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我说杨明山，你这人都七十了，还当着独老头子过，咋不找个老太太搭个伙，一块儿过日子呢？＂

＂我说杨明山，你这人都七十了，还当着独老头子过，咋不找个老太太搭个伙，一块儿过日子呢？＂

我支着下巴，望着与我对弈的老马。

说这话的，是跟我对局的马三省，小名老马，是我的老厂友，也是我退休后的棋友。

每周星期三下午，我们都要在小区花园里的石桌前杀上几盘，这都快成了惯例。

小区的花园不大，就一片不足百来平的绿地，几棵老槐树撑起一片阴凉，两三张石桌石凳，是我们这些老头子的主战场。

＂老马，我这老东西和谁过不是过呢？凑合着，也就这样了。＂我嘴上这么说，可心里却觉得老马说得有那么点道理。

其实这话，我听得不是一回两回了。

邻居王大婶上个月买菜回来，看见我一个人在楼道口晒太阳，就这么问过我。

单元楼下的李大爷遛弯时碰见我，也拐弯抹角地问过。

我心里明白，他们都是看我一个人孤零零的，心里不忍。

妻子红玉走了快五年了，一开始的悲痛难过已经被时间冲淡，剩下的，只有日复一日的寂寞。

红玉得的是肺癌，发现时已经晚了，从确诊到离开，只用了不到半年时间。

我记得她临走那天，拉着我的手说：＂老杨，你一个人要好好的。＂

她那时候已经瘦得不成样子了，眼窝深陷，手指像枯树枝一样。

可她眼睛里还有光，还惦记着我这个糙老头子。

想到这儿，我的眼眶有点湿，赶紧低头假装研究棋盘。

＂别装蒜了，我看出来了，你下棋心不在焉的。＂老马把一粒棋子在指间转来转去，＂我认真的，你该找个伴儿。＂

我摇摇头，笑了笑：＂走一步看一步吧。＂

我家住在老四街区的一栋六层楼里，是咱们化工厂七十年代分的住房，六十多平米的两居室。

这房子住了大半辈子，墙皮掉了一层又一层，地板也磨得发亮，门框上还有当年量儿子身高的刻痕。

红玉过世后，儿子杨烁带着儿媳妇回来住了一阵子，说是照顾我。

可日子久了，新媳妇嫌房子旧，嫌过道窄，嫌厨房油烟大，嫌那嫌这的，我也实在看不下去。

一天晚上，我洗漱完出来，听见客厅里儿媳妇小声抱怨：＂这房子太旧了，连个像样的卫生间都没有，冲个澡水温忽冷忽热的...＂

＂爸一个人住习惯了，咱们再忍忍。＂杨烁的声音有些无奈。

我站在走廊上，心里一阵酸楚。

第二天，我就一咬牙，对儿子说：＂你们回你们的新房子去住吧，我一个老头子在这儿挺好。＂

杨烁不太放心，但拗不过我，最后还是走了，只是约定每周末回来看我一次。

其实也不好。

一开始，儿子媳妇走后，家里静得让人发慌。

以前有红玉在，她就爱唠叨，从早唠到晚，鸡毛蒜皮的小事也能说上一大堆。

我那时还嫌烦，可现在想来，那也是生活的声音啊。

现在卧室、厨房、客厅，所有的屋子都空荡荡的，冬天尤其冷清。

暖气片的嗡嗡声，成了房子里最大的声音。

我有时候半夜会突然醒来，伸手去摸床的另一边，却只碰到冰凉的床单。

说来也怪，和棋友老马的这次谈话，在我脑子里埋下了一颗种子。

过了几天，我还真按老马说的，从杨烁那要来了张老年人活动站的广告单子，扭扭捏捏地去了那个＂老年人交友联谊会＂。

那天紧张得不行，拿出了结婚那会儿才穿的西装，都有些发黄了，还喷了点杨烁落在家里的古龙水。

活动站在老文化宫里，进去一看，差不多有三四十人，男的少，女的多，大家围坐一圈，工作人员让每个人做自我介绍。

＂我叫杨明山，今年七十岁，退休工人...＂我声音有点抖，＂就想找个伴，互相有个照应。＂

就这样，我认识了李秀芝，一位退休教师。

李秀芝那人，别看六十多岁，可腰杆子还挺直，头发梳得一丝不苟，说话慢条斯理的，看得出来是个有文化的人。

她的衣服总是熨得平平整整，手上戴着一枚玉戒指，据说是她祖上传下来的。

她丈夫去世早，儿女都在国外，一个在加拿大，一个在澳大利亚。

我俩有一搭没一搭地聊了几次，觉得还挺投缘。

她知道我是化工厂退休的，比我想象中要平易近人，不像那种眼高于顶的知识分子。

我呢，也从来不在她面前装大尾巴狼，就老老实实跟她说我这辈子的酸甜苦辣。

一周后，我就冒出个大胆的想法——让她来我家搭伙过日子。

啥叫搭伙？就是不结婚，各自有各自的退休金，家务活大伙儿一块干，费用大伙儿一块出，就图个有个伴儿，相互有个照应。

我把这想法跟老马一说，他直拍大腿：＂这主意好！试试呗，不行再换呗！＂

＂老杨，你这主意不错。＂李秀芝想了想说，＂不过咱们得先说好，各自有各自的底线，不舒服了就说，别憋着。＂

我连连点头，心想这么通情达理的人，日子肯定好过。

李秀芝搬来的第一天，就带着拖把、抹布来了。

＂哎呀，老杨，你这屋子得好好收拾收拾了。＂她皱着眉，看着我家厨房的油垢和客厅的灰尘角落，＂多久没打扫了？＂

＂我每个星期都拖地...＂我有点不好意思。

＂那些死角呢？冰箱后面，床底下，电视柜后面？＂她扶了扶眼镜，＂咱们今天大扫除！＂

接下来的日子，我才知道啥叫＂好好收拾＂。

我的烟灰缸不见了，沙发套换了，连我习惯放在茶几上的老花镜都有了专门的盒子。

饭桌上再也不能一边吃饭一边看电视，她说这样不讲究，不卫生。

我习惯在阳台上晾衣服，可李秀芝说这样不美观，全都收到了后面的小阳台上。

老马隔三差五来找我下棋，可自从李秀芝住进来，他来得就少了。

我悄悄问他咋回事，他挠着头说：＂老杨，你那位李老师太严肃了，一进你家门，我就紧张得下不好棋。上次我不小心把烟灰弹在地上，她那眼神，啧啧，跟我们当年的严主任一样。＂

最要命的是，我晚上习惯看会儿体育频道，尤其爱看足球赛。

可李秀芝只爱看教育台，什么《百家讲坛》啊，《文化中国》啊，我听着那些个＂之乎者也＂，没一会儿就睡着了。

还有一次，我习惯性地在客厅沙发上打了个盹，醒来发现她正用一种略带责备的眼神看着我。

＂老杨，睡觉就回卧室睡，客厅是会客的地方。＂她说。

我心里一咯噔：这是我家呀，咋成她家了？

一个月过去，我和李秀芝都觉得这日子过得别扭。

分手那天，她收拾着行李说：＂老杨，咱俩不是一路人，你是工人，我是教师，生活习惯差太多了。你喜欢随性，我喜欢规矩，长久了对彼此都是折磨。＂

我没反驳，只是帮她把行李搬到了楼下等着的出租车上。

这一个月我瘦了十来斤，连老马都说我脸都尖了。

＂不过你这人心不错。＂上车前，李秀芝拍拍我的肩说，＂祝你找到合适的伴儿。＂

李秀芝走后，我把屋子恢复了原样。

烟灰缸回到了茶几上，沙发套又变回了老样子，电视机的遥控器放在触手可及的地方。

可我心里还是空落落的，总觉得少了点什么。

＂老杨，别灰心。＂老马搓着手，＂一回生二回熟，再试试别的！＂

经老马介绍，我又认识了王桂兰，退休厂医，是咱们厂医务室的老中医。

＂老杨，王医生可是个好人，又懂医，你这把年纪，有个懂医的在身边，多好啊。＂老马打包票。

王桂兰确实长得慈眉善目，说话也温温柔柔的，不像李秀芝那么有架子。

她六十出头，丈夫是咱们厂的工程师，前几年得脑溢血走了，有个儿子在省城工作，很少回来。

经过上次的教训，我跟王医生事先说得很清楚：＂我这人粗人一个，不太讲究，您能接受吗？＂

＂老杨，人嘛，互相体谅就好。＂王桂兰笑眯眯地说，＂我看你这身子骨也不错，就是有点瘦，得好好补补。＂

王桂兰的确是个热心肠。

搬进来第一天，她就给我把脉，然后拿出一大包药材，说是给我调理身子。

＂这是党参，补气的；这是枸杞，明目的；这是黄芪，健脾的...＂她一样一样地给我介绍。

我听得一头雾水，但还是点头称是。

早上起来，要喝一碗她熬的中药；饭后，要吃她配的药丸；睡前，还要泡脚。

我从来没把自己当病人看待过，可在王医生眼里，我这个七十岁的老头子浑身都是毛病。

＂血压高，不能吃咸的！＂

＂胆固醇超标，少吃肉！＂

＂眼花，多吃枸杞泡水喝！＂

＂熬夜对肾不好，九点前必须睡觉！＂

早上六点，她就起床熬药，那药锅里咕嘟咕嘟的声音伴着一股苦味，让我一醒来就皱眉头。

晚上九点，她就催我睡觉，连我最爱看的《新闻联播》都看不完整。

我那些个老朋友来了，她也总是叮嘱：别让老杨喝酒，别让老杨吃辣，别让老杨熬夜下棋。

弄得我那些朋友来得越来越少了。

有一次老马来，带了瓶二锅头，想和我小酌两杯，被王医生看见了，她二话不说把酒收走了。

＂小马，你这是害老杨！他肝功能不好，不能喝酒！＂

老马尴尬地搓搓手，冲我使了个眼色，很快就找借口走了。

王医生用了一本小册子，记录我每天的血压、脉搏，还有吃了什么药。

有一次我瞅见了，满满一本都是数字和药名，看得我直冒汗——我啥时候成了重症病人了？

两个月后，我实在受不了了，和王医生提出了分手。

＂王医生，您真是为我好，可我不习惯这么被照顾，觉得自己像住在医院似的。＂我老老实实地说。

王医生先是愣了一下，然后倒也爽快：＂老杨，我也看出来了，你不是个听话的病人。＂

她笑了笑，＂不过记住，保重身体，别总熬夜下棋。这些药你留着，按时吃。＂

送走王医生后，我又回到了一个人的生活。

可心里那种对陪伴的渴望反而更强了。

两次搭伙的经历，让我明白了，找个伴不容易，合适的更不容易。

那段时间，院子里的老头老太太们背后议论开了。

＂杨明山这是干嘛呢？换老伴儿跟换衣服似的。＂

＂可不是，一个月换一个，真是......＂

＂听说那王医生人不错，咋就处不好呢？＂

这话传到我耳朵里，心里挺不是滋味的。

我不想解释什么，就当没听见。

一个风和日丽的上午，我去农贸市场买菜，在卖白菜的摊位前遇见了老街坊张淑华，叫张婶。

她比我小两岁，也是丧偶多年，住在我们小区的另一栋楼里。

张婶个子不高，圆圆的脸，总是笑眯眯的，穿着朴素但干净。

我们都是这市场的常客，经常碰面，点头打个招呼。

＂杨大哥，你看这白菜老不老？＂张婶拿起一棵白菜问我。

她手上有几个老茧，是常年干活留下的。

＂嗯，看着新鲜。＂我答道，心不在焉地挑着旁边的萝卜。

＂那我买两棵，您要不要？＂

＂我一个人，吃不了那么多。＂

＂哎，我也是一个人。＂张婶说完，又补了一句，＂要不咱们搭个伙，一人买一棵，回头我做顿酸菜炖粉条，您尝尝？＂

就这么自然，张婶走进了我的生活。

她搬进我家的时候，只带了两个小包袱，说是够换洗的就行。

和前两位不同，张婶没有要求我改变什么，也不像李老师那么讲究，也不像王医生那么唠叨。

她有她的习惯，我有我的规矩，互不干涉。

张婶做饭很有一套，尤其是东北菜做得地道。

＂我年轻时在东北插队过三年，学会了不少东北菜。＂她一边切着五花肉，一边说。

我呢，平时打扫卫生，洗衣服，都是我的活。

晚上她看她的电视连续剧，我就在阳台上喝茶，或者去楼下和老马下棋。

周末有时候我们一块儿去公园散步，有时候各自找各自的朋友。

这样的日子过了大半年，我慢慢习惯了家里有个人的感觉。

冬天到了，北方的冬天特别冷。

那天晚上，我感觉浑身发热，头晕得厉害。

＂张婶，我好像有点发烧...＂我在卧室里喊了一声，声音都是虚的。

张婶急匆匆地推门进来，摸了摸我的额头，＂哎呀，烫得吓人！得赶紧去医院！＂

我勉强要起身，可一站起来就眼前发黑，差点摔倒。

张婶二话不说，背着我下楼打车去医院，一直陪着我打点滴到天亮。

那一晚上，她没合眼，一直坐在病床边的小凳子上，时不时给我擦擦汗，递递水。

＂张婶，你回去休息吧，我没事。＂我虚弱地说。

＂哎，瞎说啥呢，你这么高烧，我哪能走。＂她摆摆手，＂你安心养病，别的不用操心。＂

那一刻，我心里暖暖的，突然想，要是能一直这么相互照应下去，该多好啊。

养病期间，张婶照顾得无微不至。

早上熬小米粥，掰小块馒头泡在里面，说这样好消化。

中午炖点清淡的汤，放点粉丝和青菜。

晚上就是稀饭配咸菜，简单但可口。

我躺在床上，看着她忙前忙后的身影，心里有了个大胆的想法。

等我病好之后，找个合适的时机，我小心翼翼地提了出来：

＂张婶，咱俩年纪都不小了，互相有个照应也好。要不，咱们...登个记，办个手续？＂

张婶愣了一下，然后笑了：＂杨大哥，您这是要娶我啊？＂

我有些不好意思地点点头，＂就是想，以后有个名分，万一谁有个三长两短，也好说话。＂

我其实想说的是，这半年来，她让我重新感受到了家的温暖，让我的晚年不再孤单。

可这些话我说不出口，只能绕着弯子表达。

张婶的笑容慢慢收敛，她拍拍我的手：＂杨大哥，咱们现在这样挺好的。我照顾你，你照顾我，但各自还是各自的。结了婚，反而束缚了。再说了，我这把年纪，早就不想再当谁的媳妇了。＂

＂可是...＂

＂搭伙就搭伙，别想那么多。＂张婶语气坚决，＂你是好人，我也不差，咱们就这么过着，比亲人还亲，比夫妻还自在，不挺好吗？＂

我不再说什么，但心里多少有些失落。

正巧这时候，儿子杨烁从外地打来电话，说要请假回来看看我。

原来，他听老马说了我这几次＂搭伙＂的经历，怕我被人骗了。

杨烁回来那天，我和张婶一起下厨，做了一桌子菜。

＂这是红烧肉，你最爱吃的。＂张婶把一盘冒着热气的红烧肉放在桌上，＂你爸说你最爱吃这个。＂

饭桌上，杨烁一开始对张婶有些戒备，但看到我们相处的自然劲儿，慢慢放下心来。

＂张阿姨，谢谢你照顾我爸。＂吃饭时，杨烁说。

＂哪里哪里，你爸人好，我们互相照应。＂张婶笑着说，＂你在外地工作，多忙啊，有我在这儿，你也放心。＂

晚上，张婶回自己房间看电视去了，我和儿子在阳台上聊天。

外面下起了小雪，路灯下的雪花打着旋儿飘落，安静又美好。

＂爸，你这是...认真的？＂杨烁小心翼翼地问。

＂啥认真不认真的，就是互相有个照应。＂我点了根烟，深吸一口。

＂那您想过结婚没？＂

＂想过。＂我老实交代，＂但人家不愿意。＂

杨烁似乎松了口气：＂爸，其实我挺内疚的，工作太忙，很少回来看您。媳妇脾气也有点急，说话不太中听，您别往心里去。＂

＂你有你的生活，我有我的，各人有各人的路要走。＂我看着窗外的雪景，＂我搭伙这事儿，一开始是怕孤独，怕生病没人照顾。后来才明白，与其找个不合适的人凑合过，还不如学会一个人活着。＂

我想起红玉，她在的时候，我觉得理所应当；她走了，我才知道失去是什么滋味。

＂那张阿姨呢？＂杨烁问。

＂她不一样，她懂我，我也懂她。我们互相照顾，又互不拖累。＂我弹了弹烟灰，＂这辈子啊，能遇到懂你的人，不容易。＂

杨烁点点头：＂爸，您开心就好。＂

儿子走后，我和张婶的生活继续着。

可有一天，张婶突然说要搬回自己家住。

＂为啥啊？＂我有些着急，＂是不是我哪儿做得不好？＂

＂不是不是，＂张婶摆摆手，＂我女儿要从南方回来，说要在我那住一阵子。＂

＂那住多久？＂

＂这说不准。＂张婶叹口气，＂她和女婿闹离婚，心情不好，可能要住一段时间。＂

我沉默了一会儿，然后帮她收拾行李。

房间里她用的东西不多，一会儿就收拾好了。

送她到楼下的时候，我说：＂有需要帮忙的，随时喊我。＂

张婶笑着点点头：＂我知道。＂

看着她走远的背影，我突然有种预感，她可能不会再回来了。

张婶走后，我以为自己会不习惯，会感到失落。

但奇怪的是，我反而有种解脱感。

好像经历了这几次搭伙，我终于明白了什么。

我重新调整了生活节奏：早上去公园打太极，上午去市场买菜，中午自己做饭，下午约老马下棋或者参加社区老年合唱团的活动，晚上看看电视，或者学着用儿子给买的智能手机和他视频聊天。

每周三下午，我还会去敬老院当志愿者，陪那些比我更年长的老人们聊天，给他们读报纸。

在那里，我见识了什么才是真正的孤独，也明白了自己其实很幸福——我有儿子，有朋友，还有自己的小天地，这已经足够了。

有一次，敬老院里一位九十多岁的老太太拉着我的手说：＂小杨啊，你能来陪我说说话，我就很知足了。这辈子啊，能听懂你说话的人越来越少了。＂

我听了，心里一震。

是啊，有人听你说话，有人懂你的心，这就是最大的福气。

张婶的女儿住了三个月就走了，但张婶没有再回来和我搭伙，只是偶尔来做顿饭，或者约我一起去公园散步。

我们之间有种默契，彼此陪伴，又保持着适当的距离。

不过她倒是常来常往，有时候做了好吃的，会给我送来一份；我修好了自行车，也会借给她用。

这种关系，反而比之前更自在，更长久。

一天，我和老马又在石桌前下棋。

雪化了，春天到了，小区里的老槐树抽出了新芽，空气中弥漫着泥土和草木的清香。

老马忽然问：＂老杨，你还打算找人搭伙吗？＂

我笑了笑，摇摇头：＂老马，我搭伙这几回，才明白过来——有些路得一个人走，走得好，心里也能开满花。＂

来源：那一刻的思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