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大明万历二十四年(1596年)，文学家袁宏道给书画家董其昌写了一封信，信中说：“《金瓶梅》从何得来？伏枕略观，云霞满纸，胜于枚生《七发》多矣！后段在何处，抄竟当于何处倒换？幸一的示。”(《袁宏道集笺校》卷六《锦帆集》之四《尺牍》，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

大明万历二十四年(1596年)，文学家袁宏道给书画家董其昌写了一封信，信中说：“《金瓶梅》从何得来？伏枕略观，云霞满纸，胜于枚生《七发》多矣！后段在何处，抄竟当于何处倒换？幸一的示。”(《袁宏道集笺校》卷六《锦帆集》之四《尺牍》，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

这是迄今所知《金瓶梅》以抄本形式，在明代社会传播的最早记录，是研究《金瓶梅》至关重要的一段历史文献。

在这封信里，这位文学史上大名鼎鼎的“公安三袁”之一的袁宏道，在还没有一睹《金瓶梅》全貌的情况下，就对这部世情大书赞誉有加，推崇备至，“云霞满纸，胜于枚生《七发》多矣！”，并迫不及待地想要把后段找来一睹为快。

无独有偶，“公安三袁”的老三弟弟袁中道在《游居杮录》中记载：“往晤董太史思白（即董其昌，他的号为“思白”），共说诸小说之佳者，思白曰：'近有一小说，名《金瓶梅》，极佳。予私识之。后从中郎（即袁宏道，字中郎）真州，见此书之半，大约描写儿女情态具备，乃从《水浒传》潘金莲演出一支。所云'金’者，即金莲也；'瓶’者，李瓶儿也；'梅’者，春梅也。……追忆思白言及此书曰'决当焚之。’以今思之不必焚，不必崇，听之而已。焚之亦自有存之者，非人之力所能消除。但《水浒》崇之则诲盗，此书诲淫，有名教之思者，何必务为新奇?”(万历四十二年八月)(上海杂志公司1935年9月“中国文学珍本丛书”)

同一部小说，哥哥奉为经典，弟弟却斥为淫书，兄弟二人同以“性灵”为宗旨，却对《金瓶梅》的评价判若云泥；同样一个董思白，对“极佳”之书却要“焚之”，真是咄咄怪事！

其实，这种对《金瓶梅》毁誉交加，爱恨交织的评价，在《金瓶梅》抄本流传过程中，几乎就没有停止过。

毁之者的代表人物有：

李日华《味水轩日记》:“五日（万历四十三年十一月五日），伯远携其伯景倩所藏《金瓶梅》小说来，大抵市诨之极秽者，而锋焰远逊《水浒传》。袁中郎极口赞之，亦好奇之过。”（刘氏嘉业堂刊本卷七）

沈德符《万历野获编》：“袁中郎《觞政》以《金瓶梅》配《水浒传》为外典，予恨未得见。丙午，遇中郎京师，问曾有全帙否？曰：‘第睹数卷，甚奇快。’今惟麻城刘涎白承禧家有全本，盖从其妻家徐文贞录得者。又三年，小修（袁中道，字小修）上公车，已携有其书，因与借抄挈归。吴友冯梦龙见之惊喜，怂恿书坊以重价购刻。马仲良时榷吴关，亦劝余应人之求，可以疗饥。予曰：‘此等书必遂有人板行，但一刻则家传户到，坏人心术，他日阎罗究诘始祸，何辞置对。吾岂以刀锥博泥犁哉？’仲良大以为然，遂固之。”（卷二十五）

誉之者的代表人物有：

屠本畯《山林经济籍》：“不审古今名饮者曾见石公所谓‘逸典’否？按《金瓶梅》流传海内甚少，书帙与《水浒传》相埒。……王大司寇凤洲先生家藏全书，今已失散。往年予过金坛，王太史宇泰出此，云以重费购抄本二帙。予读之，语句宛似罗贯中笔。复从王征君百谷家又见抄本二帙，恨不得睹其全。如石公而存是书，不为托之空言也。否则，石公未免保面瓮肠。”（阿英《小说闲谈》引明末刻本《山林经济籍》）

谢肇淛《金瓶梅跋》（《小草斋文集》卷二十四），可谓一篇《金瓶梅》简介。此文涉及《金瓶梅》的卷帙，“书凡数百万言，为卷二十”；版本，“此书向无镂版，钞写流传”；作者，“不著作者名代，相传永陵中有金吾戚里……而其门客病之，采日逐行事，汇以成编，而托之西门庆也”；流传，“唯弇州家藏者最为完好，余于袁中郎得其十三，于丘诸城得其十五，稍为厘正”；续书，“仿此者有《玉娇丽》，然而乖彝败度”；思想艺术，“其中朝野之政务，官私之晋接，闺闼之谍语，市里之猥谈，与夫势交利合之态，心输背笑之局，桑中濮上之期，尊罍枕席之语，驵侩之机械意智，粉黛之自媚争妍，狎客之从谀逢迎奴怡之稽唇淬语，穷极境象，意快心。譬之范公抟泥，妍媸老少，人鬼万殊，不徒肖其貌，且并其神传之。信稗官之上乘，炉锤之妙手也。”

说好说歹，评价两极分化，在中国古典小说的历史上，这种情况不能说是绝无仅有的，恐怕也是不多见的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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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文一史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