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六八年那个冬天，北风呼啸着把我们这群懵懂的知青送到了陕北石岔沟生产队。

黄土之恋

六八年那个冬天，北风呼啸着把我们这群懵懂的知青送到了陕北石岔沟生产队。

雪花纷飞中，老支书举着手电筒在村口迎接我们，脸上的皱纹比黄土高原的沟壑还要深。

＂来了啊，城里娃娃们，欢迎来到咱石岔沟！＂

眼前是一片起伏的黄土山，几间低矮的窑洞点缀其中，炊烟袅袅，在这万里冰封的天地间显得格外孤独。

我拎着简单的行李，跟着分配住进了老杨家的窑洞。

那是我第一次睡土炕，又硬又冷，但老杨媳妇塞给我的那个热乎乎的红薯，却温暖了我在异乡的第一个夜晚。

＂娃啊，吃了睡吧，明天还得早起下地呢。＂

清晨五点，刺耳的广播声把我从梦中惊醒：＂全体社员、知青同志们注意！六点到公社广场集合，分配生产任务！＂

我踩着厚厚的积雪，哈着白气，挤进了人群。

生产队长是个膀大腰圆的汉子，一手叉腰，一手拿着名单，粗声粗气地念着名字。

＂马林，去东坡地，跟赵小兰一组！＂

我举手应了一声，环顾四周寻找我的搭档。

人群中走出一个扎着两条粗辫子的姑娘，脸被风雪吹得通红，却掩不住那双明亮的大眼睛里的神采。

＂城里来的吧？跟我走！＂她头也不回地朝山坡走去，步伐轻快得像只山间的小鹿。

我提着铁锹，跟在她后面，心想这姑娘可真够泼辣的。

东坡地在半山腰上，要走一段又陡又滑的山路。

不到半路，我就累得气喘如牛，额头上的汗珠冻成了小冰粒。

赵小兰回头看了我一眼，眼里闪过一丝调侃：＂哟，城里人就这点体力啊？＂

我强撑着跟上她，结果一不小心被路边的石头绊倒，整个人滚下了几米远。

＂哎呀，当心点！＂赵小兰赶紧跑过来，拉住了我的胳膊，＂你这个城里娃娃，走路都不会啊？＂

她的话里带着嘲笑，但眼神里却是关切。

到了地里，我才知道什么叫真正的苦。

冬日里给山地修水渠，冰冷的泥水浸透了棉鞋，手指冻得发紫，却还得继续挥舞着铁锹。

赵小兰在一旁干得麻利，见我笨手笨脚的样子，忍不住走过来教我。

＂锄头不是这么握的，你这样容易滑。＂她接过我手中的家伙，示范给我看，＂手掌要握紧，但手腕要放松，用腰的力量，不是手臂的力量，懂不？＂

在她的指导下，我慢慢掌握了些技巧，虽然干得还是不如她利索。

中午休息时，赵小兰从布袋里掏出两个煮土豆，一个递给我。

＂吃吧，补充点力气，下午还有活儿呢。＂

那个热乎乎的土豆，是我在陕北吃到的第一顿＂午餐＂，比城里最精致的点心还要香甜。

就这样，我和赵小兰成了固定的搭档，日复一日在陕北的黄土地上挥洒汗水。

春种、夏锄、秋收、冬藏，四季轮转，我的手上磨出了老茧，皮肤也晒得黝黑，渐渐地不再像个＂城里人＂了。

。

冬天的晚上，村里没电，只有微弱的煤油灯。

我们这些知青就聚在一起，谁家有点好吃的都拿出来分享，听赵小兰讲她从奶奶那儿听来的民间故事。

不知从什么时候起，我发现自己开始不自觉地留意她梳头的样子，记住她每天穿的衣服颜色，甚至在心里偷偷数着她笑起来时露出的小酒窝。

这是咋回事儿呢？我自己也说不清楚。

那年春天，村里办了个简陋的文艺晚会，庆祝公社粮食产量创新高。

赵小兰穿了件半新不旧的蓝布花棉袄，头发罕见地披散着，站在用几张板凳搭起的＂舞台＂上唱了首《社员都是向阳花》。

她的嗓音清亮悦耳，像是山间的泉水，唱得台下的社员们都跟着打起了拍子。

我站在角落里，看着被煤油灯映照得发亮的她，心里像是有只小鹿在乱撞。

好家伙，我这是动心了吧？

可我没敢说出口。

我是城里来的知青，终归要回去的；她是地道的农村姑娘，根在这片黄土地上。

咱们的路，到底能走到哪儿呢？

正当我犹豫不决的时候，村里的壮小伙子杨铁牛开始频繁地出现在赵小兰身边。

杨铁牛家境殷实，是村里出了名的能干人，据说已经托人给赵小兰家里递了媒人帖子。

看到他帮赵小兰挑水，给她送自家地里刚摘的西红柿，我心里像是塞了块石头，憋闷得慌。

终于有一天，我鼓起勇气，约赵小兰到村后的小河边散步。

初夏的黄昏，夕阳把河水染成了金色，远处的山峦笼罩在淡淡的暮色中。

＂小兰，我...＂我支支吾吾地开口，手心全是汗。

＂有啥话就直说呗，扭扭捏捏的，不像你啊。＂她笑着看我，眼里带着狡黠。

＂我想...我是说...你觉得杨铁牛这人怎么样？＂我临时改了口，又在心里骂自己胆小如鼠。

赵小兰愣了一下，然后噗嗤一声笑了出来。

＂杨铁牛？他人是不错，家里有头牛，地也多，是个好后生...＂

＂那你是不是...考虑嫁给他？＂我小心翼翼地问，心提到了嗓子眼。

＂我疯啦？嫁给他？＂赵小兰用脚尖踢着河边的小石子，＂我才不要嫁给他呢。＂

＂为啥？＂我追问道，声音里带着掩饰不住的喜悦。

＂因为我喜欢有文化的人，能给我讲外面世界的人。＂她抬头看着我，眼睛亮亮的，＂像你这样的。＂

她的话像是一把钥匙，打开了我紧锁的心门。

我深吸一口气，终于说出了那句埋藏已久的话：＂小兰，我喜欢你，很喜欢很喜欢那种。＂

赵小兰没有立刻回答，她转身望向远处的山峦，夕阳的余晖洒在她的脸上，勾勒出她清秀的轮廓。

＂我早就知道了，＂她轻声说，＂我就等着你开口呢。＂

＂那你...＂

＂我也喜欢你，傻瓜。＂她转过身，眼里带着笑意，＂不然我干嘛天天教你干活，给你送吃的？你以为我闲得慌啊？＂

从那天起，我和赵小兰的关系就变了质。

我们不再只是劳动的搭档，而是彼此心灵的依靠。

村里人都说，这对小知青还真是般配，一个斯文有文化，一个能干又勤快。

老支书单独找我谈过话，拍着我的肩膀说：＂小马啊，既然决定了，就要对人家姑娘负责，明白不？这不是过家家。＂

我使劲点头，心里踏实了不少。

1973年春天，我和赵小兰结婚了。

婚礼很简单，就在村里的打谷场上摆了几张桌子，请全村人吃了顿简单的面条。

老支书送了一幅自己写的＂同心协力建设边疆＂的字，生产队给我们分了一间窑洞。

赵小兰的陪嫁是一床新棉被和几件粗布衣裳，都是她熬夜一针一线亲手做的。

我的＂嫁妆＂是几本破旧的书和一支钢笔，是我从城里带来的全部家当。

但我们很满足，因为有了彼此，就有了全世界。

婚后的日子并不轻松，我们仍然要天不亮就起床下地干活，直到太阳落山才能回家。

但每天回到那间小小的窑洞，看到赵小兰在灶台前忙碌的身影，闻着锅里飘出的香味，就觉得再累也值得。

赵小兰把我们的小家收拾得干干净净，墙上贴着她剪的窗花，炕上铺着她织的草席，门前还种了几株野花和几棵小桃树。

＂等咱们的桃树长大了，就能吃自己种的桃子了，＂她常对我说，脸上洋溢着对未来的憧憬。

日子就这样一天一天过去，我们在黄土高原上扎下了根。

1974年冬天，赵小兰怀孕了。

那段时间，她常常恶心，吃不下东西，但还坚持干些力所能及的活儿。

我偷偷地多干一些，希望能减轻她的负担，晚上还跑去村里找老大娘要些偏方，希望能让她舒服点。

村里的老大娘们都来给她出主意，教她吃什么对胎儿好，该怎么保养身体。

＂小赵啊，多吃点红枣，补血。＂

＂小兰，你这肚子尖尖的，八成是个闺女。＂

次年夏天，在一个闷热的下午，我们的女儿出生了。

小小的一团，皱巴巴的，但在我眼里，她是世界上最完美的婴儿。

赵小兰虚弱地靠在炕上，问我：＂给她取个啥名字好？＂

我想了想，说：＂就叫小花吧，像那些野花一样，坚强又美丽。＂

小花的到来，给我们的生活增添了无限的欢乐和希望。

我每天下工回家，第一件事就是抱抱她，看她咿咿呀呀地冲我笑。

赵小兰常常抱着小花，坐在院子里的小凳子上，一边纳鞋底一边哼着山歌，那画面美得让人心醉。

。

1978年底，国家政策调整，开始安排知青返城。

这本是个好消息，但对于我们已经在农村扎根的知青来说，却成了一道难题。

我接到家信，父亲患了重病，希望我能回城照顾。

按照当时政策，已在农村成家的知青返城，不能将农村的配偶和孩子一同带回。

我夜不能寐，一根接一根地抽着烟，望着窗外的星空发呆。

回去还是不回去？这个问题像是一把锋利的刀，悬在我的心头。

赵小兰看在眼里，默默收拾出一个小包袱。

＂你先回去，家里有我，＂她轻声说，＂你爹就你一个儿子，你得回去尽孝。＂

＂那你和小花呢？＂我问，声音都在发抖。

＂等你安顿好了，再想办法接我们呗，＂她故作轻松地说，＂大不了我们在这里等你，村里人都会帮衬着的。＂

我知道她是在安慰我，但现实比我们想象的要残酷得多。

经过反复考虑，我们决定先办理离婚手续，我回城后再想办法接她们母女。

去公社办离婚手续那天，天阴沉沉的，好像老天爷也在为我们的分离而伤心。

赵小兰穿着她最好的那件蓝布花棉袄，头发梳得一丝不苟，脸上看不出什么表情。

公社干部念完离婚协议，让我们在上面按手印。

赵小兰的手在颤抖，但她还是坚定地按下了红手印。

那一刻，我恨不得自己从来没有出生在城里，恨不得从来没有这个回城的机会。

回到村里，我们谁也没提离婚的事。

我们还是和往常一样生活，只是我的行李箱已经收拾好了，放在炕角。

临行前一晚，小花已经睡着了，我和赵小兰坐在院子里，看着满天的星星。

。＂

赵小兰点点头，眼泪在月光下闪闪发亮。

＂我信你，＂她说，＂我和小花会好好的，你放心。＂

第二天一早，全村人都来送我。

赵小兰抱着小花，站在村口那棵老槐树下，目送我登上了北上的卡车。

她对小花说：＂挥挥手，跟爸爸说再见。＂

小花懵懂地挥着小手，喊着：＂爸爸，拜拜。＂

我不敢多看，怕自己会控制不住冲下车去抱住她们。

回到城里，一切都变了样。

曾经熟悉的街道如今变得陌生，曾经的朋友各奔东西，只有父亲躺在病床上，眼巴巴地等着我回来。

父亲的病比我想象的要严重得多，几乎卧床不起，需要人二十四小时照顾。

我白天在纺织厂上班，晚上守在父亲床前，常常累得睡着了，又被父亲的咳嗽声惊醒。

亲戚们都劝我：＂你也老大不小了，该重新找个对象了，这样下去怎么得了？＂

＂是啊，农村媳妇能有啥出息？还拖着个孩子，你这辈子就栽了。＂

＂听说隔壁李家有个闺女，今年二十三，在百货商店上班，条件不错...＂

我听着这些话，心里像是打翻了五味瓶，又酸又苦又辣。

他们哪里知道，赵小兰对我意味着什么？

她是我在最艰难的日子里的依靠，是我生命中最珍贵的人。

我没有理会这些闲言碎语，一边照顾父亲，一边四处打听如何能让农村家属进城的办法。

有人说要托关系，有人说要等新政策，有人说根本不可能。

我就像是抓住一根稻草的溺水者，任何一丝可能都不愿放过。

与此同时，我每个月都会寄钱回村里，还会写长长的信，讲城里的新鲜事，问小花的成长情况。

赵小兰的回信总是很简短，大多是说她和小花都很好，叫我不要担心，好好照顾父亲。

字里行间，我能感觉到她的坚强和隐忍。

就这样过了将近一年，父亲的病情时好时坏，我的生活也逐渐步入正轨。

工厂分给我一间小房子，虽然简陋，但总算有了自己的住处。

车间主任老王是个热心人，知道我的情况后，常常帮我调班，让我有更多时间照顾父亲。

就在我每天奔波于工厂和家之间的时候，一个意外的消息传来——赵小兰要再婚了！

这个消息是村里一个返城的知青带来的。

＂马林，我不是故意搅你心思，＂那个知青吞吞吐吐地说，＂但我觉得你得知道，杨铁牛一直在追求小兰，村里人都说他们快定亲了。＂

这个消息像是一记重锤，狠狠地砸在我心上。

我整夜整夜地睡不着觉，脑海里全是赵小兰和杨铁牛在一起的画面。

我想赶紧回村看看，但父亲的病情又加重了，根本离不开人。

我给赵小兰写了一封长信，问她是不是真的要再婚，但没有收到回信。

一连几个月，我都没收到她的任何消息，村里也没人知道她的情况。

有人说她带着小花回娘家了，有人说她跟杨铁牛一起去了县城。

我的心像是被撕成了碎片，既担心又愤怒，既自责又无奈。

就在我几乎要放弃希望的时候，一个风雪交加的冬夜，我值完夜班回家，远远地看见家门口蹲着一个抱着孩子的妇女。

我的心猛地一跳，加快了脚步。

当我走近时，那妇女抬起头来，露出一张熟悉的脸庞。

是赵小兰！还有我的小花！

我差点以为自己在做梦，使劲揉了揉眼睛。

＂你...你们怎么来了？＂我结结巴巴地问，声音都变了调。

赵小兰站起身，小花已经睡着了，靠在她肩上。

＂听说你爹病情加重，我担心你一个人应付不来，＂她轻声说，＂我就带着小花来了。＂

＂可是...可是我听说你...＂我犹豫着要不要提那个传言。

＂听说我啥？＂赵小兰疑惑地看着我。

＂听说你要嫁给杨铁牛了。＂我终于说出口，声音里带着苦涩。

赵小兰先是一愣，随即笑了起来：＂谁造的谣？杨铁牛早就娶了隔壁村的李寡妇了！＂

原来，那都是误传。

村里确实有人撮合赵小兰和杨铁牛，但被她断然拒绝了。

后来她娘家出了点事，她带着小花回去了一段时间，等回到村里，就听说了我父亲病情加重的消息。

＂我想你一定很需要我，＂她说，眼里含着泪花，＂所以我就来了。＂

我这才注意到，她的手上全是冻伤的裂口，脸颊被风刮得通红。

不知道她们在门外等了多久，不知道她们是如何千里迢迢来到这里的。

我赶紧掏出钥匙开门，把她们领进屋里。

这是一间不到十平米的小屋，除了一张床和一个小桌子，几乎没有别的家具。

但此刻，它却成了世界上最温暖的地方。

赵小兰把熟睡的小花轻轻放在床上，然后从怀里掏出一个布包。

＂这是村里老中医给的草药，说对咳嗽有好处；这是村里人凑的鸡蛋和红枣，给伯父补身子用的。＂

看着她冻得通红的手，我的眼睛湿润了。

＂你怎么这么傻？＂我轻声责备道，＂这么冷的天，带着孩子跑这么远的路。＂

。＂

第二天一早，我带着赵小兰和小花去看父亲。

父亲躺在床上，看起来比我想象的还要憔悴。

当他看到赵小兰和小花时，整个人像是突然有了精神，挣扎着要坐起来。

＂爹，别动，＂我赶紧上前扶住他，＂你看，这是小兰和小花，她们来看你了。＂

父亲拉着赵小兰的手，眼里闪烁着泪光。

＂好闺女，好闺女，＂他哽咽着说，＂苦了你了。＂

赵小兰扶着小花走到床前，让父亲看他的小孙女。

小花怯生生地叫了声：＂爷爷。＂

那一刻，父亲的眼泪夺眶而出。

接下来的日子，赵小兰每天照顾父亲，煎药、喂饭、擦身子，忙得不亦乐乎。

小花也很快适应了城市的生活，天真活泼，讨得邻居们的喜爱。

她白天跟着院子里的小朋友玩耍，晚上缠着我讲农村的故事。

＂爸爸，咱们的桃树结果子了吗？＂她常常这样问我。

我只能摸摸她的头，说：＂等咱们有机会回去看看。＂

父亲的病情在赵小兰的精心照料下，竟然有了明显好转。

老人家开始能下床活动了，脸上也有了血色。

他常常拉着小花的手，让她在床边读书、唱歌，脸上洋溢着幸福的笑容。

但我们的处境仍然困难。

赵小兰和小花没有城市户口，小花无法上学，赵小兰也找不到正式工作。

我的工资养活一家人已经很吃力，更不用说还要买药给父亲。

有人提醒我，如果被居委会发现我＂私自＂接农村家属进城，可能会有麻烦。

我们整天提心吊胆，不敢声张。

就在这时，车间主任老王找到我。

＂马林，我听说了你的事，＂他说，＂你真是个重情义的人。＂

我忐忑不安，以为要被批评了。

谁知道老王接着说：＂我有个远房亲戚在户籍科工作，或许能帮上忙。你准备一下材料，我托人试试看。＂

我激动得不知道说什么好，只能一个劲地道谢。

老王摆摆手：＂别谢我，要谢就谢你媳妇吧，是她让我看到了什么叫真正的夫妻情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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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老王的亲戚了解到我们的情况后，摇了摇头：＂政策就是政策，没有特殊情况，很难开口子。＂

我和赵小兰的希望再次破灭。

但我们没有放弃，继续寻找各种可能的途径。

正当我们一筹莫展的时候，一个意外的消息传来——国家正在考虑放宽一些知青家属进城的政策。

这个消息让我们看到了希望的曙光。

我和赵小兰立刻准备好了所有可能需要的材料，等待政策的正式公布。

终于，在1980年初，新政策出台了。

经过复杂的审批程序，在老王和其他好心人的帮助下，赵小兰和小花终于获得了城市户口。

小花可以去上学了，赵小兰也在我们厂的食堂找到了一份工作。

工厂还分给我们一套新房子，虽然只有两室一厅，但比起之前的小屋，简直是天堂。

搬家那天，父亲坐在新家的阳台上，看着远处的城市风景，脸上满是欣慰。

＂林子，＂他轻声叫我，＂你娶了个好媳妇。＂

我点点头，看向正在厨房忙碌的赵小兰，心里充满了感激和爱意。

小花很快在新学校里交到了朋友，成绩也很优秀。

她那与生俱来的勤奋和坚韧，让老师们都另眼相看。

有一次，老师布置了一篇作文《我的妈妈》，小花的文章被选为优秀范文，在全校朗读。

＂我的妈妈是世界上最勇敢的人，＂小花用稚嫩的声音读道，＂她带着我跨越千山万水，只为了和爸爸团聚。她教会我，爱和勇气可以战胜一切困难。＂

听着女儿的朗读，我和赵小兰紧紧握住了彼此的手，眼里闪烁着泪光。

在那一刻，我们知道，所有的苦难和分离都是值得的。

几年后的一个春日，我带着赵小兰和小花回到了石岔沟。

村口的那棵老槐树还在，但村子已经变了样。

很多人家盖起了砖房，村里通了电，甚至还有了一台公用电视机。

我们回到曾经住过的小院，发现那几株桃树已经长得很高了，正开着粉红的花。

＂你看，＂赵小兰指着桃树说，＂咱们当年种的桃树，现在开花了。＂

小花仰头看着满树的桃花，好奇地问：＂妈妈，这就是你常说的桃树吗？＂

＂是啊，＂赵小兰笑着说，＂这是你爸爸在你还没出生的时候种下的，那时候他说，等你长大了，桃树也该结果了。＂

小花伸手触摸着粉嫩的花瓣，眼里闪烁着兴奋的光芒。

＂那今年会结果子吗？＂她期待地问。

＂会的，＂我蹲下身，抱住女儿，＂今年一定会结出又大又甜的桃子。＂

在那一刻，我忽然明白了：幸福不在于你身在何处，而在于你心之所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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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归途，从来都不只是一个地理上的方向，而是心灵最终的安放之处。

那树上的桃花，见证了我们的分离与重聚，见证了那些刻骨铭心的爱与牵挂。

如今，它们正以最美的姿态，向我们诉说着生活的真谛：只要心中有爱，再远的路也能走到尽头；只要不离不弃，再冷的冬天也会迎来春暖花开。

来源：那一刻的思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