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PP荐书｜波士顿倾茶事件：从一片茶叶看世界变局中的税收博弈

摘要：波士顿倾茶事件（Boston Tea Party）是1773年发生在北美英属殖民地的一次抗议事件。当时，因不满英国政府对茶叶贸易的垄断及税收政策，波士顿的“自由之子”组织成员等登上英国东印度公司运送茶叶的船只，将342箱茶叶倒入波士顿港，以示抗议。此事件加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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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语：

波士顿倾茶事件（Boston Tea Party）是1773年发生在北美英属殖民地的一次抗议事件。当时，因不满英国政府对茶叶贸易的垄断及税收政策，波士顿的“自由之子”组织成员等登上英国东印度公司运送茶叶的船只，将342箱茶叶倒入波士顿港，以示抗议。此事件加剧了英殖民者与北美殖民地之间的矛盾，最终推动了美国独立战争的爆发。

在中信出版社出版的新书《税的荒唐与智慧》中，著名财政学家、国际公共财政学会前主席迈克尔·基恩和乔尔·斯莱姆罗德详细回顾了这场“茶叶战争”的始末，并揭示了税收政策是如何在“塑造权力、利益与革命”中发挥作用的。

*文章摘编自《税的荒唐与智慧》，作者【美】迈克尔·基恩、乔尔·斯莱姆罗德。

一片茶叶，如何成为撬动大英帝国根基的杠杆？1773年的波士顿倾茶事件，常被视为美国独立战争的导火索，但鲜为人知的是，这场看似反抗苛税的起义，实则源于一场减税引发的连锁风暴。当东印度公司的垄断野心、殖民地的走私网络与帝国的财政危机激烈碰撞，历史的齿轮悄然转向——这场“茶叶战争”不仅改写了美洲命运，更揭示了税收政策如何塑造权力、利益与革命的复杂图景。

一、帝国的困局：七年战争后的财政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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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美国独立战争之初, 发起斗争的 “自由之子” 把茶叶倾倒入波士顿港口的海水中, 而我们被告知, 他们的行动受迫于英国的压迫性税收。这或许是历史上最著名的抗税起义, 但实情并不完全是传说的那样。

要强调的一个普遍教训是: 当涉及税收议题时, 神话往往比真相更为流行。

波士顿茶党的兴起实际上并非因为增税, 而是源于减税!背景故事是日益绝望的政策制定者与有权势的利益集团之间相互争斗, 双方都擅长给自身利益编织出某种样式的高尚外衣。

在这则故事中, 最让人惊恐的英国税收压迫并没有发生在美洲殖民地, 而是在印度。

故事始于1763年。英国当时刚刚走出七年战争, 帝国疆域与债务规模都大为膨胀。在美洲, 各殖民地摆脱了法国人在边界上施加的压力。在印度, 政府扶持的私人企业东印度公司确立了冉冉上升的主导性殖民强权的地位。只是所有这些成果, 加上在加拿大和加勒比地区的收获, 都付出了不菲的代价。英国人主要依靠大规模借款来支持战争: 国债规模几乎翻番, 与GDP(国内生产总值)之比攀升到令人咋舌的120%, 大约三分之二的政府支出须用于偿付利息。英国是时候整顿财政了, 各殖民地也需要采取相应的动作。

到1765年, 英国人看到事情还没有变得太糟。的确, 美洲殖民者并不喜欢1764年开征的糖税, 但对法律文件和其他印刷品征收印花税或许能行得通, 毕竟在宗主国已经实施了许多年, 且没有遇到太大的困难。

乔治·格伦维尔(George Grenville)首相预计: 印花税会展示出 “公平、广泛、不繁重的特点, 产生相当数额的收入, 而且不需要太多数量的官员去负责征收”。

此外, 这些收入将作为专项资金用于殖民地的防卫。非常公正地说, 普通英国人每年的平均纳税额达到25先令, 人均纳税额只有6便士(或者说半个先令)的美洲殖民者确实应该多缴一些税。

来自印度的消息则更令人瞩目, 莫卧儿王朝的皇帝于当年授予东印度公司在孟加拉、比哈尔和奥里萨等地区的征税权, 这确实是辉煌灿烂的 “成就”。《绅士杂志》(GentlemansMagazine)评论说:

“这些新收获的庞大价值……可能给国家开辟一块财富宝矿……使我们能够在短短几年之内还清国债, 取消土地税,并减轻穷人的沉重税负。”

二、减税陷阱：东印度公司的“救市”阴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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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67年, 看起来这些预言将会成真, 因为东印度公司同意每年向英国政府支付40万英镑, 以受命继续掌管印度。

但很快, 事情变得大错特错。

在美洲, 民众对印花税的激烈反对导致该税种推出不久即被取消。由(毫无疑问已因为精神疾病而严重失能的)老皮特领导的英国政府在1767年决定, 对茶叶及其他产品开征 “汤森税”(Townshend Duties)。该税种能产生的收入预计只有东印度公司征税收入的十分之一,但关键在于,税收法案的前言宣称,这是 “在国王陛下的美洲领地行使征税权的一项权宜之计”。

更多的反抗和抵制随之而来, 到1770年, 除了对每磅茶叶征税3便士, 其他税种都被废除了。

而茶叶税的延续是因为国王坚持认为:“总得有一种税收, 以使征税权能够保留下去。”抗议和抵制也依然延续, 到1770年3月, 惊慌失措的英国军队在波士顿街头杀死了7名当地居民。

不过, 印度的情况甚至更为糟糕。地方征税权的成果远不如预期, 因为孟加拉地区在1769年爆发了饥荒。东印度公司的收入从1766—1767年的180

万英镑锐减至1770—1771年的130万英镑。

这一削减幅度比原本预期的要小, 因为饥荒的实际程度极为严重: 孟加拉地区可能有20%的人口死亡。阻止税收更大幅度下降的因素是东印度公司的横征暴敛。

旧政权的一位官员报告说:

“印度人受到严刑拷打, 被逼交出他们的财富; 城市、集镇和村庄遭到洗劫; 各个封地和邦被偷窃。”

但这些极端做法仍未能避免税收收入的显著减少, 这使该公司面临的其他问题雪上加霜: 它在印度的负责人过度扩张, 致使借款规模失控, 军事开支大幅增加, 而部分因为美洲的抵制行动,大量茶叶积压在库房。

在1768—1770年, 东印度公司对美洲殖民地的销售额暴跌了近90%。到 1772年初, 该公司陷入了真正的麻烦。它在伦敦仓库里有大约1800万磅茶叶亟待出售; 由此拖欠了从英国进口茶叶需缴纳的关税; 它非但没有给英国政府缴纳巨额资金, 反而需要向后者大量借款。不过作为英国财政的核心 (以及许多精英人士的财富源), 东印度公司已变得大而不能倒。

埃德蒙·伯克后来告诉英国议会:

“对最赚钱的贸易的垄断, 对帝国财政收入的把持, 把你们带到了乞讨和毁灭的边缘。”

于是, 诺斯勋爵在1768年宣称:

“英国面临两大问题, 东印度公司的问题与美洲的问题。”

这两大问题日益交织在一起, 一个问题的方案可能是解决另一个问题的基础。

为确保东印度公司的财务稳定,关键在于增加茶叶销售, 主要希望则在美洲市场。市场扩张的潜力显而易见, 但实现的障碍同样突出: 美洲殖民地消费的茶叶中约四分之三是走私进来的。

在某些人看来, 这些商业上的问题可以给取消汤森税在政治上提供很好的借口。但是已当上英国首相的诺斯勋爵坚持认为原则必须得到维护: 按照埃德蒙·伯克所做的圆滑表述, 这并非真正的税收, 而只是一种预先尝试。

此时, 在伦敦面临巨大压力的官员和政客制订出了一份巧妙的计划。简单来说, 他们通过取消英国的茶叶税来降低殖民地茶叶的价格, 以此来维护之前的原则: 在美洲殖民地继续对茶叶征税。具体来说, 他们之前要求东印度公司把运往美洲殖民地的茶叶先送到英国,在那里缴纳约24%的进口关税, 然后拍卖茶叶。

可是从1773年7月起, 出口到美洲的茶叶将完全免除这笔税收。对于最便宜的茶叶而言, 这会使殖民地的每磅茶叶售价被削减约6便士。

走私商贩依然拥有不支付汤森税的优势, 但东印度公司此时将能够直接向美洲殖民地出口, 给走私者带来真正的竞争压力。显然, 美洲民众将不再抗拒大量购买纳税茶叶, 而他们一旦这样做, 就会把东印度公司及其身后的庞大利益集团送上复苏轨道, 并且默许接受英国政府的征税权。这真是个聪明的主意!

但结果表明, 这一 “锦囊妙计” 有些聪明过头了。

三、倾茶为号：从商业争端到主权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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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印度公司挑选的在殖民地贩卖廉价茶叶的代理人肯定属于保皇派。这样一来,已经因为 1765 年《印花税法案》而触怒了当地律师、酒馆老板、报纸出版商、作家以及其他有影响力的知识阶层的英国人, 又把矛头直接对准了另一个强势利益集团: 从走私茶叶中赚得盆满钵满的狡猾、强大、声名狼藉的商人, 这些人越来越倒向美国独立路线。

该群体中的代表包括约翰·汉考克 (John Hancock), 一位广受尊敬的大走私贩、波士顿最富有的商人。他与独立路线鼓动家山姆·亚当斯 (Sam Adams) 的联系日益密切, 并在后来成为《独立宣言》尽人皆知的首位签名者, 他的签名也是所有签名中最大和最浮夸的那个。

这是因为, 美洲商人不仅销售走私茶叶受阻, 甚至也没有机会参与合法的英国进口茶叶销售。伦敦的如意算盘是, 他们的措施将削弱那些强势群体的商业利益兼影响力, 可惜误判了形势。在亚当斯的支持下, 汉考克于1773年12月16日在老南会议厅主持会议, 鼓动“自由之子” 把3.5万磅降价茶叶倾倒入波士顿港口的海水中。费城和查尔斯顿拒绝英国茶叶货船入港, 茶党势力在波士顿和纽约再度兴起, 由此在 “无代表不纳税” 的旗帜下, 骚乱演化成了美国独立革命。

这则故事隐藏着反讽意味: 近代的美国茶党激烈反对超出最小幅度之外的一切超额税收, 但他们的政党名称来自对一次减税的激烈反抗。该故事还包含其他教训。因此我们并不能想当然地从中得出如下结论: “结果表明, ‘自由之子’ 反对的不只是无代表权的纳税, 他们还反对税收本身。”

四、余波震荡：税收如何塑造世界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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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 波士顿茶党的反抗行动很明显不只是针对税率。波士顿茶党与美国独立革命的最终目标是争取国家主权。

英国借助茶叶税的形式公开行使统治权, 直接激起了明确的反抗。然而此类事件也反映了利益集团之间的权力斗争, 美洲殖民地的走私商贩非常巧妙地争取到了其他团体的广泛支持, 包括波士顿的普通茶叶消费者, 其实后者的利益在当时是与走私团伙背道而驰的。

另外, 与其他灾难性税收故事类似, 税收的具体实施方式影响很大, 或者说在此案例中, 与税收实施本身关系巨大。走私对美洲殖民者 (及其许多英国同党) 而言是正常生活的组成部分, 英国方面对走私的持续打压不得人心。当负责打击走私的皇家海军“加斯比号”军舰在1772年执行巡逻任务时, 就被当地人纵火。

税收收入的使用方式如果缺乏民众支持, 社会就更容易滋生不满。例如, 汤森税的收入就被专项用于负担英国给殖民地任命的官员, 并设立没有陪审团监督的海关税务局, 这类支出极其不受欢迎。

摆脱英国人统治后, 新成立的美国政府也很快遭遇本国的抗税行动。财政部长亚历山大·汉密尔顿发现关税难以满足新生的联邦政府的需求, 于是在1791年引入威士忌酒税 (针对带有罪恶感的奢侈品)。

并非巧合的是, 该税种对一个重要的游说团体——规模较大的酿酒商——较为有利。可它激怒了另一个利益团体: 在西阿巴拉契亚山区酿造威士忌的农场主。这些农村地区的小酿酒商拒绝缴纳酒税, 并羞辱税收官员, 最终激起武装暴动和流血事件。

新生的美国政府采取了与英国人基本相同的做法: 武力镇压。但结果大为不同,1794年, 乔治·华盛顿总统率领的军队轻松平息了农民的武装暴动。

英国人确实从美国独立中吸取了某些教训。

1931年, 圣雄甘地对英国在印度的统治合法性提出了挑战: 用一小茶勺的盐水泥浆在海水里煮沸, 生产出微量未纳税的非法食盐。他的行动分明让人们想起波士顿茶党的 “自由之子” 行动。但这次英国人没有采取与1774年针对波士顿人的《不可容忍法令》类似的惩罚措施。甘地本人也注意到, 英国方面表现出了极大的容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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