攻破天京后，湘军为啥纷纷哗变？八千霆军因何故投奔太平军余党？

摘要：湘军攻克天京后，太平天国政权实际已经灭亡，虽然仍有数十万残余太平军活动于赣闽粤交界地区，与清军周旋、攻战，但毕竟天国已灭，大势已去，已经掀不起啥大风浪了。

湘军攻克天京后，太平天国政权实际已经灭亡，虽然仍有数十万残余太平军活动于赣闽粤交界地区，与清军周旋、攻战，但毕竟天国已灭，大势已去，已经掀不起啥大风浪了。

湘军进入天京后，不仅意味着大敌已去，而且各级将官在肆意抢掠中大发横财，甚至普通勇丁也有所收获，部分强悍者也抢得不少财物，算得上发家致富了。这样一来，本已懈怠的军心更加浮动，人人都想尽快回乡“买田起屋，讨小享乐，（于是）各军纷纷请假”。正如曾国藩在《笔记十三篇·兵气》中所说：

“同治三年，江宁克复后，余见湘军将士骄盈娱乐，虑其不可复用”。

因分赃不均，湘军官兵尖锐对立，军中哗变成风。湘军将领因拿得大头，钱多豪横，狎妓喝花酒，日趋腐败，加上营私舞弊，势必导致与兵卒关系紧张，上下级矛盾日益尖锐。正如左宗棠所说：

“（将领）位尊多金，自为之念重”......《左文襄公文集·书牍》

普通兵勇冲锋陷阵，浴血奋战，到头来所得却不多，必然心怀怨愤，因此对将官之仇恨也愈深，各种不满言论、牢骚在军营中铺天盖地散布开去，一日多似一日，军中所以有“红顶（指官员）心黑之谣《左文襄全集·书牍·答曾节相》”。

有些胆大的湘勇甚至在军营张贴匿名帖子，但因湘军军纪较严，迫于军法，士兵们一般不敢公然反抗。除了私下里传播这类不满言论以发泄心头积怨外，还有不少兵勇私下结盟，相率加入哥老会据刘崑在《请饬在籍大员帮办团防折奏稿》中说：

“哥弟会（即哥老会）之起，始于四川，流于贵州，渐及于湖南，以及于东南各省，并逐渐向霆军渗透，旋遍及湘军，在营者往往与同营同哨之人结为兄弟，誓同生死”。

到咸丰末年，有人估计——

“勇丁入会者，亦十之三四”《哥老会说·辟邪纪实》。

到同治四年时，曾国藩也不得不承认——

“结盟之事，尤为莫大之患，近年以来各营相习成风，互为羽翼.....抗官哗饷，皆由于此”。

没有组织，兵勇们就是一盘散沙，毫无力量；建立了秘密会社，就可以抱团进行斗争。（铁马冰河wu）曾国藩虽然看出了症结所在，但却找不到应对办法——“实乏禁遏之良策” 。

其实早在咸丰十一年（1861），湖北巡抚胡林翼麾下的左营哨官、什长等就在军中秘密结社，“歃血要盟，闹索口粮”，旋被查获处死。

进入同治年后，这类事件日益增多。同治元年（1862），蒋益澧军在长沙闹饷，差点激起事变，事后带头索饷的五人被处决。同治二年，驻陕南汉中的湘军一营因欠饷而哗变，叛兵杀死营官及其卫弁。同治三年（1864），在围攻天京进入最后关头时，曾国荃吉字大营一营“勇丁索饷”，分统杀戮带头闹事者，致使群情激愤——

“合军鼓噪，缚营官闭营据守”《赵烈文·能静居日记》。

几乎与此同时，驻扎徽州祁门一带的湘军，竟然成群结队抢劫粮台，酿成惊动清廷的大案。

攻克天京，特别是太平军余部被消灭殆尽后，回到原驻地等待裁撤的湘军各部，更因为欠饷严重补发遥遥无期，或欠饷不能全额补发，而先后爆发索饷等斗争。这一斗争，此起彼伏，屡扑不灭，时间既长，波及地区又很广，情况又错综复杂。按蔓延地区而言，先后波及9个省。在江南，刘松山部索饷，拒绝北渡“攻捻”。（铁马冰河wu作品）在皖南，金国琛、唐义训、朱品隆三部先后索饷哗变，兵士围殴前来处置此事的皖南道员，甚至闭关坚守，大有反叛迹象。

在江西，韩进春军因欠饷严重而哗变，将士们纵火焚烧军营，韩进春吓得只身逃走。在福建的娄庆云军，也因“待饷不至，日难半饱”而怨气冲天，旋即因饿肚子而聒噪，险些激起兵变。转战湖北的鲍超霆军因湖广总督闭城拒绝其进入武昌而心生不满，又因迟迟不发军饷而怒火中烧，一个绰号叫黄矮子的基层军官带头索饷，后因索饷不成而将营官宋国永捆缚起来扔进牛栏，自率8000霆军将士在江西金口哗变，后辗转南下广东嘉应州（梅县）投奔太平军余部汪海洋军。

紧接着成大吉、蒋凝学两军也因欠饷严重而拒绝听命，擅自开拔，蒋军竟“烧营谋变”，兵勇将营官蒋凝学击伤。在贵州的周达武军一部因减少军饷及反抗捕杀哥老会众，竟然劫持分统，据城哗变。在陕西、甘肃与西北回军作战的陶茂林、雷正绾、刘松山、高连升等楚军也因欠饷而先后哗变。这些因经济原因而发生的斗争，只要一发饷甚至发半饷，事态很快就平息了。但有的则带有强烈的政治性质。比如高连升军哗变，就是兵勇反抗高连升图谋捕杀哥老会成员。这种斗争较坚决，参与哗变的兵勇不但杀掉了高连升，而且与前来镇压的清军干仗。

影响最大的当属鲍超霆军之哗变，黄矮子率8000将士在金口哗变后，就掉头南下，沿途攻城拔寨，杀官戕富，最后到广东镇平（今梅州蕉岭）加入康王汪海洋统率的太平军余部。湘军接踵哗变，从1865年3月霆军兵变始，到1873年周达武军哗变止，前后共历时近10年，其中1865年是兵变高峰期，共发生11次哗变，这只是规模较大的叛乱，另外还有零星兵变未计入在内。对于上述兵变，不论是索饷还是其他原因，曾国藩、左宗棠大都加以铁血镇压，基本不予通融，譬如高连升军就有1300余人被杀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