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村里都知道大伯的事，卧床七年，全靠婶子照顾，连翻身都得人帮忙。去年立秋那天，婶子突然在村委会门口哭，说要把大伯送医院住院治疗。那场面，至今想起来还让人心里抽搐。

村里都知道大伯的事，卧床七年，全靠婶子照顾，连翻身都得人帮忙。去年立秋那天，婶子突然在村委会门口哭，说要把大伯送医院住院治疗。那场面，至今想起来还让人心里抽搐。

我是村会计刘平安，今年45岁，按辈分，该喊李大伯一声堂叔。

李大伯原本是我们村有名的劳动模范，扛两袋水泥不带喘气的。七年前那场意外，谁也没想到。他在工地上干活，从脚手架上摔下来，先是髋骨骨折，后来医生说还伤到了脊椎。

在县医院住了两个月，花光了家里积蓄，只能回家休养。渐渐地，大伯的腿脚越来越不听使唤，到最后连起身都困难，成了村里人嘴里”那个可怜的瘫子”。

婶子比大伯小两岁，五十出头的人了，还挺周正，头发总是扎得一丝不苟。她每天给大伯翻身、喂饭、擦洗，没听她抱怨过一句。隔壁王婶曾经说：“咱村里，数她最孝顺，换了别人早离了。”

我每个月给村里老人发低保金，总会顺道去李家看看。记得有一次，刚进院子就看见婶子在井边洗大伯的尿布，手冻得通红。井台边放着一个雕花的红色搪瓷碗，里面泡着婶子的枸杞，碗边有一道裂缝，用强力胶粘过的痕迹。

“婶子，歇会儿吧。”我递给她一支烟，她摆摆手。

“不了，习惯了。”她的手指皴裂着，指甲里还有一圈洗不掉的灰。她叹口气，瞟了瞟屋里，“你大伯今天心情不好，早上骂了我一顿，说我把粥煮糊了。”

她的围裙口袋里露出一角红药片，我认得，是治胃病的。旁边晾衣绳上挂着的旧毛巾里，藏着一包皱巴巴的”红梅”，那是她喜欢的烟，一块五一包的那种。

“村里给报销的那点钱，够用吗？”我问。

婶子摇摇头，又点点头：“勉强。他那药，一个月就得七八百。”她顿了顿，“前几天的豆腐渣还有吗？给我点儿，煮碎了他爱吃。”

大伯的房间朝南，阳光不错，但总有股说不出的味道。床头柜上摆着一个绿色军用水壶，是大伯当兵时的纪念品。旁边的墙上贴着他1989年的优秀党员证书，已经发黄变脆。床下放着尿盆，旁边是一双被洗得发白的解放鞋。

大伯见了我，手指动了动，算是打招呼。他曾经是村里最健壮的汉子，现在瘦得只剩一把骨头，但眼睛还是那么有神，闪着一种不甘心的光。

“老刘来了？”他的声音嘶哑，带着一股烟味，虽然他已经好几年没抽烟了。床头柜上还放着一包”中华”，是四年前村支书送的，到现在没开封。据说是大伯说等他能下地了再抽。

墙角有个旧电视机，正播着《西游记》重播，声音开得很小。遥控器上缠着透明胶带，按钮都磨得看不清字了。

窗台上摆着几盆绿植，郁郁葱葱的。据说是李婶一直照料的，她说绿色能让人心情好。窗边还挂着一个老式收音机，据说大伯每天早上都要听新闻。

“身体怎么样？”我随口问，其实大家都知道答案。

“老样子。”大伯目光转向窗外，那里有邻居家的柿子树，现在正挂满橙黄的果子。“你跟你婶子说，别总买那么贵的水果给我吃，我尝不出味儿的。”

我点点头，瞥见床底下有个塑料袋，装着几个烂苹果。

“李师傅，药吃了没？”婶子端着一碗水进来，里面有片药。

大伯没说话，望着窗外出了神。

“你看，又不听话。”婶子对我无奈地笑笑，然后把药片分成两半，“咱一次吃半片，省着点。”

我注意到婶子手腕上有块淤青，但我没问，她也没提。这种事在我们村不少见，毕竟长期卧床的病人，情绪都不太稳定。

过了立秋，天气转凉，村里人开始准备过冬的柴火。有天我去供销社买农药，看见婶子正在药店询价。她手里攥着一叠皱巴巴的钱，我估摸着有两三百。

“大伯的药？”我问。

婶子点点头，欲言又止。药店的小王递给她一张单子，她看了半天，咬咬牙说：“先买一半吧。”

“婶子，缺钱？”我低声问。

她摇摇头，又点点头，最后说：“没事，我能挺过去。”药店柜台上的电视正播着抗癌明星的报道，小王说：“这人真倒霉，刚买了大房子就查出癌症。”

婶子看了一眼电视，默不作声地把药装进布袋里。袋子上印着村卫生室的标志，已经洗得看不清了。

出了药店，婶子突然拉住我的手：“平安，你能不能帮忙联系县医院？你大伯…他最近不太对劲。”

“怎么了？”

“总说胸口疼，有时候连气都喘不上来。”婶子擦了擦眼角，“村医说要做个全面检查，但咱这儿设备不行。”

“去县医院得花不少钱。”我提醒她。

“我有点积蓄。”她看了看四周，压低声音，“这些年，我做点零工，存了一点。”

“多少？”

“一万五。”她的眼神闪烁，“都是一点一点攒的，没敢告诉你大伯，他要是知道了，肯定不让去。”

我有些震惊。婶子这些年一边照顾大伯，一边竟然能攒下一万五。那得多少个不眠之夜？多少次做短工的辛苦？据我所知，她有时候去县城帮人洗碗，有时候去附近厂子分拣废品，每次都是天不亮出门，天黑透了回来。

“行，我帮你联系。”我点点头，“这钱够不够？”

“够了。”婶子咬着嘴唇，“大不了我再去村支书那借点。”

我没告诉婶子，村支书李大山其实是大伯的远房侄子，早就对这家避而远之。他曾经在村委会说过：“那家人就是个无底洞，给多少都不够。”

一周后，我联系好了县医院。二舅在那当门卫，给我们走了后门，让大夫特别关照。早上六点，我开着三轮车去接大伯和婶子。

大伯很久没出过远门，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蓝色中山装，婶子给他剃了头，戴了顶旧鸭舌帽。上车时，他紧紧抓着三轮车的扶手，眼里有些害怕，又有些期待。

“你大伯昨晚没睡好。”婶子小声告诉我，“一直担心检查出什么大毛病，花光了钱。”

路上，大伯一直在看窗外。这些年村里变了很多，修了新路，盖了新房，但他都没亲眼见过。经过村口的老槐树时，他突然说：“停一下。”

三轮车停在树下，他望着那棵树发了会儿呆。

“咱结婚那天，就在这树下照的相。”他对婶子说。婶子点点头，眼睛有点湿。我注意到婶子今天特意换了件深红色的外套，是很久以前的款式，袖口有些磨损。

到了县医院，二舅已经在等了。他见了大伯，愣了一下，然后热情地打招呼：“老李，好久不见啊！”

大伯笑了笑，似乎很久没有人这么称呼他了。

检查排得很满：血常规、心电图、CT、核磁共振…婶子一直跟在旁边，寸步不离。轮到核磁共振时，她趴在检查室外的窗口，直到护士赶她走。

等结果的时候，我去食堂买了三份面条。大伯只吃了半碗，说没胃口。婶子把他没吃完的面条都吃了，连汤都不剩。我这才注意到，她好像瘦了不少。

“结果下午才能出来。”二舅过来告诉我们，“你们休息一下吧。”

婶子点点头，从布包里掏出一个塑料袋，里面是切好的苹果。她递给大伯：“吃点吧，别饿着。”苹果切得很薄，边缘已经有些氧化发黄。

大伯看了看苹果，摇摇头：“你吃吧。”

“我不爱吃苹果，你知道的。”婶子笑笑，眼角的皱纹像扇形一样展开。

我记得婶子年轻时最爱吃苹果，村里人都笑话她，说她比城里姑娘还讲究。

下午三点，检查结果出来了。主治医生是个戴眼镜的中年人，姓张。看完片子，他叫住了我们三个。

“李师傅的情况…”张医生顿了顿，“和你们想的不太一样。”

婶子的手紧紧攥着那个布包，指节发白。

“他的脊椎确实受过伤，但已经基本愈合了。”张医生指着片子，“从医学上讲，没有理由长期卧床不起。”

婶子愣住了，大伯也愣住了，我也愣住了。

“不可能吧？”我忍不住问，“那他为什么这么多年不能下床？”

张医生看了看大伯，又看了看婶子：“心因性障碍的可能性很大。就是…心理因素导致的身体症状。”

大伯的脸色变得很难看，手指紧紧抓着轮椅扶手：“你是说我装的？”

“不是装。”张医生耐心解释，“这是一种真实存在的心理疾病。病人主观上确实感觉到了症状，但客观上找不到明显的生理原因。”

婶子的脸色更加苍白，嘴唇微微发抖。

医生继续说：“不过，我们发现了另一个问题。”他翻开几张检查报告，“李师傅的心脏有问题，冠状动脉严重狭窄，需要立即手术。”

婶子的腿一软，差点跪下，被我扶住了。

“多，多少钱？”她结结巴巴地问。

“手术费加住院费，保守估计十五万左右。”

十五万。正好是婶子这些年攒下的全部积蓄。

我看向婶子，她的眼神空洞，像是被抽走了全部力气。

“回家吧。”大伯突然说，声音异常平静，“不治了。”

“必须治！”婶子突然跪在大伯面前，泪如雨下，“必须治！大夫，安排手术吧，我有钱！”

她颤抖着从布包最深处掏出一个塑料袋，里面是厚厚一沓现金，有新的也有旧的，每张都叠得整整齐齐。

我和大伯都惊呆了。我原以为婶子说的”一万五”是夸张，没想到是真的。

大伯看着那沓钱，嘴唇颤抖：“你哪来这么多钱？”

“攒的。”婶子哭着说，“这些年，我做零工，一点一点攒的。本想给你治腿的，现在…现在治心脏。”

大伯伸手摸了摸那沓钱，又缩回手，像是被烫到了：“你为什么不告诉我？”

“怕你不让用。”婶子擦了擦眼泪，“你一直说，咱家没钱，别拖累我。我怕你…我怕你想不开。”

大伯沉默了好久，突然对张医生说：“大夫，我想试着站起来。”

医生愣了一下，点点头：“可以试试，但要小心。”

在我和医生的搀扶下，大伯慢慢从轮椅上站了起来。他的腿在发抖，但确实能支撑身体。他迈出了生涩的一步，又一步。

婶子捂着嘴，眼泪流个不停。

“我这些年…真的以为自己站不起来了。”大伯的声音哽咽，“刚开始确实疼，后来…后来就是不敢尝试。”

他艰难地走到婶子面前，忽然跪了下来：“对不起，这些年委屈你了。”

婶子也跪下来，抱住他：“傻子，有啥委屈的。你是我男人，照顾你是应该的。”

“手术，我做。”大伯说，“做完了，我就能下地了，还能帮你干活，不会再拖累你。”

我在一旁看着，忽然发现二舅不知何时站在门外，眼圈红红的。我们村的人，大都不善表达感情，但此刻，谁都被这一幕打动了。

三个星期后，大伯做了手术，很成功。出院那天，他坚持自己走出了医院大门。

回村的路上，路过那棵老槐树时，大伯再次让我停车。这一次，他自己下了车，在婶子的搀扶下，慢慢走到树下。

他从口袋里掏出一个小盒子，打开来，是一对普通的银戒指。

“咱当年结婚，穷得连戒指都没买。”他把戒指戴在婶子的手上，“这次花了两千块，是医院对面那家店的。趁你不在，我让平安陪我去买的。”

婶子笑了，眼睛里有光：“你还记得咱结婚时说的话吗？”

大伯点点头：“记得，我说这辈子不会让你受苦。”

“可我这不是受苦了吗？”婶子笑着抹眼泪。

“以后不会了。”大伯郑重承诺，“我已经和张医生约好了，下周去看心理医生。我会好起来的，真的会好起来的。”

婶子点点头，挽着大伯的手继续往前走。阳光透过槐树叶洒在地上，斑驳陆离。

后来的事，大家都知道了。大伯开始跟着婶子一起去县城打零工，起初只是看门，后来慢慢能做些轻活。婶子买了台缝纫机，在家接些简单的加工活。

村里人都说，这是个奇迹。

但我知道，这不是什么奇迹。这只是一个普通农村妇女用七年时间，一点一点攒下的十五万，和对丈夫从不放弃的爱。

有人说，大伯是装病。但我不这么认为。人有时候真的会被恐惧和绝望禁锢，像一只关在笼子里的鸟，明明门是开着的，却不敢飞出去。

今年清明，我去给父母上坟，遇到大伯和婶子在给老人们添新土。大伯拄着拐杖，但动作已经很利索了。婶子还是那样，头发扎得一丝不苟，围裙口袋里露出一包”红梅”。

“平安，有空来家里吃饭。”大伯招呼我，“你婶子做了韭菜盒子，可香了。”

婶子笑着点点头，眼角的皱纹依然像扇形一样展开。阳光下，她手上的银戒指闪闪发光。

这就是我们村的故事，普通得不能再普通，却让人记得很久很久。

来源：说娱聊情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