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近年来，一个不容忽视的文化现象是：以前总是带着「濒危」「抢救」标签的非遗，正在以多元化的方式飞入寻常百姓家。《90后非遗消费图鉴》数据显示，非遗文创市场正以年均1.48%的增速强势崛起，其中年轻消费者贡献了超六成的购买力。

近年来，一个不容忽视的文化现象是：以前总是带着「濒危」「抢救」标签的非遗，正在以多元化的方式飞入寻常百姓家。《90后非遗消费图鉴》数据显示，非遗文创市场正以年均1.48%的增速强势崛起，其中年轻消费者贡献了超六成的购买力。

AI时代，为什么年轻人反而热情拥抱非遗文化？表面上看是非遗契合了当下年轻人的消费认同逻辑：坚持手工、古法制作的非遗，尽管完全异于当下的商品逻辑，却满足了年轻群体自我表达的内在认同需求。而从深层次的文化基因来看则是文化自信的时代表达：在人工智能技术解构传统价值的背景下，奠基于手工基因和匠心传承的非遗，成为了「高定精神」的文化侧写。

如何去呈现这个技术理性时代的人文坐标，是摆在传媒行业面前的重要课题。幸运的是，在腾讯新闻倾力打造、非遗传承官「汉酱·匠心传承」独家献映的纪录片《非遗探中华》中，不仅展现了徽墨、金石篆刻、汝窑、汉绣等非遗技艺之美，也通过非遗传承人们的鲜活故事，「以小见大」地折射出非遗文化在现代社会中的困境与希望。在这里，我们看到了中国人「精神高定纪录片」应有的气质与价值。

非遗，中国人的「精神高定」

时尚圈里有一个特别重要的概念：「高定」。所谓「高定」的独特性不在于数量层面的稀缺，而在于手工打磨之下呈现出的独一无二的质感。

Deepseek出圈之后，许多人感叹AI将会对社会经济中的大量职业实现替代。其实，在这个AI狂飙突进的年代，依然有工作上AI完全无法取代的存在。在非遗的手工制作里，流淌着几千年来未曾断绝的手艺与匠心，呈现的是一个国家在文化生产领域最质朴与最鲜明的理路。无法被AI取代的非遗，正是独属于中国人的「精神高定」。

对此，《非遗探中华》对这一「精神高定」的描摹，有着精准地把握。

一是以文化孤品性作为选取标准。

徽墨，作为文房四宝之一，是中国传统工艺的瑰宝。其制作工艺复杂且精细，每一道工序都蕴含着深厚的文化底蕴；有着3000多年历史的金石篆刻融合书法与镌刻艺术的传统技艺，展现出独特的个性与审美；汝瓷在宋代时期是五大名瓷之一，在中国陶瓷史上有「汝窑为魁」之誉；而汉绣的历史可追溯到春秋战国的楚国时期。每一项非遗都不愧为文化孤品。

二是挖掘工序仪式里的美学价值。

首集中，《非遗探中华》全程展现了制作徽墨繁琐的过程，包括松明材料的选择、锤墨果的方式、小牛皮的脱脂、熬胶的时间选择等等。在充满东方意韵的镜头语言里，观众所看到的不再只是匠人们的日常，而是无法被AI、机器取代的手工技艺美学。

三是在时间与地域刻度里呈现非遗的价值沉淀。

徽墨篇中提到，古法徽墨的制作倚赖着徽州独特的地理环境，匠人们遵循时间法则、遵时节规律，让徽墨历经岁月淬炼与沉淀。「听天养墨，慢工出细活。徽墨之美，显于百年之后」。其实，非遗之所以成为精神高定，恰恰在于它是几千年不曾断绝的中华文明淬炼后的文化精华，每一项非遗无不是一方土地所浇灌培育出的文化结晶。

可见，在《非遗探中华》细腻笔触的勾勒下，观众感受到的是非遗作为「精神高定」的独特魅力。

打破「政治正确」的非遗叙事

尽管有越来越多的影视内容关注非遗，但不得不承认，我们似乎陷入到了一个「政治正确」的非遗叙事之中。在这种叙事下，「非遗之困」似乎选择性地被忽略了。

《非遗探中华》却敢于尝试在短小的体量里，直面「非遗之困」。首集主人翁汪爱军，是一位60岁的徽墨国家级非遗传承人。通过汪爱军与他的儿子汪迪洋这一组代际关系的观察，我们发现，作为「中国人的精神高定」的非遗有着另一层社会意义：对于个体来说，从事非遗事业，意味着需要遵循一套完全不同于以理性、效率为标准的现代工作伦理。

这便是《非遗探中华》为观众展现出的第一个「非遗之困」：非遗所秉持的传统工作伦理，与当下现代工作伦理之间的矛盾。

对汪爱军来说，自从十几岁进厂工作后非遗就成为了他的终生事业，他满心期待把徽墨事业与传承人身份毫无保留地托付给儿子汪迪洋，并认为这对汪迪洋而言「是逃不掉的」。但对汪迪洋来说，一开始从事非遗是迫于现实压力下的职业选择，并且他对父子之间「命令式」的交流方式感到不适。

同样具有差异的是职业态度。汪爱军等老一辈「非遗人」都是从学徒做起，仅是提升锤墨果的熟练度就需要耗费三年时间。而汪迪洋则认为，自己在锤墨果上只要达标，就可以学习如何做墨，毕竟这些技艺「已经拍摄、上传到了国家档案馆，不存在技艺丢失的问题」。而在严苛的汪爱军眼里，只做到理论知识及格水平是不行的，「图像跟语音是一种传承方式，但具体操作的技艺还是得靠人」。

一个坚守着传统工作伦理，一个秉持着现代工作伦理，在父子俩关于「非遗传承人」的身份认同差异中，我们看到了「非遗之困」里的第二个困境：断层的非遗技艺传承与人民群众对非遗日渐高涨的需求之间的矛盾。

《非遗探中华》里呈现了徽墨工厂的真实现状：三十多个人的墨厂里员工基本是60后，除了接班的汪迪洋没有其他年轻人。汪爱军坦言，像炼烟、熬胶、拌料这些工序都会对身体产生一定的损害，这也导致年轻人并不愿意从事徽墨制作。

除了徽墨篇，在后续的内容中，篆刻篇将探讨如何找到风格突破「匠人」身份成为「传承人」的困局，汝瓷篇展现了商业化被行业诟病不是汝瓷的舆论困局，汉绣篇揭示了坚持手工刺绣跟不上时代节奏的困局等等。非遗正火，但《非遗探中华》非常有勇气地剖析了「非遗之困」：通过非遗技艺的呈现进入到具体的人，又通过一个个具体的人让观众能够一窥非遗事业发展的全貌。

因此，《非遗探中华》看似为观众祛魅非遗，其实真正的目的是观众通过自己的感悟对非遗「赋魅」。

ESG纪录片的价值野望

在1号看来，《非遗探中华》采用了一种新的价值框架：ESG。ESG是英文Environmental（环境）、Social（社会）和Governance（治理）的缩写，是一种关注企业环境、社会、治理绩效而非财务绩效的投资理念和企业评价标准。应用到对内容的考察后，我们可以凭借ESG框架为内容价值建构一个更具有正外部性的分析体系。

为了助力「非遗复兴」，《非遗探中华》以情感作为内容机制密码，构建了一个囊括非遗从业者、公众、地方、平台以及品牌的利益相关者框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