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文献为基，全景呈现。易彬以严谨的学术态度深耕穆旦研究二十余年，本书堪称“一部以文献丈量生命的传记”。从西南联大烽火中的诗性觉醒，到晚年译笔如刀的查良铮重生，作者依托大量原始书报刊文献，数百份书信、手稿与档案，在历史褶皱中还原真实血肉。当诗行与译稿在时代风浪中

“我已走到了幻想底尽头，

这是一片落叶飘零的树林，

每一片叶子标记着一种欢喜，

现在都枯黄的堆积在内心。”

——穆旦《智慧之歌》

☆文献为基，全景呈现。易彬以严谨的学术态度深耕穆旦研究二十余年，本书堪称“一部以文献丈量生命的传记”。从西南联大烽火中的诗性觉醒，到晚年译笔如刀的查良铮重生，作者依托大量原始书报刊文献，数百份书信、手稿与档案，在历史褶皱中还原真实血肉。当诗行与译稿在时代风浪中相互映照，一个知识分子的精神史跃然纸上。

☆“诗人穆旦”与“翻译家查良铮”在传记的叙述中交织成像。作者剖解《赞美》中的现代性震颤，也带读者潜入普希金译稿的字斟句酌现场。当“奥涅金诗节”与九叶诗派在纸页间交响，我们终于读懂那些被时代撕裂的翻译间隙，恰是诗人重构自我的隐秘诗行。

☆从南开校园到芝加哥大学，从野人山生死惨烈的战场到图书馆的寂寥孤灯，作者耐心拼合被遮蔽的生命图景。书中既有对《冬》的文本细读如显微镜观测，也有对各种文艺论争的历史透视。我们看见的不只是查良铮的一生，也看到了时代光束将知识分子的命运刻写为历史底片的过程。

引 言

穆旦是谁？

现今读者自然已不再陌生，他是一位诗人，本名查良铮，以“穆旦”名世，也有慕旦、莫扎等笔名，实存诗歌近160首，数量不算大，一册即可编定，实际跨度为1934-1948年，1951年，1957年，1975-1976年，相当多的年份为空白。同时，他又是一位操持俄语和英语的翻译家，以本名“查良铮”名世，也署穆旦、良铮、梁真等。早年所译较零散，1953年从美国留学归来之后，有大量的译著出版，日后足可编成煌煌十大卷。诗歌和翻译之外，穆旦还存有一定量的散文、书信和日记，早年散文略成规模（多为近年来新发掘出来的），日记比较零散，书信原本是较多的，但失之于佚散或毁弃，如今，这些文字合起来也不过一册而已。

与同时代的重要作家相比，穆旦的自我阐释类文字明显较少。看起来原本是有的，1942年参加中国远征军、1945年底从西南地区出发的北归之途，都及时性地写下了长篇散文，合计有十数篇，但基本上也止于此。日记、书信可归入自传类文献，从最为通行的穆旦作品集《穆旦诗文集》所录来看，日记自1959年1月1日始，所记断断续续，一半是思想总结式的写法，其中摘抄了不少领袖或社论的观点，一半纯粹是流水账式的记载，看不到内心（尽管也可以认为，记什么本身就是一种倾向）。而从相关信息来看，新中国成立前的穆旦与友人的通信数量并不少，但可能仅存3封，新中国成立之后的书信，存留下来多半是最后几年的。而且，仅在极少数情况下，来信才得以保存，如萧珊、巴金的来信，这使得对于穆旦的理解缺少了一种更为丰富可感的交流语境。

即便有了这些残存的日记、书信，穆旦的若干具有重要转折意味的阶段，比如，1943-1945年间的大西南生活时期，1946-1947年间的《新报》时期，1949-1952年间的留学经历，1954-1955间接连发生的外文系事件、肃反事件，1959年被宣布为“历史反革命分子”之后的经历，仍多有晦暗不清之处。

何以如此呢？从表象看，这与穆旦实际生活的年代直接有关：新中国成立前，穆旦大致属于那种为生活而四处奔波的小职员，缺乏必要的文化地位，自我阐释的机会较少；1953年回国之后，自然也是没有类似的语境，实际上，因为声名较小等原因，穆旦公开发言的机会寥寥可数。再往下，1977年2月，穆旦即因心脏病突发而去世。其时，穆旦59岁，虽然“文化大革命”已经结束，“新时期”的曙光正微微透现，但他已无从领受。对于一位历经磨难的中国写作者而言，“新时期”意味着什么呢？

经历相异，情形自然也是复杂的，但有一点多半相通，那就是在“新时期”以来逐渐开明的文化语境中，一大批写作者通过各种文字完成了一种新的自我建构——甚至是重构。那些顺利进入“新时期”的诗人，比穆旦年长的，如艾青、冯至、卞之琳等，与他同时代的，如杜运燮、郑敏、王佐良、袁可嘉等，无一例外地写下了较多评论文字与自我阐释类文字，其中，也包括若干对于穆旦的追忆与阐释。

这自然并非一个简单的问题，考虑到20世纪中叶中国政治风云变幻对于作家所产生的难以估量的影响，在这种建构或重构之中，既会有真诚的回忆或悔悟，也难免刻意的伪饰与辩解，这对于作家形象的传播，对于文学史写作正面与负面的作用自然都可待进一步深究。这里仅略举卞之琳与穆旦相对照的一例，来看看其中可能产生的效应。

新时期之后，卞之琳的诗人身份基本上消隐了，作为历史当事人的身份则多有生长，他写作了一系列追忆文章，见于《新文学史料》等刊物，既追忆自我历史，也品评历史人物。这些文字日后成为卞之琳研究的重要参照，而其本身也是重要的“新文学史料”。所要说的“对照时刻”是1940年代末期。其时，卞之琳正从英国归来，其行为、动机日后得到了自我追认，包括受解放战争的感召，也包括焚毁创作历时8年之久的《山山水水》等，其自我历史的发展线索——个人成长史附和着国家历史的发展潮流——藉此清晰地建构而出，学界获得一个清晰的印象，相关讨论也显得从容。

同一时刻的穆旦“出走”，因为在公开的文字层面，穆旦本人没有任何自我说明，学界多半置之不顾而不做任何解释（抑或无法给出一个有效的解释）。这对于作家个案的研究乃至文学史的写作会有怎样的影响呢？在一部讨论具有“转折”意味的20世纪40-50年代文学的著作里，作者强调了新中国成立之初穆旦“非常积极”地选择回国，并将这种选择与沈从文、萧乾等人在解放前夕选择留下来的举措相比照，认为他们代表了当时知识分子在“去”与“留”（归）问题上做出选择的“三种类型”，即“非常积极”地回来（穆旦）、“被动的因素更多一些”（沈从文）、“完全主动”（萧乾），体现了一种“民族认同感”，但对穆旦“出走”事件，对“出走”与“归来”之间的内在关联却未置一言（贺桂梅：《转折的时代——40-50年代作家研究》，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2003年，第29-34页）。似乎可以认为，正因为未见穆旦本人的解释，又缺乏相关的背景材料，以致相关历史的认知不得不以盲点状态出现。

再回到穆旦缺少自述的话题。从一个更长的历史视域来看，在新时期到来之前离世，确乎使得穆旦失去了一个塑造自我历史的机会。事实已然，但好事的读者难免会有所假设：如果穆旦活了过来，他是不是也会写下一些自我阐释类文字或追忆文字？从穆旦早年即时性地书写从军、返乡经历，以及晚年写下的较多书信看，这一假设有相当的可能性。书信写作本身即意味着心境的敞开，有话要说。顺着这样的思路，穆旦若活着进入“新时期”，多半也会像其他的历史亲历者一样，受一种回顾历史、重塑自我的语境的鼓舞而开口说话。

但这一切已被无情地中断。在那些书信之中，晚年穆旦的心境、写作与翻译行为、对于当时文艺的看法等方面情状得到了较多说明——最后几年的穆旦形象得到了较为清晰地呈现。其中，有对于历史的整体式判断，如对于白话诗和旧诗的态度；有对于过往历史的自我阐释，如多次谈及1940年代的《还原作用》一诗；也有对于艾青、袁水拍等人的简单提及。但总体上说来，所述均相当片断而零碎。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正如书信本身是相对随意性的文体，晚年穆旦的自述，其笔调基本上是即时性的，仅在少数情况之下才是回忆性的，因此，既可以说，这些晚年自述基本上无从勾连出穆旦的早年形象，也可以说，穆旦本无意于自身形象的建构。若此，则前者是结果，后者是原因所在。

若作更细致的辩诘，又可发现穆旦晚年书信较多地透现了当时的心境和翻译活动，同时也在进行的诗歌写作却较少提及——即便提到，口气也不如谈及翻译时那么热烈或坦荡。这意味着，在更多的时候，穆旦有意将诗歌写作视为一种私性行为，而无意于泄露更多的写作秘密。由此，固然这些书信有助于理解穆旦的晚年写作，但其初意却并非以它们来阐释自己的写作。这样一来，大致上可以说，从1940年代到1970年代，穆旦是一以贯之的，对于自己的写作有意保持缄默，无意于通过诗歌之外的其它文字来完成自己。

当然，另一个事实也必须指出，那就是较多档案类文字的存在，先披露的是穆旦生前的工作单位南开大学档案馆馆藏个人档案和相关档案（见于本人所作《穆旦年谱》，2010年、2024年），时间从1953年穆旦夫妇回国到1965年“文化大革命”前夕；近年来，坊间又有数批相关文献流现——与原有档案略有重叠，更多的是新见材料，多为1953年回国之初（到南开工作之前）和1966年1月至1973年间（以1968-1969年为主），在时间上与前者也可说是前后衔接。这些文献原本是应归入相关档案卷宗的，不知何故流散书肆之间。

这些档案文字为不同时期所写，尽管在一些日期上难免有细微的差异，但完全可以说，它们打开了穆旦生平经历中的很多死结（特别是穆旦从军归来之后在大西南时期的生活状况、“外文系事件”等），1970年代之前的穆旦各时期生平线索均可以得到更为清晰而深入的呈现。毫不夸张地说，当初《穆旦年谱》得以最终成型，档案是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的。

但是，这与前述“自述类文字较少”并非同一层面的事实。穆旦的档案是在留美回国之后逐步建立起来的，也即，此类文字产生于1950-1970年代这样的时代语境之下，包含着强烈的政治文化信息，而穆旦本人又正在经历着种种磨难，比如，1955年10月在写《历史思想自传》时，穆旦正被列为“肃反对象”，其间所谓思想“认识”或“总结”显然也包含着某种被裹胁的政治意识。简要地举1956年4月22日所写《我的历史问题的交代》为例。这是现存穆旦所有总结式材料中最长的一份，用方格稿纸竖行书写，共25页，约12500字，分10个时期对自己的过去进行了“交待”。如下为开头部分：

这次肃反运动中，使自己得到教育，提高了认识，坚定了立场，在运动中，自己并且交待过自己的历史问题。不过，由于在小组上，感到群众的压力，并且由于自己的错觉（认为要说“实质”和“意义”，做了很多推论和假定），作了一些不附合事实的、不负责的交待，这是不应该的。这里，我要就自己过去的重点问题，作一个实事求是的、负责的叙述，同时指出曾经作过的不负责的交待。我想尽力作出客观的叙述，不加自己的批判，以便使组织对我的过去作出明断来。

且不说文字中为自己所作的诸种曲意辩护，说一说当时所遗留下来的一个细节。在交待出国前的思想状况时，穆旦写下了这样的时局认识：“我原已准备迎接解放，因为当时我认识到，共产党来了之后，中国会很快富强起来，我个人应该为百分之八九十的人民高兴，他们翻了身，个人所感到的不自由（文化上，思想上）算不了什么，可以牺牲。”这段文字被划线且一旁有四个字的批语：“纯粹扯淡！”

这四个字，以一种粗鄙而又相当地道的语言涵括了那些深谙政治文化奥秘的交待材料审阅者对于穆旦的“思想认识”的基本看法。

也正因为对于政治文化语境的体知，我将这些文字视为穆旦所承受的历史压力的一种最直接体现。它与一般意义上的所谓“自述材料”自然是不能同日而语的。如果说，一般性的自我陈述是通过描述、勾勒、解释，以确立某种形象，从而达到自我阐释的效果；那么，这些尘封在档案柜里的文字所透现的，则是一个在严酷的时代语境、强大的历史压力挤压之下的渺小的、惶恐的、向内收缩的个人形象。其中的复杂性后文将有专门的讨论。当然，读者也可以通过这些材料展开一些其他的认识，比如个人与时代的关系，写作者如何自处，等等。

历史已无从更变，能够看到的只能是目前这样的情形。综合来看，所谓“沉默”有着双重的含义：“个人”的有意强化、“时代”的无意阻隔共同造设了一个沉默内敛的诗人穆旦形象。

从传记角度看，相关文献较少、且明显存在局限的情形实在可说是一种遗憾，但这也使得穆旦研究获具了一种特殊的魅力：一个缺少自我阐释的穆旦为世人留下了更多的空间，他通过较少的写作、较少的自我建构所树立起来的自身形象——一个穿行于黑暗之境的诗人，恰如一首艺术兴味浓郁的诗，经得起反复研读。

目 录

引言 沉默的诗人

一 有意的无意的沉默

二 历史的假设

三 “档案”与“自述”

四 传记之可能

第一章 “破落户子弟”

一 祖籍海宁，生于天津

二 “破落户子弟”

三 历史的分途

第二章 南开校园诗人

一 南开教育环境

二 南开社会环境

三 教职员，同学与“文字”

四 “早熟”的写作者

五 现代语文教育及文学语境的视角

第三章 清华校园内外

一 清华教育理念与课程设置

二 “华北之大，已经安放不得一张平静的书桌了”

三 文学梦与人生的磨砺

第四章 北平、长沙、昆明

一 国民政府的战时教育政策

二 “灵魂记住了”—“南岳之秋”

三 “救亡呢？还是上学呢？”

四 “行年二十，步行三千”

五 迁徙中的穆旦

第五章 昆明，蒙自，叙永

一 “蒙自”：持重与轻松

二 文学与现实

三 “查良铮”与自我形象

四 “穆旦”：作为翻译者的一面

五 生活的“还原作用”？

第六章 赞美：在“命运”和“历史”的慨叹中

一 “赞美”型诗歌，非歌颂型意象

二 “新的抒情”：评论与自况

三 从“合唱”到“具体个人的面孔”

四 “赞美”：“亮色”与“底色”

五 “一个真正敏锐的、具有丰富情感的诗人”

第七章 “坐在山岗上让我静静地哭泣”

一 从军行

二 “光荣的远征”

三 惨绝的“野人山经历”

四 “苦难的旅程——遥寄生者和纪念死者”

五 “坐在山岗上让我静静地哭泣”

六 “没有人知道历史曾在此走过”

七 “因为我们已是被围的一群”

八 历史的吊诡

余论

第八章 大西南时期

一 书信中的信息

二 何以没有重回联大教席

三 部队的英文秘书、新闻学院学员与中国航空公司职员

四 国际时事新闻译员穆旦

五 交游、写作与发表

六 从云南到北平：地域与身份的转换

第九章 《新报》时期

一 关于《新报》的说法

二 《新报》之创办

三 总编辑查良铮的工作与写作

四 《新报》之周年纪念

五 《新报》之被封

余绪

第十章 沪宁线上

一 “饥饿的中国”

二 四处奔走的小职员

三 “他非常渴望安定的生活”

四 非职业化的写作者

五 被扼杀的文化可能性

六 “用极近口语的文字写出了庄严的诗”

七 穆旦批评空间的生成与湮息

八 “我实在想写一些鲁迅杂文式的诗”

余论 修改行为与自我形象

第十一章 “被点燃”的青春：“愤怒”“孤独”与“安憩”

一 “玫瑰的故事”

二 “你们被点燃，却无处归依”

三 “玛格丽就住在岸沿的高楼”

四 “让我在你底怀里得到安憩”

第十二章 “出走”与“归来”

小引 “ 我想要走”：现实与写作

一 “懂得受难，却不知至善之乐”

二 国外的生活，俄文冠军，未及充分展现的诗人

三 “感觉无法再在美国呆下去”

四 一个旁述：“从来没有怀疑过我迟早要回国”

五 “出走”与“归来”：对照性的行为

第十三章 最初的契约

一 “献礼”的热情

二 “在答应此事时心中有矛盾”

三 初到南开

四 “文学原理”与“普希金”

五 看似平静的生活

第十四章 “外文系事件”风潮

一 挽留陈逵事件

二 《红楼梦》座谈会

三 提意见、检举、“谈心会”及总结

四 事态进一步扩大

五 穆旦的遭遇与反应

余论

第十五章 “穆旦”的短暂重现

一 “肃清反革命，思想改造”

二 “不应有的标准”

三 多重“鼓励”

四 “我的葬歌只算唱了一半”

五 “有多少生之呼唤都被淹没！”

六 “这个‘时代’的夭亡和总结的宣告”

第十六章 “穆旦”与“查良铮”

一 “不能不令人怀疑作者的真实动机”

二 局部性的自我检讨

三 “大跃进”思潮下的穆旦批判

四 艺术与政治的纠结

五 译介文字中的复杂语调

六 “查良铮”与“穆旦”的分离局面

余论 历史的效力

第十七章 “把自己整个交给人民去处理”

一 被打成“历史反革命分子”

二 “承受着极大的痛苦而不外露”

三 图书馆编目股馆员的日常工作与美国史翻译

四 日记：另一种沉默的方式

五 交代、交代、再交代……

六 劳改、抄家、搬家……

七 “自己的历史问题在重新审查中”

八 “查良铮平时不言不语，从不暴露自己的思想”

九 1970年10月的日记

余论

第十八章 “寿命之飘忽，人生之可畏”

一 “其因在我，心中沉重”

二 “少了这样一个友人，便是死了自己的一部分”

三 “访旧半为鬼，惊呼热中肠”

四 旅居国外的友人来访

五 年轻人来访

六 三个无法回答的问题

七 腿伤，地震……

八 “《唐璜》可能出版”

九 “寿命之飘忽，人生之可畏”

十 湮没于一片混沌之中……

第十九章 文艺复兴的梦想冲动

一 “谈译诗问题”：翻译的再出发

二 撞见了“丘特切夫”

三 《唐璜》开始翻译

四 三重动力

五 “奥登”与“现代诗选”

余论 新时期的到来与穆旦译著的境遇

第二十章 “我已走到了幻想底尽头”

一 秘密的写作

二 书信、日记与“潜在写作”资源

三 晚年写作的编年问题

四 “我已走到了幻想底尽头”

五 “停电之夜”：“默念这可敬的小小坟场”

六 “在芦苇的水边”

七 “神的变形”与“人的苦果”

八 《冬》：绝笔，“死的火”，被修改的乐观

尾声 “未来对于他将永远是迷人的‘黑暗’”

后记

作者简介

易彬，湖南长沙人，文学博士，先后毕业于湖南师范大学、南京大学和华东师范大学，曾任教于长沙理工大学中文系，现为中南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史、新诗、现代文学文献学、中外文学关系等方面教学与研究。

性好读诗，乐于文献搜集，出版“穆旦研究系列著作”“彭燕郊研究系列著作”以及《文献与问题：中国现代文学文献研究论衡》《记忆之书》等著作十余种；在《文学评论》《文艺研究》等刊物发表论文百余篇。

亦从事诗歌与自然随笔的写作，有诗集《通往丛林的路》。

穆旦研究系列著作

《穆旦年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初版；浙江大学出版社2024年修订再版

《穆旦与中国新诗的历史建构》，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

《穆旦评传》，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

《穆旦研究资料》（上下，与李怡合编），知识产权出版社，2013年

《穆旦诗编年汇校》，北京大学出版社，2019年

《幻想底尽头——穆旦传》，上海文艺出版社，202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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