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不边不内的贵州之地，在元代分属于湖广、四川、云南等3个行省管辖，实为3省毗连的极边之地。明永乐十一年（公元1413年）设立贵州承宣布政使司，贵州始为一省。那时，就连今东北3省、内蒙、宁夏、甘肃、青海、新疆、西藏都还没有省区建置。当时，贵州地方军民合计不过51万

不边不内的贵州之地，在元代分属于湖广、四川、云南等3个行省管辖，实为3省毗连的极边之地。明永乐十一年（公元1413年）设立贵州承宣布政使司，贵州始为一省。那时，就连今东北3省、内蒙、宁夏、甘肃、青海、新疆、西藏都还没有省区建置。当时，贵州地方军民合计不过51万多丁口，处于“地广人稀”的状态。贵州布政使司仅辖有1宣慰司、8府、3州，即贵州宣慰司并思州、镇远、铜仁、乌罗（后并入铜仁）、思南、石阡、黎平、新化(后并人黎平）等8个府及安顺、镇宁、永宁等3个州，辖区大致相当于今贵州省境的1/3。到明万历二十九年（公元1601年），经约两个世纪以后的开发，其辖地也只有今贵州面积的2/3。周边的1/3地盘，仍分属于湖广、四川、云南等3个行省管辖。又隔1个世纪以后的清雍正三年至五年（公元1725-1727年），才将那1/3的辖区拨属贵州。地狭民稀，财政窘迫，正是当时贵州的极贫景况。全省每年所征军卫屯科粮及府州田赋总量不足20万石，要靠周边的四川、湖广和云南协济。其中，湖广每年坐派解纳贵州粮米12.24万石，四川解纳10.97万石，另由播州、乌撒、乌蒙、镇雄和东川诸府交纳3.17万石，总计25.91万石，约占当时贵州财政收入的60%。故史称“贵州为天下第一贫瘠之处”，“全省赋税不如中州一大郡”。若按土地、人口和赋税条件，贵州还不足以建省。由于贵州在西南乃至全国的战略地位所决定，终被列为明代全国13个布政司而加以开发和建设。

明末清初，我国著名的历史地理学家顾祖禹在《读史方舆纪要 贵州方舆纪要序》卷十中说：“尝考贵州之地，虽偏隅逼窄，然驿道所经，自平溪、清浪而西，回环达于西北，几千六百余里。贵阳犹人之有胸腹也，东西诸府卫犹人之两臂。然守偏桥、铜鼓以当沅、靖之冲，则沅、靖未敢争也；踞普安、乌撤，以临滇、粤之郊，则滇、粤不能难也；扼平越、永宁，以拒川蜀之师，则川蜀未敢争也，所谓以守则固矣。命一军出沾益，以压云南之口，而以一军东指辰、沅，声言下湖南，而卷甲以趋湖北，武陵、澧阳不知其所守。膺击荆南，垂头襄阳，而天下之腰膂已为吾所制矣！一军北出思、黔，下重庆，敌疑我之有意成都，而不疑我之飚驰葭萌也。问途沔北，顾盼长安，而天下之噤吭且为我所搤矣！所谓以攻则强矣！如是，而日贵州蕞尔之地也，其然乎哉！”这种战略地位的重要因素，决定了在明清两代长达5个世纪的开发过程中，最突出的是以推行军屯制度来改变元代80年中在贵州推行的土司制度。最后，使这两种制度融突和合，转化为中央集权制度在贵州以准制度形式的实施，给封建地主所有制经济的发展开辟了道路。因此，卫所军屯制度的推行，不仅对贵州在历史上产生了划时代的作用，而且对贵州的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的发展也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贵州西面的云南，远在西南边陲，自爨氏称霸以来，长期自雄一隅，唐有南诏，宋有大理，元朝在云南建有行省，直到明初仍在梁王把匝刺瓦尔密的统治之下，自恃地险路遥，不愿归附明朝。从洪武二年（公元1369年）起，明太祖朱元璋曾7次遣使往云南招谕，均不成功。通过对今湖南、四川的用兵之后，在贵州地方开始设置“两卫一所”，即洪武三年置靖州卫（设于今湖南靖县）其中领有天柱千户所（设今天柱县境），隶于湖南都指挥使司；洪武四年置贵州（设于今贵阳市城区，领左、右、中、前、后等5个千户所）、永宁（设于今四川叙永县城，领5个千户所）两个卫，隶于四川都指挥使司。很明显，明朝为了进攻云南，最初是从今湖南、四川和贵州3个方面布署军事力量。由于贵州“界川湖夷洞之间，师旅数兴其费，必仰给两省，有一到断若寄生矣，惟是滇南往来假道故疆理焉③。”待全国形势稳定以后，朱元璋于洪武十四年（公元1381年）八月，谕文武大臣：“云南自昔为西南夷，至汉置吏，臣属中国。今元之遗孽把匝刺瓦尔密等自恃险远，桀鹜梗化，遣使诏谕辄为所害，负置隐匿，在所必讨。”在对云南用兵方面，无论取道湖广或巴蜀，势必均以贵州为喉襟，于是确定“先安贵州，后取云南”之策。经过精心筹划，于同年九月初一日，朱元璋在奉天门谕征南将军颖川侯傅友德、左副将军永昌侯蓝玉、右副将军西平侯沐英等：“云南僻在遐荒，行师之际，当知其山川形势，朕尝览舆图，咨询于众，得其厄塞。取之之计，当自永宁先遣骁将别率一军以向乌撒，大军继自辰、沅以入普定，分据要害，乃进兵曲靖。曲靖，云南之喉襟，彼必并力于此以拒我师，审察形势，出奇取胜正在于此。既下曲靖，三将军以一人提劲兵趋乌撒，应永宁之师。大军直捣云南，彼此牵制，彼疲于奔命，破之必矣！云南既克，宜分兵径趋大理，先声已振，势将瓦解。”而且，为了稳定贵州，孤立梁王，就在兴师的当天，朱元璋遣使赍敕符谕播州宣慰使杨铿：“今大军南征，多用战骑，尔尝（当）以马三千，率酋兵二万为先锋，以表尔诚。”接着，又谕金筑安抚司长官密定：“尔密定首献马五百匹以助征讨，其诚可嘉，故特遣使往谕。候班师之日，重劳尔功。”④贵州各土司，深明大义，或献马，或纳粮，或出兵．以播州宣慰司2万士兵为开路先锋往征云南。时隔26天，傅友德兵至湖广，先遣平凉侯费聚领兵直奔普定分据要害，堵住云南出口。继又分遣都督胡海洋等帅偏师5万由永宁（今四川叙永）趋乌撒（今贵州威宁）与主力于曲靖会合。十二月二十一日，傅友德等率大军自辰、沅进入贵州过偏桥（今施秉），据贵阳，克普定（今安顺），下普安（今盘县），云南震恐。梁王闻讯，即刻派司徒平章达里麻将兵10万驻防曲靖。十二月二十六日，傅友德军至曲靖城下，逼梁王决战，败达里麻于白右江，乘胜入昆明，占大理，云南一举平定。洪武十五年（公元1382年）正月十四日攻克云南的捷报至京，朱元璋反而感到忧虑。他认为：“至如霭翠辈不尽服之，虽有云南，亦难守也⑤。”当时，霭翠为贵州宣慰司宣慰使，在贵州土司中势力最大，与乌蒙、乌撒、东川、芒部、普定、普安等土司声息相通，均属“倮儸”（今彝族），若霭翠不尽服，势必造成中梗。一旦贵州发生变乱，即令占领了云南，而粮道中断，后援不继，虽有云南亦难固守。明朝为要巩固在云南的统治，只有从长计议，全力稳定贵州，所以在云南平定后的次年即设贵州都指挥使司，31年后又建立贵州布政使司，列入了全国的开发对象。

建省设置前后的首要任务，就是保障“一线”驿道畅通云南。明初在元代大兴“站赤”（驿道）的基础上大力修整湘黔、滇黔、川黔、黔桂及川黔滇诸驿道，4条驿道干线在今贵阳形成十字交叉，致使贵州成为西南交通的重要枢纽，在战略上具有举足轻重的“一线之路”以通往来的作用。在当时，驿道具有发号施令、通达边情、调兵遣将、运输粮秣、接送官员、进京朝觐以及运送滇铜等特殊的意义和价值，均以驿道畅通为先决条件。贵州为“驿道所经”，控扼云南的进出，由湖广通往云南和由四川进入云南的驿道，都必须经过贵州。湖广通往云南的驿道，实际上是由湘黔驿道和滇黔驿道组成，从平溪（今玉屏）入境西行，中经镇远、偏桥（今施秉）、兴隆（今黄平）、清平（今凯里炉山）、新添（今贵定）、龙里、贵阳、威清（今清镇）、平坝、普定（今安顺）、安庄（今镇宁境）、关岭、尾洒（今晴隆）、新兴（今普安），于亦资孔（今盘县境）入云南。川滇黔驿道，自永宁（今四川叙永）开始，西南经赤水（今毕节赤水河）、层台、毕节、黑张（今赫章）、乌撒（今威宁）入云南。在贵州的各驿道中，以湖广通往云南的驿道为大动脉，而川黔滇驿道亦是重要路径。按当时驿道的货运量估算，云南占了70%，而贵州只有30%。

为了确保云南道路的畅通，只有在驿道沿线设立卫所，派兵保护，同时钳制土司，稳定局势。从洪武四年（公元1371年）至洪武三十年（公元1397年）的26年间，在贵州地方共设立24个卫132个千户所及2个直隶千户所。其中，有18个卫100个千户所及2个直隶千户所属贵州都指挥使司管辖，有6个卫32个千户所属湖广都司管辖。鉴于贵州在军事上占有重要地位，卫所最为密集，比周边各省都要多一些。当时，地面辽阔的四川，只设17卫23所；云南地处边陲，也只设20卫28所；广西的卫所远不如贵州多，仅10卫22所；至于地跨两湖的湖广，虽有27卫，而其中平溪等6卫却设在今贵州境。从卫所的布局上看，在东、西、南、北4条驿道枢纽之地今贵阳，设有贵州卫和贵州前卫两个卫，既拱卫都司，又控扼驿道。贵阳以西的威清、平坝、普定、安庄、安南（原名尾洒）、普安等6个卫，史称“上六卫”，均驻守黔滇驿道。贵阳以东的龙里、新添、平越、清平、兴隆、都匀等6个卫，史称“下六卫”，除都匀卫驻守黔桂驿道外，其余5卫均布署在湘黔驿道上。平溪、清浪、镇远、偏桥、铜鼓、五开等6个卫，史称“边六卫”，除铜鼓、五开两卫分布在湘黔边境今锦屏、黎平外，偏桥、镇远、清浪、平溪等4个卫依次向东，以扼入黔孔道。西北一线乌撒、毕节、赤水、永宁等4个卫，史称“西四卫”，驻守川黔滇驿道。按明代“军卫法”规定，每卫额定5600人，一般由前、后、左、右、中等5个千户所组成，每千户所为1120人；每所下属10个百户所，每百户所为112人；每百户所下设2个总旗，每总旗又分10小旗统领军户。由于贵州列为军事重地，有许多卫除常规5个千户所的设置外，还增设有数量不等的外守御千户所。例如，“上六卫”的普安卫，就增设有乐民、安南、安隆、新兴、新城等5个千户所；“西四卫”中的赤水卫，兼领有白撒、阿密、摩尼等3个千户所。据明嘉靖时谢东山、张道编纂《贵州通志》卷五记载，贵州都指挥使司所辖18卫及2直隶千户所原额军户共有161588名，再加上“边六卫”及天柱千户所的常规额定军户约34720名，当时在贵州地方的原额军户近20万名。若再加上万历年间设的威远卫（今遵义）和崇祯年间设的敷勇（今修文）、镇西（今清镇卫城）两个卫，已远远超过20万名。明代卫所军屯制度是对元代制度的延续和对历代制度的发展。明代军事屯田的生产组织是以“屯”为基本单位，1屯有若干军人或若干军户。军户有1名“正军”充役，还有辅助正军料理生活的1人，称为“军余”或“余军”。正军和余军均可携带家室，那么通过贵州军屯所带动的人口约有70余万。由于从西南全局和云南边防着眼，对贵州布署重兵驻守，推行卫所军屯制度，为明清两代变革贵州的土司制度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贵州“军户”的直接来源有三个方面：一是跟随朱元璋起义的农民，称为“从征者”；二是在战争中招收的降卒，称为“归附者”；三是因犯罪而被发配的“充军者”。在贵州地方卫所的建立和发展过程中，朝廷还不断地从外地向贵州输送兵员。其中，在洪武十二年（公元1379年），曾将成都中卫军士2000名调补“贵州卫”，又调成都的前、后、左、右等4卫军士700名前往“黄平”守御；洪武十五年，云南平定后，以“江西、浙江、湖广、河南”等4个都司的军士就地留守，“控扼要害”；同年十一月，普定侯陈垣、靖宁侯叶升，屯田定边、姚安、毕节诸卫。洪武二十年，又命左军都督佥事冯诚，往谕普定侯陈桓、靖宁侯叶升，“率湖广都司诸军驻普安分屯”；洪武二十一年，“置泸州、赤水、层台三卫”，调长安等卫官军15220人补充各卫。后来，因兵源不足，又采取“配户当差制”和“垛集”之法从外地增补。所以，贵州军户的来源扩大到了今陕西、河南、安徽、江苏、江西、浙江、湖南、湖北、四川等省。⑥

明代军屯的基层组织是“屯所”即“屯田百户所”，为防御需要而合几个“屯”或“屯所”建一个“屯堡”。全国各地的卫所多以七分守城，三分屯耕，凡有卫所之处则有屯营之田，屯种者其初只是屯军。洪武十五年，置贵州都指挥使司，建立省一级的军事机构，所领卫所均开设屯堡。同年十二月，朱元璋谕沐英等自永宁至大理每60里设1堡，置军屯田。洪武二十三年六月（公元1390年7月），曾谕给平溪、清浪、镇远、偏桥、兴隆、清平、新添、隆里、威清、平坝、安庄、安南、平夷等12（应为“13”）卫屯田诸军官牛6770余头。⑦为了加强对军屯的管理，各道专设风宪官1员以提督之，其牛具农器则总于屯曹，细粮子粒则司于户部。天启年间（公元1621-1627年），在永宁和威远（遵义）两卫地设驻屯田道臣，专管屯田，使贵州地方的卫所屯田制度更加完善。⑧

凡卫所拨军屯种者，每人给屯地“一份”，官给牛具种子，课征“一份”屯田子粒，既有屯田则例，也有样田比较。军屯份地的“一份”含量，全国不尽统一。贵州在崇祯四年（公元1631年）以前定为18亩，其中“旧例一军授水田十二亩，旱地六亩⑨。”到崇祯十年以前，各卫军士上粮屯田俱各8亩，合计口食，则总旗16亩，小旗14亩，军人10亩。由于贵州山多田少，“一份”屯田的含量，远远低于周边省区。当时，卫所占有的屯田多少不一，最多的乌撒卫有84938亩（以旱地为主），最少的清平卫只有19708亩（以水田为主）。明代贵州的田赋，除民田、土司田之外，还包括屯田。洪武年间（公元1368 -1398年），贵州地方的军屯就占有屯田933000亩。到明正统六年（公元1441年）以前，贵州等20卫的屯田、池塘总面积达957600余亩。⑩军户分拨下屯，从事垦种，要将所承种军屯份地的收获物上交官即卫所屯仓，称为“屯田籽粒”，贵州地方每亩屯田一般上交田赋在2.3斗左右。据明代嘉靖时谢东山修《贵州通志》记载推算，全省每年屯田科粮可达10万石。

明代贵州地方屯地的来源有三种，其中主要是掠夺当地少数民族的耕地，然后再垦荒拓展。在平定云南以前，在贵州地方就已置卫占地屯田。洪武四年（公元1371年），设永宁卫时，就已占有屯田53290亩。同年在今贵阳市城区设置的贵州卫，领左、右、中、前、后等5个千户所也同样占地屯田戍守。11洪武十八年置五开卫（今黎平县城），领黎平、中潮、新化亮寨、新化屯、龙里等5个千户所；洪武二十六年，在镇压湖广“五开蛮”（今黎平地方吴勉领导的侗族农民反占地屯田的起义）后，大肆占地屯种，安置军屯3200余名。12万历二十九年（公元1601年）正月，在镇压播州人民的反抗后，于白田坝置威远卫，设立指挥千户等官，同样占地屯田，天启四年（公元1624年），在镇压贵州土司奢崇明、安邦彦的“反叛”后，贵州巡按侯恂“取殁入叛田给各官额俸”。又将“地多平原”的“外四里”之地“开屯赡兵”，并以“内四里”分给“降将”。13崇祯三年（公元1630年）置镇西卫（今清镇卫城镇，领武威、赫声、柔远、定南等4个千户所）和敷勇卫（今修文扎佐镇，领于襄、濯灵、修文、息烽等4个千户所），继续屯种。后来，仅定南所、镇西卫、柔远所、敷勇卫、濯灵所、息烽所等6处，就占有所谓“新屯”117500亩。其次是开垦荒地荒田，于卫所所在有闲旷之土，分军以立屯堡，俾其且耕且守。洪武二十九年（公元1396年），曾以湖广辰州麻阳县荒田40顷60余亩，给沅州（今湖南芷江）、平溪（今贵州玉屏）两卫军士屯种。14实际上，这种荒地荒田也是当地少数民族因兵燹而逃亡所遗弃的。再则就是没收元代官田所得。在明军定云南之后，傅友德奏报云南、临安、楚雄、曲靖、普安、普定、乌撒等卫及沾益、盘江等千户所，见储粮182000石有奇。15这种存粮，有可能是元军屯田所产。

在军屯的带动之下，贵州的民屯和商屯勃兴，外来人口猛增，为贵州建省奠定了经济基础。以人为载体，把中原、江南，特别是四川、湖广长期积累起来的科学、技术、文化带进贵州，加大了开发力度。而且，把本地传统的开发方式与全国接轨，改变了开发手段，仿效“中原模式”进取，将贵州的经济发展水平提高到一个新的高度。诸如牛耕及先进耕作技术的推广，农田水利的兴修，旱地农作物以及其他新品种的引进，蚕桑等经济作物和蔬菜果树的栽培，人工营造杉木林的发展，给溪峒和山原农业带来了新的生机。金矿局、水银朱砂场局、冶铁所、杂造局、织造局的出现，外地工匠的源源进入，手工作坊的兴办，“中原式”建筑的兴建，都标明贵州工矿建筑进入了一个新阶段。以卫所驻地为中心，城镇商业的兴起，集市贸易的扩大，食盐运销和木材、土特产品外运的发展，货币流通领域的扩大，都是在推行军屯制度和建立贵州行省以后出现的新面貌。为了加强思想统治，朱元璋制定了“移风善俗，礼为之本，敷训导民，教为之先”的“安边”政策，大力推行儒学教育，辅以佛教、道教，目的在于“广教化，变土俗，使之同于中国”，使少数民族“归顺朝廷”。这些举措，为巩固卫所军屯制度、建立省的政区和后来的发展，都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

贵州是土司集中的区域，要安定贵州必先安抚土司。明初将元朝所置300余处蛮夷长官司，加以归并改置，设立贵州、播州、思州、思南等4个宣慰司及9个安抚司、94个长官司，继续奉行“以土官治土民”的政策。待条件成熟以后，逐步实行“改土归流”。因此，永乐年间对思州、思南两宣慰司的改流，便成为贵州建省的开端。由于卫所的设置布局，既控扼驿道，又钳制土司，卫所军屯制度的确立，对土司制度的改革起到了稳定贵州局势的作用。到清代，又将卫所改置州县或并入州县，正是以流官取代土官的重要举措。

by：贵州文化系列丛书《独特的社会经纬-贵州制度文化》，编委主任苗春亭，黄才贵编著

贵州教育出版社。

来源：生活读书新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