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日前，“中央美术学院美术馆藏陈列”全面揭幕，包括首次露面的“古代中国艺术”部分和展厅更新后的“现代中国美术”部分，以将近500件作品的体量，呈现了从战国时期到21世纪、持续2000多年的中国美术缩影。

彩绘文吏俑 唐

起家（油画）

詹建俊作

桥钮羽翅花叶纹四山镜 战国

舂米画像砖 汉

松鹤芝石图（中国画） 清

朱耷作

附中的走廊（油画）

韦启美作

日前，“中央美术学院美术馆藏陈列”全面揭幕，包括首次露面的“古代中国艺术”部分和展厅更新后的“现代中国美术”部分，以将近500件作品的体量，呈现了从战国时期到21世纪、持续2000多年的中国美术缩影。

展品种类丰富，不仅有美术馆常规的近现代美术序列和古代书画序列，还有铜镜、画像砖、俑、陶瓷、宗教造像等古代文物序列，在美术展览中较为少见。

本报记者对话中央美术学院美术馆馆长、“中央美术学院美术馆藏陈列”总策展人靳军，听他讲述藏品背后的故事。

藏品积累丰富多样

记者：中央美术学院美术馆为什么要做这次馆藏长期陈列？请讲一讲整体的策划思路。

靳军：我觉得这其实是一个关于美术馆定义的问题，通常我们会说美术馆有三个关键要素：藏品、展示、教育，这三个部分紧密联系，构成了美术馆这样一个现代公共文化空间，也使其能够履行美育社会的各项职能。结合世界美术馆行业的发展经验，我们可以发现，藏品以及围绕藏品进行的展览和教育，是美术馆的基本内容，美术馆的很多工作是以此为基础展开的。虽然当代的美术馆概念在不断更新，有很多新的展览类型和手段正在促进工作拓展，但我觉得对于一个国家重点美术馆、一个具有研究教学意义的高校美术馆来说，把它的基本功能夯实，才会更有效地推进其他发展。

中央美术学院美术馆本身的收藏情况，在国内的高校美术馆中也是较为突出的，在近百年发展过程中，积累了涉及古今、兼顾中西的藏品近3万件。这些文化艺术财产，是不同时代美术馆人共同努力的结果。

中央美术学院美术馆一直有做馆藏长期陈列的计划，不管是在王府井老校址时期，还是在花家地新馆，多年以来，我们有序地丰富收藏，整理规划藏品并进行数字化，还围绕阶段性成果策划展览和出版。这些前期工作为我们推出整体中国艺术史陈列奠定了基础。

与一些特展和临时展览不同，在陈列的策划过程中，我们更多地是希望能够让藏品本身构成一个较为整体的叙事，让观众在展厅中对中国的美术史发展形成一种直观的理解。所以我们呈现了古代中国艺术和现代中国美术两个部分，以将近500件作品，铺陈了从战国时期到21世纪、持续2000多年的中国美术缩影。

记者：陈列中的展品，不仅有近现代美术序列和古代书画序列，还有铜镜、画像砖、陶瓷等古代文物序列。中央美术学院美术馆这些丰富的藏品主要来自哪里？

靳军：中央美术学院的收藏有多个来源，比如1950年以后在文物商店等国有机构的购藏、故宫博物院等机构的划拨、学院教师和艺术家个案的专项收藏，还包括学院组织的教师捐赠、重要展览的收藏以及优秀毕业创作的收藏等。这几种类型在陈列中都有出现。

举几个具体的例子来说，古代艺术的藏品，大部分来自于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购藏和故宫等机构的划拨。现代美术部分，李桦、叶浅予、罗工柳、王合内等艺术家的作品，来自美术馆对重要艺术家的专项收藏。

美院历史上还曾多次组织教师捐赠，像1935年严智开任校长时期、1998年和2000年靳尚谊任校长时期，以及2018年美院百年校庆时期。展厅中有一件齐白石创作于1935年的《松鹰》，画面左下角有跋文“将此幅作品捐入校内陈列室，永远陈列”，就记录了美院在20世纪30年代通过举办“教员作品展览会”来扩藏的情况。

再说到重要展览收藏，展厅中许幸之的《油站朝晖》、董希文的《农村互助组组长》是2015年美术馆举办“历史的温度：中央美术学院与中国具象油画”展览期间的收藏，李斛的《广州起义》是2018年美术馆举办“远志四韵：李斛的艺术步履”时的收藏。

至于马克西莫夫油画训练班的习作和毕业作品（如詹建俊的《起家》）以及陈丹青的《西藏组画》、王文彬的《夯歌》等作品，都属于毕业收藏系列。

美术馆中的每件作品，不仅有它的艺术史故事，也有它的收藏史故事，它们背后凝结了几代前辈对学院发展和美术教育的期望——期望这些作品能为教学示范所用，能为学院陈列馆（美术馆）筹建所用。随着学院的发展，今天我们在现代化的场馆将这些收藏精品展示出来，似乎是对当年白石老人希望作品“永久陈列”的一个跨时空回应。

文物收藏侧重艺术审美

记者：与博物馆的文物收藏相比，我们美术馆的古代收藏有什么特点？

靳军：我们美术馆在高等艺术院校里，虽然学院有美术考古相关的学科，但艺术创作的学科更多一些，学院的基础教学也以经典造型艺术为主。前辈们曾经提到，在为学院购置古代收藏时，相较于历史角度，他们会更多地从艺术审美角度来选择，希望在兼顾历史的同时，让艺术家更关注造型、纹样、工艺、形态等不同时代的经典艺术之美。在这次陈列展筹备的论证会上，造型学院的老师曾提出，能否将一些文物残件也进行展出，这样可以让师生从内部去观看和分析这件文物的创作过程。

美院的文物收藏虽然不少，但不及博物馆在年代和类型方面的丰富。我们希望在展示中，尽可能地突出艺术美感和造型气质，从展厅气氛的营造到物与人的对话，展览设计以突出本体、弱化修辞为基本原则，让观众首先获得对于传统之美的直观感受。

当然，这也不是说我们就去掉了对文物历史的解读，策划团队与学校的人文学院、美术考古研究中心深度合作，对重点文物进行了长达1年的研究和撰写，这些深入性的研究文字以二维码的方式在展柜中呈现，观众可根据自己的喜好扫码获取详细内容。

记者：与绘画类藏品在近些年有多次展出的情况不同，许多古代器物据说是首次展出，也是因为这次陈列，才得以系统性修整、归类。请讲一讲前期整理、鉴选、修复、研究等工作的大致情况。

靳军：陈列中的现代美术部分和古代书画部分展出的一些作品，可能很多观众在我们之前的展览中有过了解，比如“百年征程 精神图谱”“天才纵横——馆藏任伯年作品专题展”等，这些展览展出过不少我们代表性馆藏，像詹建俊的《起家》、韦启美的《附中的走廊》、任伯年的《以诚肖像》、八大山人的《松鹤芝石图》等。但古代器物部分，铜镜、画像砖、俑、陶瓷、宗教造像这些类型，确实是首次展出。

我们的古代器物收藏有近千件，在2017年至2019年全国美术馆藏品普查期间，对它们进行过查验和整理。直至2024年初，随着古代陈列策划思路逐渐成型，我们对这批器物的鉴选、修复、研究工作就陆续展开了。

这期间我们与中央美术学院、故宫博物院、中国科学院、中国艺术研究院等机构的18位专家学者密切合作，通过30多次的咨询会来确定器物的时代、美术史与历史价值。与此同时，我们馆自己的修复师与学院雕塑系、壁画系、修复学院的师生紧密合作，对不同类型的器物进行除尘、加固、制作拓片等保护性工作。

这个过程就像是在发掘宝藏，在很多意想不到的环节，我们发现了特别的惊喜。比如，在对古代书画《罗汉图》进行修复扫描时，意外发现画中藏有隐藏纹样。目前，针对该纹样的研究和呈现方案的制订还在进行中，我们将在之后的陈列内容更新中向公众展示。

馆校合作延伸馆藏陈列

记者：陈列还运用了数字技术，对一些文物进行数字修复和展示。请举例讲讲，我们为什么要做这方面的探索？

靳军：以刚才讲到的《罗汉图》来说，我们目前正结合数字技术开发多个展示程序。这些数字修复、数字展示的部分，确实是古代艺术陈列中的一个亮点，有一些现阶段完成的部分，已经在展厅中呈现，比如展厅中有一件编号为836的唐代彩绘陶俑。我们为这件沾满历史痕迹的藏品做了一个数字分身，然后利用人工智能生成和传统数字绘制两种方式，对其进行复原模拟，观众可以随着屏幕中数字陶俑的更新，较为直观地了解到它的原貌。

这些年，我们一方面让较少展出的藏品展示出来；另一方面，就是通过数字技术等新手段，让这些艺术作品焕发新生、扩大传播。不管是利用人工智能修复破损文物，还是将古代绘画做成动态影像，我觉得核心部分在于如何让今天的观众、一些更年轻的观众产生兴趣，更加深入地感受到中国历史文化的内涵与价值。数字技术所复原的不仅仅是文物表面，更是我们绵延千年的中华文脉。

记者：作为高校美术馆，和学校之间有怎样的互动？结合本次陈列具体谈谈。

靳军：与社会公立美术馆不同，高校美术馆通常会兼顾一些校内的教学研究，回想学院当年购藏的一个初衷也是作为教学示范学习。

具体到这次展览，我们从两个层面与学校深入互动，首先是筹备阶段在研究上的互动，相关专业的教师在藏品鉴选、重点藏品研究、藏品数字展示方面提供了学术支持；其次是开展之后，美术馆的展厅作为学校教学的第二课堂，美术史、美术考古、修复、数字开发、设计等相关专业课程都将陈列纳入授课对象，他们的教学内容与课程作业也将反哺陈列的未来更新。

记者：对于本次陈列，我们未来还将做哪些方面的延伸？

靳军：馆藏陈列是美术馆的一个长期工作，围绕现阶段的展示情况，我们在数字开发、文创设计、藏品更新、学术研究等方面有持续的工作计划。具体来说，我们与学校的相关专业和课程继续合作，在展厅推出更多藏品复原模拟和数字动态展示的案例，并充分考量技术迭代为数字艺术呈现所带来的可能性；近年来，美术馆衍生品是藏品传播的一个有力渠道，我们已经针对重点藏品和特色藏品，组织设计团队，制定了开发高品质文创产品的计划；与此同时，研究和收藏工作也持续开展，团队不断丰富展出藏品的阐释和解读，一些新入藏的作品和修复后的作品将陆续更新到陈列中来。（记者 赖睿）

《人民日报海外版》（2025年03月13日第12版）

来源：海外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