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革命文化是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根基，在新民主主义革命等时期创造的文化形态。革命文化不仅集中代表了党和人民的精神面

作者：党利奎，武汉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后。

原载于《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2024年第10期

[摘 要]革命文化是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根基，在新民主主义革命等时期创造的文化形态。革命文化不仅集中代表了党和人民的精神面

貌、理想追求与价值信念，而且是“两个结合”的生动实践、成功样板与光辉典范，使马克思主义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推进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以“两个结合”视域对革命文化的历史生成和永恒价值加以考察，有利于以革命文化为基点拓展“两个结合”的历史逻辑研究，也有益于用革命文化继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只有坚持与具体实际相结合推进党的理论创新，坚持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坚持和巩固党的文化领导权，才能保持正确的文化发展方向，推进文化自信和文化强国建设。

[关键词]“两个结合”；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理论创新是马克思主义的宝贵品质，也是中国共产党的优良传统。我们党坚持理论创新的实质在于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从而形成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习近平提出“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重大论断。“两个结合”以高度的历史自觉和文化自信总结了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的成功经验，丰富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思想内涵，开辟了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新境界。

革命文化是我们党团结带领广大人民，运用马克思主义在解决中国问题过程中创造出的物质文化、精神文化、制度文化的总和。长期以来，学界围绕革命文化的基本理论、发展历程、内容形态等问题做了大量研究，形成丰富研究成果，可以在此基础上，从两个结合视域出发，进一步研究革命文化的历史生成与时代价值。革命文化在马克思主义指引下，继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生成于中国革命具体实际，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文化创新成果。因此，以“两个结合”的视域考察革命文化的历史生成及其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贡献，对于推进文化强国建设具有重要意义。

一、革命文化生成于“两个结合”的历史进程

鸦片战争后，随着西方列强入侵，旧中国逐步沦为殖民地半殖民地社会，逐渐丧失作为独立文化主体的尊严和地位。毛泽东所写“东海有岛夷，北山尽仇怨”（《挽易昌陶》），“全国各地，压迫太甚”（《红四军司令部布告》），形象表现出近代中国面临的国内外形势。方志敏的散文《可爱的中国》、蒋光慈的诗歌《哀中国》，用切身经历和情感体验，揭露了帝国主义侵略和旧社会制度的腐败。“中国往何处去”成为时代中心问题，无数仁人志士为探索救国救民的变革主张前赴后继。改良主义、自由主义、社会达尔文主义、无政府主义、工团主义等各种理论和思潮风行一时，但都无法应对和解决中国现实问题。欲改变中国积贫羸弱的现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就需要建立一个先进领导集体、找到一套科学理论，形成新的政治力量和经济力量，培育和生成支撑民族独立与复兴的崭新文化形态。毛泽东指出：“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吗？不是。是自己头脑里固有的吗？不是。人的正确思想，只能从社会实践中来，只能从社会的生产斗争、阶级斗争和科学实验这三项实践中来。”经过对各种思想及流派的反复实践和考察，马克思主义逐渐成为主流思想而被广泛接受。革命文化，正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运用于中国具体实际，充分吸纳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而形成的文化形态。

（一）马克思列宁主义进入中国推动革命文化萌发

十月革命一声炮响为中国送来马克思列宁主义，中国进步知识分子相继认识到马克思主义阐释了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根本原因，揭露了中国劳苦大众遭受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帝国主义等多重压迫的黑暗，指明了人民实现自由解放的方向。[3]周恩来在《雨中岚山》中通过“一线阳光穿云出，愈见姣妍”，抒发了找到马克思主义革命真理的喜悦心情。张闻天的《西湖滨的早晨》、李大钊的《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同样流露出对马克思主义的欢迎和对成立中国共产党的期盼。此后，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刊物日益增多，极大促进革命文化萌发。一批民主主义革命者和先进知识分子逐渐成长为马克思主义者，并积极投身中国共产党的创建及社会革命。在苏维埃俄国影响和帮助下，中国共产党应运而生。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理论武器，团结带领广大人民进行革命活动，具备同一切反动势力进行斗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并以实现共产主义为奋斗目标，为中国人民绘就了一幅理想图景，使中国革命从组织力量到理论指导发生了根本改变，也使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充满希望。

中国共产党成立伊始，中国共产党人就表达出马克思主义须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认识。1919年8月，李大钊强调：“一个社会主义者，为使他的主义在世界上发生一些影响，必须要研究怎么可以把他的理想尽量应用于环绕着他的实境。”1920年底，恽代英写道：“我们的任务，在寻求一个适合国情，而又合于共产主义的方针来。”在这种朴素的实践观指导下，我们党在传播马克思主义、组织城市工人运动、创建农村根据地、加强党的自身建设等方面，取得了显著成效，如明确提出“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封建军阀”的口号，体现出彻底的革命性。制定科学的党纲，是马克思主义政党学说一项重要内容。基于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和对中国国情的认识，我们党比较完整地提出革命纲领：“消除内乱，打倒军阀，建设国内和平”“推翻国际帝国主义的压迫，达到中华民族完全独立”“统一中国本部为真正民主共和国”“建立劳农专政的政治，铲除私有财产制度，渐次达到一个共产主义的社会”。

（二）革命文化伴随“两个结合”而发展

马克思主义要发挥解放人类、改造世界的伟大作用，必须同各民族、各国家的具体实际、与各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结合起来。毛泽东明确指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伟大力量，就在于它是和各个国家具体的革命实践相联系的。”

历史上看，从领导“三次武装起义”失败的经验教训中，中国共产党人深刻认识到，必须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相结合，走出一条中国革命的新路，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践。为了让中国革命走上正道，毛泽东反复研读经典文献，总结俄国革命经验，深入湘乡、湘潭、衡山、醴陵、长沙等地调研农民运动情况，写下了《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为“农村包围城市”和“开展农民运动”等认识提供了科学理据。毛泽东逐渐认识到，中国革命必须从中国具体国情出发，“离开中国特点来看马克思主义，只是抽象的空洞的马克思主义”，特别强调马克思主义理论必须结合中国具体实际才符合马克思主义的本质和灵魂。在《中国红色革命为什么能够存在》《井冈山的斗争》等著作中，毛泽东回答了开辟农村革命斗争道路的基本问题，他运用马克思主义“矛盾普遍性和特殊性关系”原理，基于中国具体国情，找到了中国革命的正确道路。此后，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积极创建农村革命根据地，大力开展根据地文化建设，开创了中国共产党革命文化发展的新篇。如词作《西江月·井冈山》《清平乐·蒋桂战争》《蝶恋花·从汀州向长沙》等，反映了毛泽东领导红军建立革命根据地的史实。在中央苏区，红军发出“打土豪、分田地”的口号，表达了广大民众最朴素的愿望，传递出红军的宗旨本意。《工农暴动歌》的歌词写道：“建设苏维埃，工农来专政；实行共产制，人类庆大同”，体现出苏维埃是工农专政和生产资料公有制的性质，激发起各族人民奋起反抗国民党专制统治的思想。还如戏剧《旧世界》《阶级》，歌曲《当兵就要当红军》《十送红军》，漫画《支部应成为游击队中的火车头》，小说《浴血罗霄》等作品，烘托出“工农大众只有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从事革命运动才能谋求翻身解放”的主旨思想。

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中央红军被迫开始长征。长征翻开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新篇章。[8](p.4)特别是1935年1月召开的遵义会议，确定了正确的政治路线、组织路线和军事路线。萧华的《长征组歌》和黄镇的《长征画集》，以精湛的音乐语言和深刻的思想内涵，真实反映出长征这一扭转中国人民命运之伟大战略转移的历史事件。到达陕北后，毛泽东先后写作《实践论》《矛盾论》等，不仅坚决反驳了教条主义，而且以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视野对中国革命实践经验进行的深层次总结和系统性提炼，是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而产生出思想结晶。在《矛盾论》中，毛泽东指出：“中国的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的同志们所以犯错误，就是因为他们看事物的方法是主观的、片面的和表面的。”造成这两类“主观习惯”的原因就在于表象与本质的疏离、理论与实际的断裂、认识与实践的脱节。为避免产生教条主义错误，就需要全面“认识事物的互相联系”，客观“认识事物的内部规律”，从而“如实地反映这些情况”，即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问题相结合。《实践论》《矛盾论》等作品坚持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开创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新境界，明确了中国革命的具体矛盾和实践道路，把握了中国革命的时代特征、需要与问题，并将全党思想统一到辩证唯物主义的世界观上，奠定了抗日战争、解放战争胜利的思想基础。

（三）革命文化随着“两个结合”深化不断发展

七七事变之后，日本对中国发动了残酷的侵略，企图灭亡中国并阻断中华民族文化传承。在这一形势下，文化对垒不可或缺。革命文化的发展不仅关系到中国人民能否万众一心、坚持抗战，而且关系到中华民族的兴衰荣辱。朱德的《太行春感》、冼星海的《黄河大合唱》、杨靖宇的《西征胜利歌》、刘流的《烈火金刚》等作品，皆体现出中华儿女众志成城、共赴国难的民族精神，极大促进了广大人民群众对革命文化的传播和接受。毛泽东1938—1942年先后撰写发表多部论及革命文化发展的重要理论文章，1938年10月，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首次提出“马克思主义具体化”。作为延安整风的三大重要文献，《改造我们的学习》《整顿党的作风》《反对党八股》具体提出“马列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口号，《〈共产党人〉发刊词》《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论》等，论述了文化与政治、经济，文艺和生活、群众等一系列事关革命文化的性质、作用及前途等重大理论问题。毛泽东思想既是对经过艰苦探索、付出巨大牺牲得来的宝贵经验做出的独创性理论概括，彰显了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的革命信念，是革命文化的重要核心和集中体现，使革命文化由各种文艺文化形态上升到理论形态并走向成熟。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理论与学说，毛泽东思想揭示了中国革命基本规律和正确道路，为中国革命胜利指明方向并提供正确的方针策略，其活的灵魂贯穿于各个组成部分，成为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革命实践的强大思想武器。

解放战争时期是中国共产党赢得广大人民群众支持和拥护，夺取全国文化领导权并取得政治合法性的关键时期，也是革命文化丰富发展的重要历史阶段，特别是强调了人民在革命文化发展中的主体地位和重要作用，使革命文化得到丰富发展。毛泽东诗歌《重庆谈判》《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陈毅的《让两淮》《鲁南大捷》，罗荣桓、聂荣臻等将领编剧及演出的话剧《庐山之雪》以及产生于解放区的其他文艺作品，皆衬托出中国共产党推翻腐朽政权，还政于民的拳拳初心，同时孕育出红岩精神、西柏坡精神等革命精神。毛泽东指出：“自从中国人学会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后，中国人在精神上就由被动转入主动。……伟大的胜利的中国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大革命，已经复兴了并正在复兴着伟大的中国人民的文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伟大实践，开辟了正确的中国革命道路，形成了先进的革命理论，培育了优秀的革命精神，创造了先进的革命文化。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能够立党立国、兴党兴国，一个重要原因是中国共产党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真理性、革命性和人民性，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不断探索、勇于创新，催生出激发广大人民革命热情和革命动力的革命文化。马克思主义给予中国文化发展以方向性引领，革命文化就是这一进步的具体体现。

二、革命文化蕴含“两个结合”的鲜活明证

革命文化是在中国共产党担当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历史使命的进程中展开的，既传承了近代以来中华民族反帝反封建的优秀文化传统，又弘扬了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不仅是马克思主义引领下的文化创新，而且从中华优秀文化传统中汲取了丰厚营养。“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后，科学社会主义的主张受到中国人民热烈欢迎，并最终扎根中国大地、开花结果，绝不是偶然的，而是同我国传承了几千年的优秀历史文化和广大人民日用而不觉的价值观念融通的。”革命文化在历史形成过程中，充分展现出自身是“两个结合”的鲜明例证。

（一）“两个结合”是革命文化的基础

近代以来，中国共产党既肩负起民族救亡的重任，又承担起文化复兴的使命。“所谓新民主主义的文化，就是人民大众反帝反封建的文化……这种文化，只能由无产阶级的文化思想即共产主义思想去领导。”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五千多年文明积淀的宝贵财富和精神命脉，承载着中华民族特有的思想智慧、生活方式和行为习惯，是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突出优势。中国共产党始终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忠实继承者和弘扬者。对此，毛泽东指出：“学习我们的历史遗产，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给以批判的总结”“我们不应当割断历史。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不仅为中华民族繁衍生息、繁荣发展提供精神家园和文化滋养，而且为中国共产党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提供了重要的文化媒介和价值基础。作为中国革命重要的思想武器，马克思主义极大激活了中华文化深层的精神力量，赋予其文明更新的可能性。在马克思主义引领指导下，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基因渗入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血脉，形成诸如红船精神、井冈山精神、苏区精神、长征精神、延安精神等富有时代阶段性特征与民族特色的“革命文化”。革命文化也成为历史长河中，中国共产党人推进“两个结合”，团结带领中国人民开展社会革命的鲜活证明。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具有民族根基与文化血脉，同科学社会主义价值观主张具有高度契合性……它们之间或彼此对应，或两相符合。作为在中国革命实践中生成的文化形态，革命文化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深度结合的结果。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继承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逐渐形成实事求是、自我批评、艰苦奋斗、忠诚为民、开拓创新等诸多优良传统。在党的百余年奋斗历程中，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孕育出体现中国精神、中国价值、中国力量的革命文化，衍生出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等全新文化形态，为推进伟大的社会革命提供了重要精神支撑。习近平指出：“要加强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挖掘和阐发，使中华民族最基本的文化基因同当代中国文化相适应、同现代社会相协调。”

（二）革命文化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

马克思指出：“理论只要说服人，就能掌握群众；而理论只要彻底，就能说服人。”五四运动以来，无论新文化运动还是左翼文化运动，都没有真正解决文化大众化的问题。新文化运动虽然提出“平民文学”口号，但这里的“平民”主要指城市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左联”执委会明确规定“文学的大众化”是建设革命文学的“第一个重大的问题”，并发出建设“普罗文学”的口号。但是，囿于彼时作家的世界观和文学观，左翼文学在反映工农群众生活的深度与广度、塑造工农形象、语言及表现手法等方面，都存在局限。文化形式上的“苏化特征”和“欧化特征”直到延安整风前夕依然存在。毛泽东深知，人民群众蕴含巨大的革命力量。对于工人、农民和小资产阶级而言，马克思主义是抽象的，西方话语表达方式和书本化的理论体系晦涩难懂，并不易被广大人民群众理解接受，这就要求“以通俗的言语解释许多道理给工人群众听”。因此，毛泽东在构建革命理论表述时，积极吸收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华，为其注入鲜明的民族色彩，同时巧妙融合民众广泛喜爱的民间文化元素，如寓言、故事、成语、熟语、谚语、警语等，使理论表达更加平易近人、充满趣味。这种将抽象的理论与生动的生活语言融会贯通的表达方式，有效消除了我们党与人民群众的话语隔阂，使革命文化深入人心，更加容易被大众接受。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毛泽东描绘马克思、恩格斯所谈的“自由王国”时，运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词语“桃源”与“大同”，把带有中国式意境的“世外桃源”类比为对理想社会的憧憬；用“有敌大家打”“有事大家做”“有饭大家吃”等一系列被百姓熟知的老话，使人民群众理解中国共产党提出的革命话语。这些中国化的表达方式极具创新性，构成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话语。此外，毛泽东还将这种话语风格带入著作，将《汉书》《山海经》《资治通鉴》《孙子》《淮南子》《西游记》《水浒传》《三国演义》等多种传统文化论述纳入其思想，极大推进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进程。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不仅丰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创造性解决了中国革命文化发展的道路和规律问题，而且实现了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中国化。在延安讲话精神鼓舞下，“文艺为了什么人的问题”和“如何为”从此深入人心。革命文艺工作者创造了大量文艺作品，对于传播党的革命思想和理想信念，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消灭敌人发挥了重要作用。毛泽东指出：“革命文化，对于人民大众，是革命的有力武器。革命文化，在革命前，是革命的思想准备；在革命中，革命文化是革命总战线中的一条必要和重要的战线。”歌剧《白毛女》《兄妹开荒》、小说《小二黑结婚》《李家庄的变迁》《暴风骤雨》、诗歌《王贵与李香香》《赶车转》、曲艺《刘巧团圆》、历史剧《逼上梁山》、秦腔剧《血泪仇》、诗选《东方红》等作品广泛吸收大众特色，深受人民欢迎并广为流传，为革命文化的人民性创作指明了方向。《白毛女》更是将革命主题寓于中西合璧的艺术形式，生动阐释了中国革命，有效激发了广大民众的革命热情。《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以生动细腻的笔触，具象描摹出1946年华北解放区土地改革运动初期各阶级的精神面貌，叙写了中国农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踏上光明大道的故事。此外，“三红一创，青山保林”等作品塑造并强化了人民群众对中国共产党的价值认同；《半夜鸡叫》以强烈的时代对比，展现了社会主义优越性；《山乡巨变》《暴风骤雨》等小说以工农阶级翻身解放，彰显出人民群众的主人翁意识。通过话语内容的转化，这些丰富的革命文化创作将抽象化与理论化的革命话语转化为人民群众喜闻乐见、通俗易懂的语言，极大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广泛传播，成为广大人民日用而不觉的话语与价值观。

（三）革命文化体现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

在“第二个结合”中，要真正做到古为今用、推陈出新，关键在于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会贯通起来，着力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在熔铸古今中生发出新的理论成果。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不仅为革命文化的发展提供滋养，而且表现出与时俱进的时代价值。如“实事求是”是中国古代的治学方法，旨在言明“修学好古，实事求是”。毛泽东把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经世实学、实用主义等优良传统有机结合在一起，用中国传统用语“实事求是”加以概括，升华和发展了党的思想路线。毛泽东关于“实事求是”的阐释和运用，正是在深入理解中华文明历史的基础上，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生动案例。经过毛泽东的阐释，“实事求是”由一个中国古代成语创造性转化为马克思主义一切从实际出发的根本要求，并最终创新性发展为中国共产党的基本思想方法、工作方法和领导方法。民本思想也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体现，在总结和继承民本思想的基础上，革命文化超越了旧有民本价值理念，阐明了“依靠谁革命、为谁革命”这一问题，如毛泽东先后写作《纪念白求恩》《为人民服务》《愚公移山》等文章，论述了中国共产党人的宗旨和价值观，赋予革命文化中的“为人民服务”以全新思想内涵。

革命文化既直接来源于马克思主义，又积极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资源。革命文化继承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核心理念，塑造了革命文化特殊的文化品格和文化样态。革命文化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价值理念的继承，绝不是简单复古，也并非盲目排外。对此，习近平指出：“对历史文化特别是先人传承下来的价值观念和道德规范，要坚持古为今用、推陈出新，有鉴别地加以对待，有扬弃地予以继承，努力用中华民族创造的一切精神以文化人、以文育人。”革命文化深入挖掘中华传统文化的优良“内核”，破除和摈弃封建专制思想。革命文化对中华传统文化进行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得益于马克思主义，并以民族化、科学化、大众化的基本途径赋予其时代化表达样式。

毛泽东在《论新阶段》中提出“没有抽象的马克思主义，只有具体的马克思主义”，而“所谓具体的马克思主义，就是通过民族形式的马克思主义”。“民族形式”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传统文化相结合的具象表现。一是，革命文化强调中国革命的中国特色内容，坚持马克思主义立场，立足于中国具体实际和中国历史文化传统；二是，为唤醒民众的意识，革命文化在话语体系上形成“中国化”表达方式，从民族语言、民族风格、民族叙事等方面，生动形象地阐释和传播了马克思主义，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

三、革命文化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永恒价值

革命文化既孕育出丰富的理论成果，也留下了宝贵的理论探索和创新经验，为新时代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提供了宝贵资源，具有永恒价值，主要体现在以下三方面。

第一，坚持与实际相结合推进党的理论创新，始终坚持引领文化发展的正确方向。任何理论均诞生于特定时代，是对其时代问题的科学回应。中国具体实际也是在特定时代条件下的具体体现。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关键，就在于中国共产党人始终密切关注时代发展脉络与变迁，依据时代发展的主题、潮流及趋势，确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主题和内容，使马克思主义体现时代特点、反映时代诉求，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

革命文化是中国共产党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产物。马克思主义、中国具体实际、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结合，不是机械“拼接”和“组合”，而是相融互通并发生深刻的“化学反应”。中国共产党百余年奋斗历程也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进程。“第一个结合”是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解决我国社会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具体问题。这种理论品格，使中国共产党把马克思主义与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具体实际相结合，逐步形成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以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命题的提出，标志着党在对待马克思主义和运用马克思主义解决中国问题等方面由不自觉转向自觉，是党的理论自觉、文化自觉、历史自觉、实践自觉的体现。

第二，坚持中华优秀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始终保持文化发展的深刻内涵。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深刻提出了“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等一系列重要论述。“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是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历史进程中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进行转化发展的理论表达，深刻揭示了文化发展的客观规律，鲜明展现出文化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意义。习近平指出：“只有全面深入了解中华文明的历史，更有效地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更有力地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作为奠基于经济活动之上的意识形态创造，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只有立足物质生产活动及其涵盖的社会实践变革，遵循唯物辩证法，才能激发人民群众的历史主动性，创造出引领时代和反映人民需要的新文明形态。历史上，中华民族创造了璀璨的古代文明。

在中华文明发展进程中，革命文化的产生和发展正处于古老的中华文明向现代文明转型的关键时期，承受着资本主义文化的持续冲击和封建文化日益衰落带来的历史阵痛。革命文化以促进无产阶级解放为己任，成为革命时期不可或缺、最为先进、最能代表人民利益的文化形态，对于推动中华文明向前发展意义重大。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革命文化是中国人民在追求民族独立、民族解放、国家富强的过程中创造的文化形态，不仅体现出中华民族不畏牺牲、自强不息、顽强拼搏的优秀品格，而且彰显出甘于奉献、勇往直前的价值追求。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面对时代之问、世界之问和中国之问，倡导社会意识和公平意识，坚持对话合作、互利共赢的原则，以文明交流消除文明隔阂，以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以文明共存超越文明优越，推动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建设，也是实现人类文明共同进步的关键要旨。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提出就具有深刻意义，代表了新时代新的文化形态，这一理念既来源于传统中国“天下一家”的文明传承，又来源于马克思主义“自由人联合体”的理论设想，它以强大的文化感召力与现实影响力，传达了中华民族世代相承的和平理念，映射出马克思主义对于人类命运的普遍关切，蕴含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思想精髓。

第三，坚持和巩固党的文化领导权，推动文化自信和文化强国建设。革命文化扎根于革命实践，蕴含丰富的红色基因，整合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资源，构成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生动实践和伟大典范。革命文化彰显了中国共产党的文化建设责任，贯穿于中国共产党国家治理和社会治理的全过程。“两个结合”揭示了马克思主义改变中国的作用机理，展示了马克思主义和中国互不辜负之“道”，回答了中国共产党何以“能”、马克思主义何以“行”。只有践行“两个结合”，中国共产党才能带领人民续写伟大社会革命新篇章，才能使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中熠熠生辉。

革命文化是中国人民从民族危亡到重建民族自信，由被奴役、受压迫到当家作主的艺术投射和文化镜像，巩固了中国共产党的文化领导权。革命文化是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在艰苦卓绝的斗争实践中缔造的，其彻底的革命精神、坚定的革命立场、崇高的革命理想以及科学的理论指导为中华民族重建文化自信破除了阻力，注入了定力，提供了动力，从而为坚定“四个自信”奠定了坚实的文化基础。纵观生成过程和内涵形式，革命文化深刻表露出以实现共产主义最高理想为最终目标，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根本宗旨，以集体主义为重要原则，以热爱祖国、崇尚奉献、艰苦奋斗等思想行为规范；生动体现出中国共产党拯斯民于水火、救国家于危亡、致民族于独立的历史进程；辉映出特殊历史时期的精神风貌和现实生活。革命文化不仅丰富了中国文化的内涵，而且为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了精神支撑。习近平强调：“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强盛，总是以文化兴盛为支撑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需要以中华文化发展繁荣为条件。”在中国革命具体实践中孕育和发展而来的革命文化，具有鲜明的继承性和创新性，是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凝聚升华，也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伟大创造精神的生动体现，在新时代新征程上，将不断推动中华文化再生再造。

来源：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