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这是周总理的第一任女朋友，两个人都是坐过o牢的，都是留学回来的，都是走到了同一条战线上，最后却是各奔东西。

一九五五年，周总理赴印度尼西亚参加一次会谈，回国后特地绕道昆明，见一位友人。

这是周总理的第一任女朋友，两个人都是坐过o牢的，都是留学回来的，都是走到了同一条战线上，最后却是各奔东西。

所以，时隔这么多年，周总理才开口道：“我替小超给你打个招呼！”

此人到底是什么人，又有什么故事？她与周总理是怎样结合起来的，又是怎样分离的？

富贵人家出身

张若名一九○二年生于河北清苑县，家境殷实。

因为出身富贵，张若名自幼便受过系统的正规教育，年仅十四岁，便跳过了直隶天津第一女师的门槛，被誉为天津第一才女。

不过张若名并没有因此而感到高兴，她考上天津女子师范学校，就是为了缅怀半年前过世的母亲。

不过张若名的父亲，却趁着她还没出孝，就再娶了一个。女性解放的种子也在他们的心中生根发芽。

进入学院后，本着“学习自救”的精神，张若名始终保持在第一的位置。在全校五十人中，有四十多门科目名列全校前五，被称为“五魁首”。

张若名得到了更好的教育，得到了更广阔的平台，才能展现出自己的才华。开学不久，她的三篇文章，就被母校的校友杂志给刊登了出来。

张若名不仅学业优秀，天赋异禀，而且为人随和，喜欢与人打交道。在这些志同道合的学生中，张若名和邓颖超是最好的朋友，因为她比自己小两岁。

一九一九年九月十六日，也就是“五四”四个月之后的天津，二十个年轻的学生，在河北区宙纬路三里四号，组成了一个“觉悟社”，

这是受“五四”思潮影响而在天津建立的最早的学生团体，领袖是周恩来，也就是后来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首任总理，此外有10名男子，10名女子，以示男女平等。

为了保密，大家都是抽签决定编号，二十个人分五十个数字，于是就有了这些奇奇古怪的“名字”。

比如五个号码，周恩来的号码是“伍豪”，邓颖超的号码是“逸豪”号码则是1，张若名的号码是“衫陆”，号码是36。

这20个人中，年龄最轻的是年仅15岁的邓颖超。觉悟社的社员们约定：不谈恋爱，更不会结婚。

这“觉悟社”在天津成立后，很快就成了抗日救国运动的中心

周恩来亲自执笔的《觉悟》，在他的一篇六百多字的社论中写道：“觉醒的人，不会满足于现在的状态，必须开拓新的道路，继续前进。”

《觉悟》一书所宣扬的新思潮，引起了很大的社会反响，《觉悟》这本书引起了更多人的注意，使人们对马克思主义有了一些了解，可惜《觉悟》只出版了一期，主编周恩来等几位重要人物都被逮捕，《觉悟》杂志也就夭折了。

“觉悟社”的创办和“觉悟”刊物的问世，标志着天津学子们的“觉醒”。

李大钊在九月二十一日到达天津，一方面支持学生运动，另一方面又在天津带来北京版《新青年》，

《新青年》在中国的新文化运动、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其中《我的马克思主义观》等先进的观点，对学生产生了极大的冲击，最终成为他们信奉马克思主义的启蒙思想。

张若名在学校中的所作所为，令身为封建思想严重的父亲大为光火。

张父等人对张家的人威逼利诱，已经数次威胁要跟他们断绝父子的联系，断绝他的经济来源。

但她的意志，却是无比的坚定。周恩来、郭隆真和张若名获释以后，为了保护被逮捕的党员的安危，“觉悟会”全体同意让他们去法学习。

一九二○年十一月七日，张若名从封建家族的桎梏中挣脱出来。

张若名与周恩来、郭隆真、刘清扬一起乘坐法国“波尔多斯”号轮船，经北京爱国律师刘崇佑及其他先进分子的赞助，离开上海，前往法国“勤工俭学”，开始了他的新生活。

一九二○年十一月，张若名随周恩来和郭隆真赴法国学习。张若名在这一时期加入了中国旅欧少年共产党。

尽管在觉悟社里倡导独身主义，但是周恩来与张若名的恋情，却并非什么秘密。周恩来每写一封信给邓颖超，就不会不提张若名。对于这一点，所有人都习以为常了。

邓颖超回忆起那段往事时，曾对周恩来的侄女说：“那一次，张若名与你伯父来往较多。

我一直在想，要是你伯伯不是一个独身主义，他们两人结合便是最合适的。我们身边的人也是这样想的。”

周恩来总理在向侄女谈起自己与张若名的爱情故事时，曾说起过。

当时，周恩来的外甥女对我说：「秉德，您可晓得？我以前在巴黎的时候，也交了一个女朋友，挺漂亮的。”

邓颖超听了周恩来的话，直截了当地说道：“我们觉醒社的人都说，如果周恩来能够抛弃独身主义的话，有结婚想法的话，他与张若名真的是最般配的，。”

分开

一九二○年十二月十八日，张若名同周恩来，郭隆真，以及其他一些参加革命的年轻人一起，来到了巴黎公社。他在马赛住了一晚，在里昂住了一晚，又在蒙彼利埃住了一段时间，在巴黎住了下来。

一九二二年前半年，张若名与郭隆真一道，与周恩来，赵世炎，李富春，共同组成中国少年共产党。周恩来和张若名分别担任支部书记和执委会委员。

张若名、郭隆真二人初来法国，为完成学业，就在巴黎的云母板工厂工作，半工半读。郭隆真年长张若名八岁，平日里对张若名的饮食起居，都是一副大姐的模样。

经过一段时日，张若名已经能够流畅地阅读和翻译马克思的法文著作了。

她经常在少共组织的共产党研究会上作讲演。根据周恩来的提议，她将演讲内容重新组织起来，并以笔名在法国的《赤光》刊物上刊登了《剩余价值》、《阶级斗争》、《帝国主义浅说》等中国女性最早传播马克思主义的著作。

在此期间，她也频繁地为法国报纸《晨报》、《妇女日报》等出版机构撰稿。

1923年，周恩来将一封明信片送给了身在中国的邓颖超，那并不是一般的明信片，而是一幅李卜克内西与他的夫人卢森堡夫人的肖像。

“我希望有一天，我们也会被送上断头台。”

邓颖超看着这封信，渐渐意识到，这是一种特别的告白，如果自己接受了这份告白，那么自己以后就会和对方在一起，共同面对任何困难，就像李卜克内西夫妇那样，生死与共。

邓颖超从一开始就不认为自己会和周恩来结婚，1925年八月八日，她与周恩来结婚，没有鲜花、没有钻石戒指，有的只是一份共同的理想和一份至情至性。

夫妻俩一起生活了五十一年，这五十一年并不平凡，如果要说他们的经历，大概跟中国差不多，不管是狂风暴雨，还是惊涛骇浪，又或者是险滩，又或者是别的什么。

不管是雷电交加，还是战火连天，两个人携手走过，互相信任，互相关心，从未分离。他们都是中国情侣的典范。

周恩来于1924年回国，将手稿带回了祖国，并将其付印。

上海新文化出版社的《帝国主义与中国》一书中，也有李达，萧楚女，周恩来，瞿秋白等24篇，其中《帝国主义浅说》是头一篇。

列宁于一九二四年一月二十一日去世，在里昂，法国当局决定举办一次追悼会，禁止外籍党员出席。

但张若茗却在这时发言了。没想到，她也因此遭到了法国的秘密警察的追捕，差点被遣返。从那以后，法国的秘密警察就一直跟着她，对她进行了不止一次的盘问。

任卓宣在欧洲的时候，也是一个很霸道的人，经常让几个女人哭得稀里哗啦，这让张若茗很是不爽。再加上张若名的家世显赫，组织内部也在调查她。

该机构的内部一直在进行调查，法国人也在进行着反复的质询。在这种情况下，她对革命的态度也发生了变化。

而恰逢此时，周总理也奉命回国，带领革命队伍回国，这令孤身滞留法国的张若名，更是万念俱灰。

在巨大的压力下，张若名向组织递交了退出组织的申请书。从那以后，他就不问政事了，一心在法国学习，等他回来后，他会利用自己的学识，为祖国服务。

由此可见，张若名的意志力并不是很强，或许是因为她的成长环境太好了。

但是，周恩来所认识的爱人，更多的是一种可以和他并肩作战的伙伴。两个人之间的感情之火，终于被浇灭了。这一对原本被所有人认为是天造地设的一对，最后却是分道扬镳。

一九二八年夏日的一天傍晚，周恩来从莫斯科参加了中共“六大”，途经法国里昂，在郊区一家小餐馆里，与张若名秘密会晤。

在谈话中，周恩来向张若名透露了他与邓颖超在一九二五年成婚的消息，并代邓颖超向他问好。张若名对周恩来作了报告，周恩来对张若名讲了中国革命的情况，以及世界上的革命情况。

周恩来向张若名坚决地说道：“此别，何日再见，或许我会死在这里，而无法看到革命的胜利，但是，即使这样，也是值得的！”

张若名看着昔日朝夕相处，同生共死的革命同志，心中激动，泪水在眼眶里打转，她真诚地祝福中国共产党的胜利，又对周恩来说：

我虽然已经脱离了党，但是我绝不会背叛任何朋友，也不会出卖任何一个党的秘密，我只会做一个非党的革命分子，永远不会泄漏任何秘密！”

张若名于一九二四年十月，得到法国议员于格儒之遗孀碧细女士之助，赴法国中法大学留学。

张若名在法国时，在郭隆真的引荐下，结识了郭的同乡，也是河北大名留法留学生杨堃。

一九三○年五月三十一日，里昂中法大学大礼堂，张杨夫妇，在老师及许多学生的祝福下，简单却又浪漫地完成了婚礼。

法国里昂中法学院张若名取得的成就，使中国妇女感到自豪。

求学时，她的老师赛贡老师曾称赞张若名的智慧与优美的写作风格：“她的成就是本校的荣耀”。

张若名（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法国著名作家）《纪德的态度》在里昂中法大学年度奖学金中获得500法郎奖学金。

张若名是在中法大学以优异的成绩获得哲学博士学位的。那时，和她一起到法国勤工俭学的女生有四十多个，但只有她一个人能拿到博士学位。

作为中国首位赴法留学的女医生，她为中华妇女感到骄傲与自豪。

重聚

到了一九五五年，周总理赴印度尼西亚开会，回国后特地绕道昆明探望张若名。

周总理一见张若名，便微微一笑，说道：“小超托我给若名姐姐代好！”

张若名也是微微一笑，然后和他的丈夫杨堃一起，和周总理打了个招呼。

这一次见面，他们聊了很多东西，有法国的，有苏联的，还有很多关于民族文化的。

陈毅也在现场，经过长达五个多小时的交谈之后，他们才一起吃了顿午饭。

一顿饭下来，张若名说起了自己想要再次加入共产党，却被拒绝的痛苦。

周总理和陈毅交换了一个眼神，简单明了的回答道：

“在法国，您没有参加政党，而是参加了团。”

张若名愣住了，周总理说得很是惊讶，杨堃也很是疑惑。

后来两人仔细一想，才知道周总理是在维护张若名。

毕竟“进团不进党”，也就是说，张若名那时候只是退出团，并没有退出党，那是完全不同的两个概念。

临行前，周恩来对张若名和他的妻子说：“你愿意回到北京去工作吗？”

回到京，周恩来兴致勃勃地把“故人重逢”的事情告诉了邓颖超。邓颖超问道：“你为什么不给我拍照，让我看看她和以前的样子比起来有没有变？”

一月之后，天津直隶一女师范的老朋友刘清扬奉周恩来之命，写信给张若名夫妻，要他们同去北京。

杨堃回忆道：

我记得给张若名分配了一个任务，那就是外交部外文秘书，专门负责接待说法语的外国客人，还给全国妇联做法语翻译。我成为北大的一名教授。

张若名不肯离开学校，负责接待，所以，之后我也就把这个问题放在了一边。

从那以后，周总理和张若名就再也没有见面，这段故事就这样结束了。

但周总理和夫人，都是张若名的老朋友，对她的思念，却是溢于言表。

张若名在一九五八年逝世时，周总理还专门替她说了几句话。

而邓大姐邓颖超，虽然张若名已经过世四十多年了，但她依然记得这份情谊，专门为她作了一段，内容大概是这样的：

“若名死了四十多年，新中国的情况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若名在九泉之下，也会知道，在梦中给我。”

周总理，邓颖超，张若名，三人都没有忘记，他们曾经一起为革命奋斗过。

不管他们之间的关系发生了什么变化，但他们对战友的感情却没有丝毫的改变。

来源：历史学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