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提要：在传统的学术视野中，一般认为元明之际浙江行省的辖府数量经历了由九府到十一府的转变。但这种说法，只反映了洪武十四年前后浙江行省的辖府变迁状况，而对于至正二十六年至洪武二年间浙江行省辖府数所发生的重要变化，则普遍为学人所忽视。本文充分利用《明实录》、《明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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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要：在传统的学术视野中，一般认为元明之际浙江行省的辖府数量经历了由九府到十一府的转变。但这种说法，只反映了洪武十四年前后浙江行省的辖府变迁状况，而对于至正二十六年至洪武二年间浙江行省辖府数所发生的重要变化，则普遍为学人所忽视。本文充分利用《明实录》、《明史》、明清方志等材料，对元末明初浙江行省的设置背景及其辖域的动态变迁进行抽丝剥茧的分析，进而发现在元明之际，广信府亦曾隶于浙江行省；直至洪武二年，其政区隶属关系方发生由浙改赣的变化。本文期冀通过对这一问题的研究，以修正传统认为元明之际浙江行省一直辖九府的观点，并希望就探明浙、赣二省的区划格局有所裨益。

关键词：元明之际；浙江行省；轄府变迁；区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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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有明一代，是传统省制由初生走向成熟的重要时期。其在蒙元行省制的基础上，“远稽汉唐，略加损益，亦参以宋朝之典”，创立了一套颇具特色的地方行政制度。自宣德三年（1428）以后，天下固定形成了两京、十三布政使司的行政建置。而这中间，浙江行省就是一个相当重要的组成部分。

明代浙江行省辖域，一般认为共辖十一府。《明一统志》清晰勾勒出了于时浙江行省的辖府情况，《志》称：“本朝置浙江等处承宣布政使司，领杭州、嘉兴、湖州、严州、金华、衢州、处州、绍兴、宁波、台州、温州十一府”。清人所修的《明史•地理志》亦言：“（浙江行省）领府十一，属州一，县七十五”。

值得注意的是，以上《明一统志》、《明史•地理志》等官方史料的记载，反映的是明代浙江行省建置长期稳定以后的辖府情况；而对于元明之际浙省辖府的变迁经过，则需要作进一步的细致分析。具体来看，浙江行省北部之嘉兴、湖州二府，明初原属京师。至正二十六年（1366），朱元璋取湖州、嘉兴，改为府，以之隶属此前设置于应天府（今南京）的江南行中书省。洪武元年（1368）罢江南行省设南京，十一年（1378）改为京师，嘉、湖二府均属之。洪武十四年（1381），“以直隶嘉兴、湖州二府隶浙江”，此二府的政区隶属关系至此确定，浙江行省遂常备十一府之建置。

关于元明之际嘉、湖二府政区归属的变迁经过，清嘉兴人朱彝尊在《浙江分地考》中作了详尽的梳理，其考称：

浙江布政使司初设，所辖九府而已。嘉兴、湖州统于直隶。故《实录》洪武九年十二月书，直隶湖州、嘉兴诸府水灾，遣户部主事赵乾等赈给。十一年五月，勅工部定岁造军器之数。其书嘉兴、湖州亦冠以直隶字。至十四年四月复置巡检司，嘉兴府一：嘉兴县之杉青闸；湖州府三：乌程县之后潘，德清县之下塘、新市，仍以直隶文冠之。宋濂《京畿乡闱纪录序》云：“洪武辛亥秋八月，游当乡贡之期，凡畿内三州十七府之士，皆欢欣相告，裹粻而奔走，仪曹具以状闻。”所云十七府者，直隶之府十四，其一广德——四年以后始降为州，合嘉兴、湖州而共计之也。天台徐一夔《送赵乡贡序》云：“元置行省于浙，领郡三十二，杭隶焉。今领郡九，杭亦隶焉。”崇德贝琼《谷江渔者诗序》云：“洪武五年秋，校文浙江，太末徐复礼迫有司命，起与九府之士俱遂，与四十人之选。”鄭人郑真跋《同年录》云：“洪武壬子秋，浙省承诏旨合九郡之士试之，得四十人，上诸京师。”又《送何本道还金华序》云：''洪武五年，诏命三年迭试，于是浙江所属九郡以其名上之行省，而金华何本道与焉。”其云九郡者，嘉兴、湖州不在其内。逮洪武十四年十一月，始以二府改隶浙江，考《清类天文分野之书》，于洪武十七年进呈二府沿革.只书今属浙江布政司，语焉勿详，后之人罔闻知由是。柳琰、邹衡、赵瀛、刘应餌志嘉兴，劳钺、栗祁、张铎志湖州，俱不言分地本末。惟仁和夏时正撰《杭州府志》独云：“元至正二十六年十一月，皇朝平浙，置浙江等处行中书省，领府九。洪武九年，改为浙江等处承宣布政使司。十五年，割直隶嘉、湖二府隶浙江，领府十一。”又云：“洪武三年，诏开科举，浙江行省即杭州府学之西为贡院，合试九府之士。”书之特详。

在这篇文章中，朱氏旁征博引，对至正末至洪武十四年（1381）间浙江行省辖府数量的变化进行了深入的考察。自其看来，朱明立国之初，以杭州为省治的浙江行省仅辖杭、严、金、衢、处、绍、宁、台、温九府之地，直至洪武十四年（1381）十一月朱元璋以嘉、湖二府改隶浙江后，浙江行省方备十一府之制，并在之后长期保持稳定。

朱彝尊的观点得到了后世学人的普遍认可，迄今为止，关于浙江行政区划的研究颇为不少，但基本未对朱氏的看法提出异议。惟有谭其曝先生，其在国立浙江大学史地系任教期间，曾发表《浙江省历代行政区域——兼论浙江各地区的开发过程》一文，对浙江省建置沿革作了鞭辟入里的分析。在论及明代浙江西部省域空间的形成时，谭其鑲先生称：“明初广信府属浙江，洪武四年即改隶江西”。这一论断颇为新颖。苟此言不误，将对以往关于元明之际浙江行省辖府情况的观点造成不小冲击。

遗憾的是，在这篇文章中，谭其骧先生并未对广信府曾属浙江的观点进行充分的阐释。而之后的研究者，亦未对这一涉及到元明之际浙江行省辖域变迁的重要意见投以深切的关注。那么在明初，广信府是否真正隶属过浙江行省？如果是，其政区隶属关系，又究竟于何年发生由浙改赣的变迁？

事实上，笔者在对元明之际广信的政区隶属关系进行梳理后，发现洪武初广信府确曾隶于浙江行省。其政区归属发生出浙入赣的更革，亦是影响明代浙江行省辖域乃至浙、赣二省区划格局形成的重要因素。进一步而言，传统以朱彝尊为代表的浙江行省初设时仅辖九府、至洪武十四年（1381）方统十一府的观点，确存在可商之处。有鉴于此，本文拟在学界已有的基础上，深入考察元明之际浙江行省的时空形成过程以及广信府政区隶属的变迁，进而对这一时期浙江行省辖府数量的变化进行探索，不当之处，尚祈赐正。

二 从江浙行省到浙江行省

明代的浙江行省，溯源自元江浙行省。江浙行省，是伴随着元朝灭宋的步伐逐渐建立起来的。元世祖至元十三年（1276）二月，宋恭宗赵累奉表降元，两浙内附，元中枢遂以临安为两浙大都督府。同年六年，罢两浙大都督府，立行尚书省于临安，设诸路宣慰司，以行省官为之，并带相衔。是年，又于扬州置江淮等处行中书省，以统两淮、江东之地。至元十五年（1278）十一月，“行中书省自扬州移治杭州，立淮东宣慰司于扬州，以阿剌罕为宣慰使”。以此为标志，临安、江淮二行省遂合而为一，仍以江淮行省名之。

以后，该行省的治所屡次在杭州、扬州二地间进行迁移。至元二十一年（1284）二月，徙江淮行省于杭州。至元二十三年（1286）七月，江淮行省忙带兀言：“今置省杭州，两淮、江东诸路财赋军实，皆南输又复北上，不便。扬州地控江海，宜置省，宿重兵镇之，且转输无往返之劳，行省徙扬州便。”（世祖）从之。至元二十六年（1289）二月，“徙江淮省治杭州。改浙西道宣慰司为淮东道宣慰司，治扬州。”这是江淮行省的治所发生最后一次迁徙.其省治从此固定在杭州不改。至元二十八年（1291）十二月，“江北州郡割隶河南江北行中书省。改江淮行省为江浙等处行中书省，治杭州。”其省名亦至此确定。

从元代江浙行省的辖域来看，其下辖江南浙西道肃政廉访司、浙东海右道肃政廉访司、江东建康道肃政廉访司及福建闽海道肃政廉访司四道，此四道事实上又由南宋两浙西路、两浙东路、江南东路、福建路四路演化而来。这中间，江南浙西道、浙东海右道及江东建康道的政区建置一直保持稳定，而福建道的隶属关系则颇多变迁。至顺帝至正十六年（1356）正月，“改福建宣慰使司都元帅府为福建行中书省”，福建道遂别为一省，江浙行省至是统浙西、浙东、江东三道。

在浙西、浙东、江东三道中，浙西、浙东之地，自唐末以降长期属同一高层政区。其在五代属吴越国，入宋后又同隶于两浙路。宋室南渡后，虽将两浙路一分为二，但浙西、浙东两大区域仍被整合到以杭州为中心的政治空间体系中，这在事实层面推动了两浙的政治融合。因此在元江浙行省设置以前，浙西、浙东之间的政治联系即已相当密切。继之而来的江浙行省时代，则进一步强化了这种融合趋势。

而对于辖宁国、徽州、饶州、集庆、太平、池州、信州、广德八路及铅山一州的江东建康道来说，其与两浙的政治联系则相对疏远。这一区域，于五代属南唐，两宋时期则属江南东路，自成一个独立、完整的行政区划。不过需要指出的是，在江东道八路一州中，明代广信府的前身——信州路，其与两浙地区的空间互动则颇为密切。

信州“控闽粤，邻江淮，引二浙，隐然实冲要之会”，凡以陆路来往于浙、赣之间者，此地为其所必经。信州之建置，始于唐代肃宗时期。乾元元年（758年），“析饶州之弋阳，衢州之常山、玉山及建、抚之地”，置信州。信州初置时，辖玉山、常山、上饶、弋阳、永丰五县，治上饶。未几，常山还属衢州，这一区域自此长期稳定。唐中叶析弋阳置贵溪，五代析上饶、弋阳置铅山，明代析弋阳、上饶、贵溪置兴安，辖县数目虽有增加，而空间范围却无有变动。信州的设置，标志着此地开始独立成为州郡一级行政区划，并奠定了后世广信府的境域基础，信江流域的完整性至此也得以突显。

于兹可见，自有行政建置始，后世广信府之地即与浙境政区生发了千丝万缕的联系。历五代至北宋，信州先属南唐，后隶江南东路。从行政统辖关系而论，此地自设州后便长期与两浙处于一种政治剥离状态，这显然不利于加强两地的政治联系。不过，这一态势在南宋时期得到了极大的改善。建炎南渡，杭州代替汴州，成为帝京所在，信州与全国政治中心的空间距离也随之拉近。此时信州建置沿北宋之旧，隶江南东路，仍被斥于两浙之外；但其与行在临安的政治紧密程度，却得到空前的加强。饶州人洪迈在《稼轩记》中写道：“国家行在武林，广信最密迩畿辅，东舟西车，蜂午错出，处势便近，士大夫乐寄焉”。寓居信州的韩元吉则称：“并江而东行，当闽、浙之交，是为上饶郡。灵山连延，秀拔森耸，与怀玉诸峰，嶋然相映带。其物产丰美，土壤平衍，故北来之渡江者，爱而多寓焉。”祝穆在《方舆胜览》中亦著录了时人之于信州地利形势的看法：

疏荣中康，作填上饶。惟信置郡，自唐分疆。琏言古郡，间出异材。近联闽浙，远控江淮。惟上饶之名郡，实江左之奥区。析建、抚二州之地，当江、吴四塞之冲。蚓楚尾吴头之地，据闽商粤贾之冲。地僻山深，尚带瓯、闽之俗；民贫赋啬，偶联江浙之区。峭壁奇岩，晁太中归于海水；茂林修竹，徐隐君应于方闻。郡分江左，奈士俗之素贫；地近日边，幸政声之易达。

由此可见，因地近行在，身为畿辅要地的信州，普遍被时人视为日边之郡。

入元后，信州被改置为路，属江东建康道宣慰司，并受以杭州为省会的江浙行省管辖。在元代，信州自唐代置州后第一次被正式纳入以杭州为中心的高层政区体系中，某种意义上而言，其与两浙地区的政治耦合度得到了进一步的提高。而从时人的记载来看，亦将信州之地视为江浙行省的重要组成部分。杨维桢在《聚桂文会序》中即言道：“即其今日之所选者，莫盛于江浙；而江浙之盛，饶、信为称首者”。

元末丧乱，“财赋居天下十七，事务最烦剧”的江浙行省，成为各路诸侯角力之所。之后，在诸方角逐中，以朱元璋为首的淮西集团渐趋取得了优势。元顺帝至正十八年（1358）十二月，朱元璋亲督兵围婺州，克之。是月丙戌，“置中书分省于婺州”，并“以婺州路为宁越府”。此中书分省，即明代浙江行省的前身。

至正二十二年（1362），令“改中书分省为浙东等处行中书省，陛同佥朱文忠为左丞都事，杨宪及胡深为左右司郎中，照磨史炳、丹徒知县刘肃为都事，仍开省于金华”。以此为标志，中书分省改称浙东行省。至正二十三年（1363）二月，朱元璋命移浙东行省于严州，“时张士诚屡寇严及诸全，行省发兵应援，往往以道远不能即达。于是徙省治于严，分金华军戍之”，严州府遂成省治所在。至正二十六年（1366）十一月，李文忠领军克杭州。同年十二月己未，“罢浙东行省，开浙江等处行中书省于杭州，升右丞李文忠为平章政事”。至此，以杭州为省会的浙江行省最终设立。那么，在浙江行省设立之初，其辖域究竟包括了哪几个府级政区？而原属江浙行省.且与两浙空间关系颇为紧密的信州之地，又是否在这一时期浙江行省的辖域范畴中？

三 元明之际浙江行省辖府数量的动态

变迁

根据引言中朱彝尊《浙江分地考》一文的观点：自至正二十六年（1366）置浙江行省后，至洪武十四年（1381）十一月之前，浙江止领嘉、湖以南九府之地。应该说，这一看法大体正确，但亦不尽然。

首先我们来看，在浙江行省设立的元年，即至正二十六年（1366）十二月，嘉、湖以南的杭、严、金、衢、处、绍、宁、台、温九府之地，是否皆属浙江行省管辖？根据上节的论述，金华、严州、杭州三府，曾先后为该省省治所在，故是年其在浙江行省的辖域范畴，自不待言。

衢州府，在元为衢州路。至正十九年（1359）九月，常遇春克衢州，“改衢州（路）为龙游府，以武义知县杨苟知府事，立金斗翼元帅府，以唐君用为元帅，夏义为副元帅，朱亮祖为枢密分院判官。命宁越分省都事王恺兼理军储，遇春还宁越”。之后，龙游府相继隶属中书分省、浙东行省，并于至正二十六年（1366）改称衢州府，隶浙江行省。

处州府，在元为处州路。至正十九年（1359）十一月，胡大海克处州，“改处州路为安南府”，寻改处州府，属中书分省，并“以分省都事孙炎总理军储”。至正二十六年（1366）十二月浙江行省设立后，处州府隶属之。

绍兴府，在元为绍兴路，元末属张士诚势力。“时张士诚所据郡县，南至绍兴，与方国珍接境”。朱元璋军曾数攻之，不克。至正二十六年（1366）十一月，“张士诚同佥李思忠、总管衡良佐以绍兴路降”，遂以其属浙东行省。次月浙江行省设立后，绍兴路属之，并“改绍兴路为绍兴府”。

宁波府，在元为庆元路，元末为方国珍所据。至正十八年（1358）十二月中书分省设立后，朱元璋“遣主簿蔡元刚、儒士陈显道往庆元招谕方国珍”。次年，方国珍“遣郎中张本仁以温、台、庆元三郡来献”。不过，方国珍名义上奉献三郡，实存二心，故此三郡的控制权仍属方国珍势力。吴元年（1367）十月，朱元璋命御史大夫汤和“讨方国珍于庆元”。同年十一月，汤和克庆元。十二月，改庆元路为明州府，属浙江行省。

浙江南部台、温二府，元末亦处方国珍之势力范围。吴元年（1367）九月，以朱亮祖帅浙江衢州、金华等卫马步舟师讨方国珍。同月，朱亮祖攻台州，下之。是年十月，朱亮祖自台州黄岩进兵温州，克其城，温州之地遂定。洪武初，台州、温州二路皆被改为府，属浙江行省。

至于嘉、湖二地，元末本属张士诚。至正二十六年（1366）十一月，皆为朱元璋军所克，并被改为府，直隶京师。

由此可见，在浙江行中书省设置元年（1366），后世浙省十一府中，其实止有杭、严、金、衢、处、绍六郡为其所辖；余下五郡，嘉、湖属京师，宁、台、温隶方国珍。一直到次年（1367）十一月朱元璋军克庆元后，嘉、湖以南九郡至是全入浙江行省的辖域范畴。

再来看元明易代时期广信之地的政区归属。原属江浙行省江东建康道的信州路，元末为陈友谅势力所据。至正二十年（1360）五月，胡大海从衢州都事王恺之言，亲率兵攻信州，克之。改信州路为广信府，“以伯文为知府，立龙虎翼元帅府，以葛俊为元帅，周隆为副元帅，守之”。信州路自被改为广信府后，即属设于金华的中书分省管辖。

至正二十一年（1361）五月，朱元璋以“枢密佥院胡大海为中书分省参知政事，镇金华，总制诸郡兵马都事。王恺为左右司郎中，掾史史炳为照磨，命同佥枢密院事朱文忠城严州”。时陈友谅将李明道寇广信，“闻胡大海在浙东，惧其来援，乃遣兵据玉山（县，属广信）之草平镇”。六月，广信守将胡德济求援于中书分省，胡大海率军击李明道，“大破之，擒明道及其宣慰王汉二并部卒千余人，得战马、器械甚众，大海还金华”。

至正二十二年（1362）二月，“金华苗军元帅蒋英、刘震、李福叛杀守臣参政胡大海及郎中王恺，总管高子玉”。同月，朱元璋令“改中书分省为浙东等处行中书省，陛同佥朱文忠为左丞都事，杨宪及胡深为左右司郎中，照磨史炳、丹徒知县刘肃为都事，仍开省于金华，总制衢、处、广信、严、诸全军马”。广信遂属浙东行省，时浙东行省共辖金华、衢州、处州、广信、严州五府及诸全一州之地。

至正二十二年（1362）十月，因四方战争，财用不足，臣下奏请朱元璋“置关市，设官领之，专通物货”，而“浙东所辖金华、广信等府及诸全州，接连外境，盐货以十分为率.税其一分；物货以十五分为率，税其一分,从之”。同年十二月，“广信守将元帅葛俊擅发民夫筑城浚池，浙东行省左丞朱文忠遣人喻止之”。

之后，广信府与浙东行省之间的行政隶属关系一直保持稳定。至正二十四年（1364），以浙东行省枢密分院判官朱亮祖为广信卫指挥使。至正二十五年（1365）二月，张士诚遣李伯升寇诸全州之新城，浙东行省右丞李文忠“以何世明、袁洪、柴虎居守，自指挥朱亮祖以下悉统以行”，大破李伯升军。“文忠收兵会食，遣指挥朱亮祖、张斌乘胜追殄余寇，燔其营落数十”。至正二十六年（1366）八月，浙东行省右丞李文忠又遣广信卫指挥使朱亮祖攻桐庐，降其将戴元帅，并进围余杭。同年十二月浙江行省设立后，因朱亮祖功多，遂迁为浙江行省参政，副李文忠守杭州。从朱亮祖的征战、升迁经历我们不难看到，于时广信府的军政大权全隶浙东行省。不言而喻，在这一时期，广信一直属浙东行省管辖。

在至正二十六年（1366）年十二月浙江行省设立之初，时四方未定、战乱频仍，广信府的行政隶属关系当未发生变更，仍隶于浙境政区。这一事实在明代广信地方志的记载中得到了广泛印证。嘉靖《永丰县志》卷一“沿革表”条称：“（广信府）初隶浙江行省，因漕运不便•洪武四年，从行省郎中余德让请，改隶江西”。同样在嘉靖《广信府志》中，更详细记载了这一重要历史事件的发生始末：

余德让，永丰人，元季之乱，德让率义旅保障乡邑，民赖以安。国初举贤良，历官知池州。时浙西初平，上命简郎官有才猷者，往参風务，德让拜行省郎中，区处安辑，悉有条理，以信隶浙漕运不便，诣阙陈其所宜，遂改隶江西，民深德之。

后世乾隆《广信府志》、雍正《江西通志》、同治《广信府志》的记载同此。

无独有偶，明人王同轨在《耳谈类增•乡试额数》中亦叙道：“广信府原属浙江，后乃改属江西，故江西（乡试额数）添为九十五名，而浙江之额数不减”。

经以上考述，我们能够清晰地看到，自至正二十年（1360）胡大海克信州，并改信州路为广信府始，广信府迭隶于中书分省、浙东行省、浙江行省；直至明洪武初年，其方由浙江行省改隶江西行省。在此需要注意的是.在明清时期广信地方志的记载中.普遍将明初广信府政区归属发生由浙改赣变迁的时间节点记为洪武四年（1371），但这一说法存在可商之处。《明史•太祖本纪》云，洪武三年（1370）三月庚寅，“免南畿，河南，山东，北平，浙东，江西广信、饶州今年田租”。于兹可见，至迟在洪武三年（1370）三月以前，广信即隶属于江西行省。成化《杭州府志》则载：“皇朝洪武三年，诏开科举，浙江行省即杭州府学之西为贡院，合试杭、严、金、衢、处、台、温、宁、绍九府之士”，其亦称洪武三年（1370），浙江行省仅辖浙西、东九府之地。那么，广信府究竟于何年改属江西？

事实上，关于这一时期广信府的沿革.《大清一统志》有载称：“明洪武二年，改曰广信府•隶江西布政使司。”特别需要指出的是，按照《大清一统志》的撰写体例，若明代某府的政区归属发生变动，往往书以“隶”字。如《一统志》记明初嘉兴府政区沿革曰：“明洪武初，曰嘉兴府，属南直隶。十四年，改隶浙江布政（使）司。”其记明初湖州府政区沿革亦云：“明洪武初，为湖州府，属南直隶。十四年，改隶浙江布政使司。”以理推之，《大清一统志》“隶江西布政使司”的记载，隐含“改隶江西”之意。虽然据上文考证，早在至正二十年（1360），信州路即改称广信府。但《大清一统志》以洪武二年（1369）广信改隶江西的论断，则既符合广信曾经属浙之事实，又不与现有的史料记载相抵梧。与洪武四年（1371）说的观点相较，这一说法的逻辑关系相对更为通顺。

由此我们可以总结，至正二十六年（1366）十二月浙江行省设立后，其原辖杭州、严州、金华、衢州、处州、绍兴、广信七府。至吴元年（1367）十一月，方国珍势力消亡，于时浙江行省下辖杭州、严州、金华、衢州、处州、绍兴、庆元、台州、温州、广信十郡之地。这一行政建置大约维持到了洪武二年（1369），随着广信府改属江西行省，浙江行省止辖嘉、湖以南九府。直至洪武十四年（1381）十一月，朱元璋以直隶嘉、湖二府属浙江后，浙江行省方备十一府之建置，其省域范围至此底定。

四 广信府政区归属更迭背后的原因分

析

在上文的论述中，我们已经初步了解到明初广信府的政区归属之所以会发生出浙入赣的变化，盖由于“以信隶浙漕运不便”。那么广信府的漕粮运输.到底受到了何种因素的限制？

事实上，从地缘角度观察，极易发现广信、浙江二区之间存在一个天然的地理障碍，即怀玉山脉。所谓“浙至江西千有一百里，阻怀玉之崇山”，东北—西南走向的怀玉山脉，将信、浙隔属不同的自然区域：怀玉山以西为广信，属鄱阳湖—信江水系；以东为浙江，属钱塘江水系。因此，广信虽当“吴、楚、闽、越之交”，是为浙、赣陆路往来的重要通道，但长期以来，受山地环境的限制，其地的交通条件却一直维持着较低的水平。早在唐代，李翱受岭南节度使杨于陵之辟，自洛阳动身赴广州，将其行程著录成文，曰《来南录》，文中记浙、赣段交通云：“自杭州至常山六百九十有五里，逆流，多惊滩，以竹索引船，乃可上。自常山至玉山八十里，陆道，谓之玉山岭。自玉山至湖七百有一十里，顺流，谓之高溪。”造成旅途艰难的一部分原因显然是浙江中的惊滩险礁，但同时也需看到，由衢州常山至信州玉山，有八十里山路之遥.这无疑也给过岭之人带来了不小的负担。

入宋后，时人乐史在《太平寰宇记》中记地居信、衢二州边境的玉山县交通环境曰：“他山合沓，峻岭横亘，溪谷皆相牙分其流，虽步通三衢，而水绝干越，千峰万拥隈隐，不可得而虞也。自陈、隋以来，此为巨奥”。所谓“水绝干越”，指的是玉山县东的上干溪，其源岀怀玉山，《太平寰宇记》引《旧经》云：“溪源干浅，秋冬不通舟船，故名曰干溪。”由此可见，信、衢间的交通全凭山路.这无疑给彼此往来增添了诸多不便。稍后，王安石亦有诗叹入信路途之难，所谓“病起行山山更险，下穷溪谷上通天”。

南渡后，信州地临行在，其与两浙的空间往来也愈加频繁。据当时吉州庐陵人刘辰翁在《送人入燕序》中的记述：“往时吾州，去行朝千七百里，长亭短推如画。衢、信之间，华堂逆旅，高屋盖道，憩车击马，不见晴雨；列肆青楼，倚门成市，行者如织。”从他的叙述中，不难窥见当时信州与衢州乃至两浙商旅往来之盛况。不过，伴随着经济互动频次的日益增加，这也给信、浙之间的交通条件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而在南宋人看来，来往于两地仍不是一段轻松的旅程，而其中的首要限制因素即为交通线上绵延之山岭。杨万里出衢入信，目见衢、信交境处群山迤適，因作诗曰：“外面千峰合，中间一径通。”为解决这个难题，当地官吏便意图将地处信、衢边境的玉山、常山二县水道连通起来，开辟一条水上交通路线，以减轻官私行旅往来的压力。当时，玉山县的上干溪，“所经处间与衢之常山接，自信而衢，不可舟行，而间以陆运者，此而已矣”。因此，玉山知县汪杞便欲“浚凿（上干溪），使之通流”，但终以“工役不赞而止”。由此可见，凿通常、玉水道是一个旷日持久的工程，其耗资之巨显然是地方政府所无法承受的。

在元代，信州路属江浙行省，其地漕粮皆需陆运至衢州，再经浙江水道载送到杭州。漕粮的运输，无疑是一个极其艰辛的过程，尤其是自信入衢，无水道可依，粮食全凭人力肩运。而信州“万山交牙四顾”的自然地理环境，显然又给税粮的运送增添了巨大的经济成本。关于信州（广信）隶浙时期漕运之难，后世地方志有着明确的记载，同治《广信府志》称：

信州明以前隶浙江行省，漕粮数万石，由玉抵常，山路八十里，南漕不蓄车马，率丁夫肩运，长途汗血。且信河滩石磊阿，贵、弋、铅粮舟送进，暴涨则奔流冲击，鹊首难停。亢场则水落石出，牵挽不上。洪武四年，部郎余德让有改隶江西之请，民困始苏。

另据嘉靖《广信府志》记述，洪武二十四年（1391），广信府需缴秋粮官民米“一十三万九千一百八十一石六斗四升八勺六抄”；天顺七年（1463），定为“一十三万五千三百九十二石四斗一升二合九勺”；成化八年（1472）则升为“一十四万五千六百二十一石五斗八升七合八勺”。之后，在弘治五年（1492）、正德七年（1512）、嘉靖元年（1522），明中枢又分别对广信府的税粮数进行了调整，皆在十四万石以上。若同治《广信府志》所言元漕粮“数万石”之记载不误.则明时广信缴粮量当为前代数倍以上。元世信粮的运输已令当地百姓疲惫不堪，不难预见，假使广信属浙，其漕粮的输送确实是一个无法解决的难题。无怪广信府永丰县人余德让移信属赣之奏被明廷准许后，“民深德之”。

与之相对，一旦信州（广信）发生饥荒，需将两浙之粮运抵此地赈灾。其中的艰难困苦，亦不下于信地漕粮的输送。元代曾任衢州路都事的程国儒作有《信州粮谣》，叹两浙至信州运粮之艰，其文曰：

信州粮，粮何艰，十钟一石万里间。朝发钱王堤，暮过严陵滩，杞尾白浪如银山。朝渡兰溪州，暮宿龙丘湾，峻如牵车上鬼关。督吏驰檄夜传箭，布帆无风河水干，去年粮船未及岸，今年又运八百万。只知彼地荒，不知浙东天亦旱。只知彼地饥，不知役户家无饭。家无饭，侬莫愁，愿化铁骑为耕牛，愿销锋镐为锄擾。战场辟作吠与沟，壮士荷甲归田畴，风雨时调禾黍秋。禾黍秋，饭不足，浙东又移何郡粟？

浙东赈粮的运输路线与唐李翱过信之路大抵一致，从《信州粮谣》中不难看出，虽时移世易，但与唐代相比，此交通干线的通行条件并未得到实质上的改善，程国儒甚至用“上鬼关”等词来形容入信道路之难，字里行间透露出对运浙东粮至信州的不满和抱怨。

以上主要是从交通、经济的视角来讨论广信政区归属变化的原因。另一方面，透视元明之际浙江行省与广信府之间短暂的统辖关系，我们也可以发现，这一时期广信的政区归属与朱元璋军在两浙地区的军事行动及进程密切相关。具体来看，广信虽长期被斥为两浙以外之域，但在战争时期，其却具有守护全浙的重要作用，典型地如至正二十年（1360）衢州都事王恺向胡大海进言称：“广信为（陈）友谅门户，彼既倾国入寇，宁不以为重兵为守，非大将统全军以临之不可。今出偏师，设若挫鲍，非独广信不可下，吾衢先绎骚矣”。正是由于广信战略地位的重要性，故胡大海取广信后，朱元璋以其属浙境政区，充当两浙这一财赋重地的外部屏障。不过需注意的是，这一行政措置，属战时权宜之计，而非常态之举。进一步而言，浙江行省越怀玉山脉而有广信之地，并不符合“山川形便”的政区划界原则。至天下已定、四海升平之时，广信亦失去了其在战争时期的独特作用。故洪武初年，朱元璋以其改隶江西行省，历史又重新回归到唐以来的固有轨迹。

由此我们不难总结，历史时期，广信与浙江虽然壤土相连、地域相接，但其间的地理环境决定了，将广信划属江西才是更合适的选择。如不顾自然地理规律，强行将广信整合在浙省之中，不免会在交通、经济乃至政治层面滋生各种矛盾与冲突，以至影响地方的统治秩序及王朝的长治久安。

五

结语

通过以上对元明之际浙江行省辖府数量变迁经过的分析，大致可以得到以下几点新认识：

其一，浙江行省设立之初，仅辖杭、严、金、衢、处、绍、广信七府；至吴元年（1367）十一月朱元璋军克庆元后，其方领杭、严、金、衢、处、绍、庆元、台、温、广信十府之地。以朱彝尊《浙江分地考》为代表的所谓浙江行省初设即领九府的传统说法有误。

其二，浙江行省领十府的建置，大约维持到了洪武二年（1369）。是年朱元璋从浙江行省郎中余德让之请，以广信隶浙漕运不便，因改隶江西。虽然在明清广信地方志的记述中，普遍将广信府由浙改赣的时间记为洪武四年（1371），但这一说法却与《明史》等相关记载相抵梧。在尚未发现更多、更坚强支持洪武四年（1371）说的史料之前，我们不宜遽然推翻《明史》的结论。以故，从目前掌握的史料来看，明初广信府政区归属更迭的时间，暂以《大清一统志》的记载为准，即洪武二年（1369）。

其三，明初广信府政区归属变化的直接诱因是漕粮运输不便。在这一重要历史事件背后，深深折射出历史时期广信与浙江之间交通往来之艰辛。概而言之.得益于独有的区位优势，广信与浙江在历史上一直保持较为密切的空间交往。但受自然地理环境的限制，长期以来，二地的陆路交通条件却维持着相对低下的水平。尤其是随着元以后信、浙之间运输压力的加大，径将山路交通的劣势显露无遗。虽然在元明之际，朱元璋出于军事等方面的考虑，仍沿元制将广信府划属浙江行省，却无法解决信地漕粮的输运问题，这也成为广信政区归属发生变更的直接原因。

与此同时，随着广信府由浙江划属江西，二省的省界基本确定，并在之后长期保持稳定。这充分反映出，明初这一重要政区调整具有高度的前瞻性，且对后世浙、赣二省的政治地理格局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作者：宋可达

选稿：耿 曈

编辑：宋宇航

校对：朱 琪

审订：欧阳莉艳

责编：杜佳玲

来源：中国地名资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