加速前进的时代里争取向上机会。由此就完全可以理解小说为何通篇采用第一人称叙述视角“我”。这个没有名字的“我”，在而立之年追忆“向上攀缘”的人生历程，以此代表着无数个“我”的共同命运。

从2009年前后诞生的“蚁族”一词，到2020年以来被广泛讨论的“小镇做题家”，来来去去的命名概括，都试图指向这样一群年轻人：他们出身贫寒，但在文化启蒙与远方想象的召唤下，心智早已涨破自身的“出厂配置”，不得不在有限条件下奋力内卷，毫无余裕地自我压榨，力求“逆天改命”，重获新生。不得不承认，我在阅读《涉过歧流》时，也不断联想起自己的过往遭遇。相信如我般的读者不在少数，如东来在创作谈《腹地来的人》中所写：“这个故事跨度是一个年轻人从十四岁到三十岁的生命历程，但并不意味着它是一部自传，我仍然希望借助虚构述说，传递更普遍的经验和感受，我相信它能打动和我有着类似经历和境遇的年轻人，因为我们曾在‘一国’。”确实，《涉过歧流》是“一国”中人的立此存照，铭刻了赤裸裸的、结构性的社会现实。

燕子窠—歧流镇—斯城—外面的世界，这是小说中“我”向上攀缘的那条细细的白线，由此定会生发出城乡差异、阶层分化、教育不公等众多社会问题。构思于2022年底的《涉过歧流》，与社会心态的变化同频共振。进步神话破灭，学历贬值加剧，阶层壁垒愈发森严，这些状况使得近年出版的一系列社科研究与非虚构写作引起更多关注，包括《小镇做题家：出身、心态与象牙塔》《县中的孩子：中国县域教育生态》《我的二本学生》《金榜题名之后：大学生出路分化之谜》《学神：走向全球竞争的中国年青精英》《我们的孩子：危机中的美国梦》，等等。这些作品触及教育体制与阶级再生产的种种难题，可被视作与《涉过歧流》互文共振的文本场域。

与此同时，小说中“我”借助节目《遥远的生活》与斯城精英家庭的孩子杨克森“互换生活”一个月，由此启动命运的齿轮，直至进入他的家庭，借命而生。这个设置或许会让读者联想起湖南卫视自2006年起开播的节目《变形计》，节目里这些少年的后续发展，不也正与小说的主题相合吗？

社科研究、非虚构写作与真人秀节目，都在不断展示、逼近着生活内里，而读者也早已是数据统计、景观化生活、戏剧反转、剧本剪辑、逐帧观察的“行家里手”。在这样的前提下，虚构小说在触碰这些社会问题时（当然作家不一定是主观上要做出回应），到底该如何避免落入俗套，抵达更多真实？这是我在阅读《涉过歧流》的过程中最关心或者说最担心的问题。

不过，这个问题伴随着阅读的完成，逐渐转变为一种确证：正是虚构性，让这篇小说尽可能贴近深度真实。在虚构性的帮助下，小说得以聚拢、排布与激活众多碎片经验，写出了这个时代的典型人格。典型，并非指向庸俗社会学意义上的成规，反倒是作家创造力与洞察力的检验场。

《涉过歧流》分上、中、下三篇，共18节，贯通全篇的重要书写对象是“家庭”。这是我读出的第一重典型。上、中、下三篇的主题可以分别命名为：斩断“原生家庭”、寄居“养父母家庭”与建设“新家庭”。这是“我”逐渐摆脱亲缘、血缘、地缘，被动或主动改造自我的过程。这种改造的自觉性在他试图与田微清组建新家庭时达到顶峰：“我和田微清之间，有实实在在的差异，不能完全用阶层来概括，阶层只是一种太过轻易的表述。我面对她的心态也不全是自卑自艾，而是清楚知晓我们并非一类人，譬如驴和马，已是物种的差异，早在上一代上上一代，或更早以前，已经沿着不同的路径分叉进化。”而面对与自己不同“物种”的未婚妻，为了与她组建家庭，“为了配得上这个新身份，也有必要对自己进行改造，潜入深处，寻找到所有过去的痕迹，一一切断，有如刮骨，残留的生活习惯、举止、口音早就改掉了，也克服了想要述说自我的欲望，少说或不说，乍一看，无人能辨出我的来处。”这是我们这个时代的“自我进化论”与“物种起源史”，低位者选择将自己符号化与对象化，从灵魂深处展开一番改装与“优化”。

具体来看，上述三类家庭各有代表性，借助对家庭成员们的人格剖析，小说精准捕捉农民阶层、高知阶层与市侩阶层的特点。在原生家庭中，“我”的父亲不愿在外打工，钟情于燕子窠自然、循环、封闭的农耕生活方式，燕子的周而复始，正是自然时间的象征。父亲是时代的逆行者与落伍者，小说对他的处理还相对温情复杂，但对生母的设定——被买来的智障——便极度冷酷。这样的出身带给“我”与生俱来的羞耻感；至于养父母杨爵与杜丽，则是十分典型的知识分子形象，前者冷漠、有边界感，后者虚荣伪善、坚持完美主义，充满控制欲。他们之于“我”的高位感来自文化霸权，直到杨克森暴露了父母收养“我”的真正目的是占有观众捐给“我”的三十三万元资助款后，知识分子的人格神话破灭了；而“我”的准岳父母，则是一对标准的商人，夹杂着父权与市侩的双重特质，万事讲究“不赔”。在有限的篇幅中，小说耐心地描绘各种细节，以此追溯家庭前史与人格起源，试图讲清楚“物种”到底是如何分化聚合的。

血缘与家庭是社会组织的基本手段，这在《家庭、私有制与国家的起源》已有淋漓尽致的分析。而家庭形态的变动，往往发生在社会思想变化的关口。比如，《红灯记》里毫无血缘关系的“革命家庭”，代表了重组权力关系的激进尝试；2018年是枝裕和的电影《小偷家族》展现了没有血缘关系，却充满情感羁绊的“自组家庭”。作为对比，《涉过歧流》写的是当前最典型、最常规的家庭样态。结尾处，“我”的出身被媒体曝光，唾手可得的“新家庭”灰飞烟灭。这意味着，家庭、私有制与阶级再生产紧密绑定，而不再是可以想象与开放的领域。

除去“家庭”的典型性，小说还以虚构的笔力，书写了很多个人格的“对照组”与“同构组”。关于“对照组”，这里仅列出其中“低位者子女与高位者子女”这一类，诸如“我”与杨克森、月龙老师与大学室友薛。在这些对照人物的言谈、交往中，世界的参差得以充分展现。后者所拥有的眼界、机遇、品格、天赋与能力，都与家庭出身有着强绑定。杨克森被《遥远的生活》剪辑为完美少年，无时无刻不被笼罩在温柔的滤镜下，而“我”却被塑造为一个丑角。这正印证了毛尖的金句：“影视剧就是全中国最封建的地方。按地位，财产分配颜值，按颜值分配道德和未来。”善恶的谱系，往往只是既得利益者的发明。而“我”的每一步蜕皮升级，都来自媒体赋予的知名度，最终又被媒体流量反噬，小说借此也反思了如今的媒体霸权与媒介伦理。

在这类对照组中，彼此间的情感是很复杂的，小说的处理很细致。上位者对下位者有着裹挟着怜悯的善意与或隐或显的优越感，而下位者对上位者则充满羡慕、怨恨或是嫉妒。小说很少写单一、均质、纯粹的感情，在人与人的等级面前，自然情感总要被权力、资本逻辑渗透异化。东来没有选择做冷面判官，而是深刻地体认这种关系的复杂性：“它（小说）是我蜕下的皮肤和削下的骨肉的重组，是我的瓶中小人。”小说里凝结了作者个人与同境况读者的共同体验。

至于“同构组”，包括“我”与月龙老师，“我”与安迪，等等。月龙老师是“我”中学时期认识的代课老师，也是来自外面世界的启蒙者与先行者，而安迪则是最大程度的算计者，成功从“张顺”自我进化为“安迪”，可以算作“我”的另一种分身或极致形态。而“我”处于中间状态，既没有决然走向远方，也未彻底蜕变为获利者。小说结尾，“我”重返家乡，逆着“向上的白线”，由县城至歧流镇直至燕子窠。但故乡已然消失，“我”只能继续向前。

行文至此，可见东来对小说结构的用心经营，细节选择与情感描写也力求准确细腻。她十分善于使用色彩、风景、光线与物品等“显化”情感。比如，小说借用燕子窠的风景写出心灵的封闭狭隘，借“脏就是苦，苦就是脏”写出身心的卑琐，再比如反复出现的文化符号《德伯家的苔丝》，悄然诉说的穷苦命运的无尽循环。而在50后、60后那里，他们随身携带的可能就是《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或是《约翰·克利斯朵夫》了。

小说还执着于许多符号化的意象。“外语”“口音”“腔调”便是用来区分人的等级的重要指标。方言土语被认为无法承载精神交流的功能，而“外语”则是文化资本的标示。养父母被设定为法语教授和西班牙语教授，在“我”看来，“斯城市中心老房子里的这张餐桌也变成了世界中心的浮木”。而“我”的英语一直都很差，这是难以剔除的标志着出身与血统的“胎记”。而“我”模仿养父，热衷于古典音乐，或许是视之为超越于语言之上，进入理想生活的可行通道？小说中另一个符号化的意象是咖啡。2004年，一篇名为《我奋斗了18年才和你坐在一起喝咖啡》的文章印在无数80后、90后的脑海里，喝咖啡成为身份的象征。如小说中的自述，“喝咖啡对我而言，从来是对美好生活的一种模仿”。但如今这样的允诺早已失效，咖啡不过是都市“牛马”续命的燃料而已。小说对于文化符号的种种描写，令我不由得联想起《美好生活：中产阶级生活史》之类的著作，感叹小说所裹挟进来的多层次、高精度的现实感。

总体来看，整部小说章法有序，推进感很强，读来颇有解谜之乐，可见东来写作时的用心至深，由“我”延展出社会结构的笔力也值得称道。但我也会想，在整饬紧凑之外，是否可以多些闲笔与意料之外？众多文化符号的隐喻我们已经相对熟悉，如果再多释放一些“虚构”的能量，让那些我们未曾觉察的晦暗之物更多涌现，会不会让小说变得更加耐读与绵长？除去大段的自述与回忆，是否还可以变换更多不同的视角或表达方式？但无论如何，身处歧流的“我们”，无比需要这样的写作，即不只是被各种概念命名，或是成为田野观察的对象，而是能在自我表达与自我反省中，体认乃至填补内心的缺口，努力去过一种更加值得的人生，想象一个更美好公平的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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