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这一奖项不仅是学术界的风向标，也为众多读者提供了一把开启中国历史、文化与思想大门的钥匙。许多人非常熟悉的作品，比如孔飞力的《叫魂》就曾获得该奖。

在国际汉学界，每年的“列文森奖”都会见证一批最具影响力的中国研究著作。

这一奖项不仅是学术界的风向标，也为众多读者提供了一把开启中国历史、文化与思想大门的钥匙。许多人非常熟悉的作品，比如孔飞力的《叫魂》就曾获得该奖。

今年，2025年“列文森奖”公布了一部特别值得关注的作品，它凭借深刻的研究视角和卓越的学术贡献，荣获荣誉奖（Honorable Mention）。

获奖作品《信仰与利益之网：僧侣、海商与中日交流（839—1403）》的中文版前段时间由北大出版社出版。

作者是现在香港城市大学任教的李怡文教授，她在序言中谈及自己当年在北大跟随邓小南老师进行硕士论文选题，固执地要写一篇关于宋辽河北边境的边民的论文，只是因为想知道当时这些普通人，在政权夹缝中如何自处。

而这本书写的依然是那些历史边缘的群体，它关注的是中日朝贡关系的停滞期，僧侣和商人如何不断合作，从而形成了特殊的东亚佛教贸易网络。

从公元839年最后一次日本遣唐使归国，讲到1403年日本足利幕府与明朝正式恢复官方朝贡贸易……

在阅读这本书时，很容易让人联想到马克斯·韦伯的经典之作《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韦伯的研究着眼于新教教义如何塑造了一种独特的经济伦理，使得追求财富成为一种“天职”，从而促成资本主义精神的诞生。

同样，这本书提到在中世纪东亚，佛教不仅是信仰体系，也是一种跨国交流的纽带，促成了官方朝贡体系之外的民间经济往来，并为商业活动提供了某种正当性。

不过韦伯的研究偏向于社会学理论探索，而这本书则更偏向历史学分析，通过具体的人物与故事，呈现中日宗教与经济互动的复杂过程。

两本书都为宗教与商业之间的关系提供了新的解读，这本书堪称“东亚版《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

我们惯常以为宗教和商业格格不入，不过正如这本书里所指出的，它也可能促成更有效和更可靠的贸易伙伴关系，尤其是在对外贸易受到更严格控制的时期。

9世纪初，日本僧人圆仁经历了唐末灭佛运动，仍坚定地寻求佛经和法器，在僧人、官员和施主的帮助下才得返日本，而他也很快在日本天台宗僧侣中青云直上，同时也赢得了皇室支持。

圆仁（794-864），曾随第19次遣唐使团入唐求法，并滞留中国多年。

这激励了更多的日本僧侣前往中国求法，圆仁之后的圆珍就充分利用商人们的帮助，还得到了日本朝廷的资助，这一时期僧侣和海商的网络日益扩大，同时呈现出宗教和商业的特征。

许多商人声称信仰佛教，经常去寺院进行捐赠，并以“弟子”或“俗家弟子”自居，僧侣们也称这些商人为弟子，并赞扬他们道心坚固。功德和财富不仅不矛盾，甚至前者被认为可以通往后者。

到了12世纪，当中国商人开始在日本博多久居，海商和僧侣之间的关系发展到一个新的水平，如书中提到真正帮助建造日本第一座禅宗寺院的力量，很可能就是博多的中国海商，而禅宗寺院也成为大陆文化的传播中心，传播了禅宗僧侣的生活方式和宋代知识分子的审美情趣。

书里还穿插讲述了大历史下小人物的命运，例如根据台州地方志碑文，商人周良史1026年死于去日本途中，而事实上他是在获得日本永居权后在日本成立了新的家庭，这也反映了当时对跨境交通的严格控制。

12世纪，许多中国商人在日本博多扎根，并且建立家庭，还与当地政府建立了深入而可靠的关系，博多为此也被称作“唐房”。

在官方外交中断的近600年，这个宗教、商业网络持续发展，即使是在元朝攻打日本前后，大陆与列岛之间的宗教和贸易交流仍然活跃，因为日本国内市场的货币流通对中国铜钱的需求量很大，日本寺院法事需要中国器物，幕府统治者也需要大陆商品促进镰仓的发展。

在镰仓幕府成功抵御第二次蒙古入侵的四十多年后，就有一艘载有20000多件中国陶瓷器、720件青铜器、1000件紫檀木和28吨中国铜钱等众多商品的船从宁波驶往日本，船上有中国人、日本人和高丽人，意外沉没在朝鲜半岛西南部的新安地区，这就是广为人知的“新安沉船”。

1976年，考古学家门打捞出了新安沉船。

颇为有意思的是，书中也间接地讨论了日本在与中国几个世纪交流中的态度转变。日僧奝然给宋太宗的信不惜贬低自己的国家，其礼物也具有一些贡品性质，而到了宋神宗时期，日僧成寻则不仅没有使用很多谦辞，也不掩饰日本不再进贡的事实。

神宗朝官员问成寻：“日本自来为甚不通中国，入唐进奉。”

成寻：“沧波万里，人皆固辞，因之久绝也。”

这种转变还表现在其他方面，比如日本人对中国物品表现出自己的态度。在从新安沉船打捞出的瓷器中，有许多在中国早已过时，但在日本却是贵族们争相收藏的珍品，比如建盏。

再比如，13世纪的中国禅宗画家牧溪（又名牧谿或法常），几乎从未得到过同时代或是之后的元代中国画评人认可，然而牧溪的作品在日本却备受推崇。

牧溪《观音猿鹤图》，牧谿的作品在当时并未受到重视，在日本却得到极大的尊崇，这或许和他作品的禅宗风格有关。

让人印象最深刻的，这本书不是着眼于特定某一方，而是处处刻画其中的活跃互动。比如，当日僧成寻对宋神宗公开谈到了朝贡的中止，神宗不仅没有失望，反而在官员提到“入贡”时纠正他。

这是因为贡品免征关税，宋朝市舶司的设立使其可以通过征收关税增加国家收入，这笔钱占总收入的2%至3%，宋朝政府认为没有必要用实在的经济利益换取所谓政治上的臣服。与此同时，神宗还故意在给日本天皇的礼物中增加一部佛经，表明了对这一非官方网络的重视和利用。

作为对照，日本足利幕府无视国内批评，接受了在明朝朝贡体系中作为朝贡方，则是出于获利的经济动机。而永乐帝这边，则因其作为篡位之人，迫切需要外国的承认和朝贡来确立自身合法性。

日本的贡物和明朝的回礼，足利义满每年都频繁地向明廷派出朝贡使团，直到他于1408年去世。

看完这本书，对于大历史背后的暗流涌动，你会有更多更切实的体会，中日僧侣、海商作为历史参与者，主要是为了追求自己的利益，却无形中建立和强化了宗教-商业网络和佛教贸易。

这个网络为15世纪中日关系奠定了基础，然而就在一个世纪后，和宗教的鼓动不无关系，欧洲人出现在了东亚海域，并将中国和日本拉入了新的全球贸易网络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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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点资料来源：《信仰与利益之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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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北京大学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