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本文节选自一部比较民族志方法论著作，着重论述了三种民族志比较方式：影子比较法、内部比较法和外部比较法。其中，比较方法还细分为多点民族志和时序比较法。两位作者在该章节对各种比较方法进行了阐述和举例，本文删减了案例分析，主要保留对方法的介绍和使用提示，以期为读者简

Sequential Comparisons and the Comparative Imagination

编者按：

作者简介：

Iddo Tavory, 纽约大学社会学系

Stefan Timmermans, 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社会学系

文献来源：

Tavory, Iddo, and Stefan Timmermans, 'Sequential Comparisons and the Comparative Imagination', in Corey M. Abramson, and Neil Gong (eds),

Beyond the Case: The Logics and Practices of Comparative Ethnography, Global and Comparative Ethnography

(New York, 2020; online edn, Oxford Academic, 23 Jan. 2020).

译者：

jiarui

本文作者（从上往下）：Iddo Tavory & Stefan Timmermans

到底什么是比较？我们的研究可以使用哪些类型的比较？本章概述了民族志学者的一些比较方法，以此来丰富我们的比较想象力，并为一种名为“时序比较“的研究方法提供支撑。

民族志学者至少有三种广泛使用的理想比较方法：首先，“影子比较法（shadow comparison）”考察研究相对于一个研究社群的意义。在这个基本层面上，任何杰出的民族志研究都是值得参考和比较的。关注一个社群内部的研究时，我们位于一个更大的历史矩阵中，这个矩阵包括了之前的研究者，我们的研究意义取决于与这个范围内的其他研究的异同程度。就像所有符号一样，民族志研究的意义通过差异和参照产生。

编者注：原文”shadow comparison“直译为”影子比较法“，其中”shadow“是指研究社群是一项研究不可分割的重要参照。

除此之外，第二种比较是“外部比较法（external comparison）”，它大致围绕一组预期的相似和差异展开。对于大多数人说，这种比较方法的常见情况是：一个民族志学者在一个地方花费一年时间，然后在另一个地方花费一年；也许周二和周四去研究一个群体，周一和周三去研究另一个群体。他往往精心挑选不同场所，通过找到相似性和差异性来构建叙事和主张。

第三种比较是“内部比较法（internal comparison）”有别于在不同的场所或研究项目之间进行思考，内部比较法专注于一个情境与下一个情境之间、我们看到人们在社会世界的一部分与另一部分行为表现之间、以及研究开始时我们的对话者的生活到多年后我们离开现场时他们的生活之间的内在变化。

影子比较法

对于每个特定的研究，都有民族志学者需要对话的标志性作品，这些作品是民族志学者需要定位自己研究的坐标系。

其中一个例子是“重访”的策略。这种民族志工作方法，由Michael Burawoy在2003年偶然发现他正在进行研究的机械车间正是多年前Donald Roy研究过的同一个地方而闻名（参见Duneier 2004），由此他使用比较法来推进研究。以前民族志学者通过比对不同的研究者在不同的时间进行的研究来互为参照，但这种重访的基调是多变的。重访通常是重新思考和重新理论化一个实质性领域，并沿着线性时间维度展开。然而或许重访最有用的地方在于它允许我们思考历史如何塑造我们的研究领域——这是民族志学者渴望却又无法通过他们的方法整全地捕捉到的。

重访的优势在于可以找到自己的研究优于其他人的地方。然而，与表面的影子比较法不同，重访可以保持地点（有时甚至包括一些人）不变，从而允许更加集中的控制和操作。如同所有影子比较一样，案例大多是“无声”的，它们提供了研究背景。加深影子的另一种方式是比较笔记。尽管民族志学者在实际研究中往往是孤独的，但他们一起交谈和思考。这种交流让民族志学者可能会意识到，从相互关系中看待他们工作的某些方面是富有成效的——要么是因为一个共享的框架或过程可以照亮他们在两个领域的观察，要么正是因为观察结果如此不同，将它们从理论和实证上进行对比也是富有启发性的。具体实例可以参见Nina Eliasoph和Paul Lichterman的“Culture in Interaction“（2003）以及其他合著出版物（例如Tavory and Winchester 2012）。

最后，一些民族志学者将自己过去的研究作为他们的“重要他者”，这比人们预期的要罕见。大多数民族志学者一生中不会完成超过一到两部严肃的民族志（之后他们通常开始撰写无休止的方法论和理论论述，比如您目前正在阅读的这篇）。但是，像Gary Alan Fine和Diane Vaughan这样的一些民族志学者，已经使用他们自己的探索轨迹作为继续研究同一组问题的方式，对核心问题集群进行深化和扩展。

内部比较法：扎根理论的内与外

第二种分析策略是内部比较法，它在扎根理论文献中有最清晰的发展。比较在扎根理论中相当复杂。这种方法将比较作为分析数据过程的中心，在很大程度上淡化了比较作为研究设计的潜力。扎根理论以“持续比较法（Constant Comparative Method）”著称，这一术语由扎根理论的奠基人之一Barney Glaser在1965年发表于《社会问题》（Social Problems）杂志的一篇文章中引入（Glaser 1965）。在该论文中，Glaser提出了一套三阶比较方法。研究者应该尽可能多地将数据中的每个实例编码到多个类别中。这种策略的价值在于，研究者能够将新观察到的实例与该类别中已有的实例进行比较，并且可以察觉到显著的理论属性。接下来，研究者应该通过比较不同类别及其属性中的实例，再次整合不同的分析类别及其属性。在第三阶段，研究者要关注新兴理论的简约性和范围，并致力于删减分类以最大化地概括。决定性的标准是Glaser 和 Strauss的“饱和（Saturation）”的概念：如果在随后的观察中没有发现新信息，分析构建可以被认为是饱和的。只有经过三重比较过程之后，研究者才能构建他们的新理论。

扎根理论的问题在于它没有研究背景和研究设计所需要的隐性比较。这正是扎根理论与归纳分析（abductive analysis）之间的区别（Tavory and Timmermans 2014b; Timmermans and Tavory 2012）。在归纳分析中，整个研究上下文中都会引发影子比较。选择一个场地是因为我们有一种预感，认为它在理论上会很有趣，在整个研究项目中我们将继续与各种文献进行比较，利用这些文献比较来识别分析和实证上的惊喜发现。有趣的是，尽管扎根理论被设想为一种内部比较的形式，但与外部比较的关系从一开始就困扰着它。就像大多数数据分析创新一样，扎根理论源自一个特定的研究项目，并携带着这个项目的一些特殊性。具体案例详见于湾区医院死亡研究（Glaser and Strauss 1965）。

外部比较法

外部比较法有以下三个特点：（a）研究者积极地研究两个及以上的场所；因此（b）提出研究主张必然会用到比较法；（c）这种比较在各种研究环节中重复出现，无论是收集数据，还是阐释材料。一般来说，我们可以考虑两个外部比较的依据——因果分析（causal analysis）和理论挑战（theoretical provocations）。

首先在因果分析中，许多外部比较都是对Mill的求同法和求异法（Mill 2002 [1843]）的松散应用。尽管该方法的使用者知道在社会世界中不存在完美的控制条件，但他们仍无法摆脱这种整洁的因果推理去做比较，这种做法部分是因为民族志研究者将丰富的历史性简化为一些关键特征，并将特定的控制变量过度视为生活的决定性因素。然而，这种Mill式逻辑仍然深刻影响了民族志研究。具体案例可见于Katherine Kellogg对三家医院教育改革的研究（Kellogg 2011）。

使用Mill方法的代价是忽视一些人们可能视为民族志独特优势的东西——完整捕捉不同社会世界的能力。另一种可能是理论挑战（另见Krause 2016）。在这里，研究人员不是寻找一个特定的差异，而是展示如何通过共有的理论框架解释两个或更多场所中的发现。这种比较方法源于埃弗雷特·休斯（Everett Hughes 1971 [1945]）的启发式方法。休斯鼓励学生进行遥远的比较，以确立案例的特殊性。例如，他指出，学者通过研究管道工人可以学到很多关于医生的知识，通过研究妓女可以学到很多关于精神病医生的知识。第一对人群都采用深奥的技术来帮助处于困境中的人，而第二对人群在客户的私密事务中不能过分个人化。因此，它们共享相似的职业挑战。休斯提出，通过将广泛的看似不同的比较案例纳入分析视野，理论可以得到加强。这种方法的运用可见于Ofer Sharone（2013年）的研究，以及Jeff Guhin（即将出版）的研究。

时序比较

我们总是宣称民族志的特殊优势在于描绘社会机制（Tavory and Timmermans 2014a）。社会机制指的是将一个待解释事物链接到一个原因上的过程。我们认为这种追踪过程中的相关性构建就是人们在行动中的意义制造序列。其次，我们认为可以通过案例之间的差异来评估这些相关性建构的解释价值。最后，我们认为研究过程中的一个必要步骤是将提出的机制与更广泛的知识社群所提出的各种可能性相结合。换句话说，我们大部分精力都用于思考隐性比较和内部比较之间的关系。在这里，我们想通过比较历史学来推进我们的论点。Haydu（1998）指出，比较研究要么为了因果性通则牺牲对特定历史的深入理解，要么提供对有限案例的深度理解。如果研究者按照实验模型概化材料则会在案例的独立性和相同性上遇到问题。正如Sewell（1996）所指出的，案例越是独立，它们越倾向于不相似。因此，比较历史学家经常研究密切相关的社会或社区。然而这引发了相反的问题。案例越相同，它们越有可能通过明确的链条相连。但在斯考切波（Theda Skocpol）对革命的比较研究中，中国的革命家不仅直接以俄国的布尔什维克革命为模型，还直接得到了支持，这是存在问题的，因为斯考切波的因果模型将革命视为独立事件。

为了部分解决这个问题，Haydu建议历史比较分析可以将时序上先后发生的事件视为解决某个问题的反复尝试。这种分析视角的优势在于比较历史学者专注于如何将过去事件的解释力传导到后来的转折点和关键选择上。在讨论不同案例或不同时期之前，研究者需要驳倒对相关性（而非独立性）的操作性假设。一个时期的解决方案在后续时期引发新问题，从而需要通过比较寻找新的解决方案。以前的行动可能会封闭了未来可能的行动路径（如路径依赖），也可能会由于矛盾或非预期的后果，开辟新的历史路径。基于反复出现的问题的不同解决方案，研究者对时期进行区分，这样分析的目标是解释人们为什么对持续的问题会提出不同的解决方案。研究者可以将问题视为一种历史分析方式，基于实证观察或理论对其进行界定，但Haydu则要求社会科学家不能对问题强加定义，而是需要有一些与行动者体验世界的方式相对应的东西。

将不断迭代的解决方法从比较历史转换到当代民族志研究并非是灵丹妙药，但又确实有一些优势。根据Haydu的观点，各个民族志研究场所通过一个共同的（需要解决的）问题连接在一起，研究者比较这些相似问题的相关性和解决方案。

关注解决方法的迭代有两点启发：首先是多点民族志（Multisited Ethnography）。严格按定义来说，多点民族志不是比较法，而是跟随一个对象从一个场所到下一个场所。这里，相关性是分析的核心关键。其次是时序比较民族志（Sequential Comparative Ethnography），从对一个场所的现象归纳开始，然后研究者开始在其他场所之间来回探索，这些场所中显然存在类似的意义建构。虽然各处田野生成的问题和解决方案可能不具有相关性，但它们在民族志学者的分析中是相关的。

多点民族志

多点民族志由乔治·马库斯（George Marcus，1995）提出。该方法追踪不同场所中的问题，专注于流动和地理位置改变。这种方法源于研究者意识到人们通过商品、政治体系、冲突和观念在全球范围内相互联系。一个商品的原料可能在一个地方收集，在世界的另一个部分加工，在另一个地方包装，然后在另一个全球市场销售。一些主题，如移民、器官贩卖或商品链，则体现了流动，而一个不局限于单一场所的灵活方法正好能够捕捉到这些流动。该方法的分析重点是关系和联结，关注发生抵抗和适应的场所，以及远距离的行动。在一个典型的研究中，罗安清（Anna Tsing，2004）研究印度尼西亚雨林产业中的全球化。全球化不是一种同质化力量，而是一组行动。这些行动仅仅通过与地方特色的对峙从而普遍化。这种对峙杂乱无章，但仍具有影响力，因为它极大地改变了社会底层人民的生活。在方法论上，罗安清的分析涉及一个变化的行动者群体，该群体是基于对边疆的文化幻想而建立的暂时全球联盟。同样，在社会学领域，丹·明契克（Dan Menchik，2017）提出了“系缚场所（tethered venues）”，场所之间能跨越距离和机构持久地连接在一起。这种方法对那些只分析一个地方和一组类似情况的研究提出了挑战，进而提出民族志应捕捉活动的分布性质。因此，如果有人想研究一个教师对课程的理解，更传统的人类学可能会关注课堂工作，而多点民族志可能会研究教师与当地工会的联系、学校董事会会议、校长的反馈、同行教师和家长，以及参加职业发展会议的情况。明契克的观点是，我们需要研究这些场所本身，了解它们提供的资源和对工作所施加的地理限制。

更一般地说，每当一位民族志学者仔细关注行动者如何在不同情境间移动的复杂方式时，他们就必然会构建一个跨情境的民族志（Trouille and Tavory 2019）。然而，这些联系并非显性的比较。相反，它们打破了单点民族志的模式，跟随现象穿越不同的地理空间。我们不仅仅研究街角的人们，还会跟随他们进入他们的工作、关系、休闲和旅行。我们研究的不是统一的自我，而是分散自我的多重角色。

时序比较民族志

时序比较方法与外部比较法有所不同。许多外部比较法是除了一个解释变量外，各个地点尽可能相似，并且认为这些地点是彼此独立的。相比之下，时序比较的目标是依赖于归纳性理论，通过探索不同的地点来加强一系列的分析。时序比较与大多数比较民族志之间的关键差异在于，研究之所以扩展到第二个地点不是因为前期的研究设计，而是基于不断积累的分析和洞察，是研究项目进行到一半时做出的决定。时序比较的标准应该很高：如果不进行比较，研究就失去关键的分析范围。虽然时序比较法与外部比较法的区别不大，无非就是决定我们是否继续比较研究，但该方法能带来巨大的收获。

时序比较的标准解决了比较民族志中一个反复出现的问题，即比较不成功。可能大多数的研究在设计阶段就开始比较。这通常是因为人们相信比较构成了某种研究保障，意味着如果一个地点是好的，两个地点应该会更好，而且比较将保证更强有力的分析论证。然而，因为这些研究当中的比较是由研究者的希望和文献综述决定的，因此在观察之前，民族志学者可能会发现这些地点要么非常相似（这使得比较变得没有意义），要么差异过大以至于无法进行有意义的比较。换句话说，这些比较经常失败是因为预先设想的概念或理论期望没有实现，要么迫使民族志学者削减每个案例中最有趣的方面以实现有意义的比较，要么尴尬地承认将案例并置时它们之间的联系不清楚。

比较在民族志研究中经常失败并非罕见。民族志研究的重要任务是弄清楚这个地点适合什么。大多数研究方法都假设研究者先提出一个问题，然后寻找答案。而进行民族志研究更像是解决一个“危险（Jeopardy）”谜题：不断累积的观察以答案的形式出现，研究的诀窍在于弄清楚问题是什么。当然，研究者进入现场时，基于他们对文献的阅读，带着可能的理论基础和研究期待。但这些前设往往与实际地点的分析结果并不紧密相关。大量的定性方法数据分析试图逆向回答：“在这一组地点的观察是什么案例？” 一些发现之所以令人惊讶，是因为它们与先前的预期、文献或流行的理论不符，从而从社会学角度推理出研究问题（Tavory and Timmermans 2014b）。

编者注：原文“Jeopardy”该最初用于国际象棋和其他游戏中来表示迷局或胜败的机会平均的位置，因此称为“危险的情况”。在这里是指民族志研究需要不断解谜，在各种现象中寻找答案。

正是因为最初的设计和理论期望调整了研究内容，比较才可能拓宽研究分析范围。时序比较民族志要求研究者首先弄清楚他们在原始地点（这不需要是一个地理上的单一地点，可以是多个地点或相连的地点）拥有什么样的案例，然后决定是否增加第二个比较地点有助于分析目的，以及应该是哪种类型的地点。增加比较地点并不是因为研究预设或作为一种分析结论保障，而是因为如果不增加第二个地点，解释将会不充分。

根据Hsaydu的观点，我们可以假设一个民族志研究地点适合解决某个特定问题，这个问题的确切性质、轮廓、资源、后果以及对未来愿景的限制，都是民族志调查的成果。这些结果可能会形成一种社会机制，通过该机制，不同的要素随时间而变化。这种比较放宽了外部比较法对案例的独立性的要求。时序比较不可避免地一个接一个地进行，在第二个地点观察到的事件将在第一个地点的事件之后发生。这为观察到的差异增加了一种替代性解释；也许不是不同的地点，而是不同的时间点解释了观察到的差异。不应该将这种差异来源的混淆视为缺点，实际上它为探索问题解决的迭代性质开辟了分析机会。我们可以进一步探讨，相似问题的解决方案在不同地点可能积累不同的含义，就像边界（Star and Griesemer 1989）那样，经历变革、地方化、标准化等过程。随着时间的推移和跨地点的比较，研究将揭示各种利益相关者对相关事件的重复影响和作用。

本文转自 | Sociology理论志

来源：再建巴别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