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欧盟以压倒性多数通过一项法案，规定非5天8小时生产的产品一律禁止进入欧盟市场；另一则消息是，此前我国一家车企在国外遭当地政府追查，有趣的是，涉事工人多为中国工人，他们认为自身待遇与国内相同，并无不妥。

（本文内容来自《姚洋说》节目，由今日头条「头条深一度」整理发布）

“在国内，60岁以上老人的差距基本源于退休金，城市老人退休金较高且逐年增长，农村老人退休金则很低，差距可达五、六倍甚至十倍以上。

有人认为“996”工作制是福报，这种观点缺乏远见。企业长期推行996工作制度不利于发展，善待员工，不仅体现了企业的社会责任，更有利于企业创新。

中国已进入新的时期，当下的国际环境不允许我们像过去40多年那样缓慢改进福利制度。我们必须认真思考并完善社会保障制度。”

大家好，欢迎来到姚洋说，今天和大家聊一聊社会福利制度的问题。

先来看两则消息，欧盟以压倒性多数通过一项法案，规定非5天8小时生产的产品一律禁止进入欧盟市场；另一则消息是，此前我国一家车企在国外遭当地政府追查，有趣的是，涉事工人多为中国工人，他们认为自身待遇与国内相同，并无不妥。

这表明，我国企业出海遇到了来自劳工标准问题的巨大挑战。这也引出了一个关键问题：中国的福利制度与劳工保护是否应提升到新的水平？

我国已设立2035年目标，要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其中普通老百姓应享有公平的福利待遇。在未来十几年里，如何加强福利保护成为重大课题。

社会福利制度起源于欧洲

要理解这一课题，需回顾社会福利制度的起源。

真正意义上的福利制度起源于欧洲。工业革命初期，欧洲盛行古典自由主义政治哲学，认为个人应对自身负责，穷人贫困是自身原因所致。但随着工业革命推进，大量劳动力涌入城市，贫富差距悬殊问题凸显。

此时，哲学家边沁提出功利主义学说，主张社会追求每个人幸福之和的最大化，这为原始资本主义提供了理论支撑，并成为欧洲乃至西方世界的主导政治哲学。

不过，这种政治哲学难以令普通民众满意。德国工业化时期，在俾斯麦的推动下，意识到要让民众接受资本主义制度，必须为其提供一定保护。

福利制度的大面积推广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一战有一个重要特点，无论是英国还是欧洲大陆国家，贵族与普通民众需在同一战壕作战。在当时，欧洲脱离封建社会不久，贵族在封建社会的职责是为国王打仗以换取封地，不能让农奴代劳。一战期间，贵族和无产阶级并肩作战，面对他国的贵族和无产阶级，欧洲人意识到主要矛盾是国与国之间的矛盾，而非国内阶级矛盾。

因此，一战期间及战后，欧洲民主化迅速完成，例如妇女赢得选举权，可以说，一战后才真正实现了民主化和平权。

二战后，西方福利制度逐步完善，但在20世纪60、70年代进入瓶颈期，英国出现了“英国病”，德国被称为“欧洲病夫”。

例如，20多年前，法国一位38岁从未工作的年轻人，凭借国家福利生活优渥，甚至在巴黎拥有公寓，他还写了一本书《如何利用国家给的福利活一辈子》，这反映出西方福利制度走向了极端。

回顾来看，发达国家的福利制度建设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整个19世纪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百年拉锯战，最后经过两场世界大战，让大家明白，我们应该和平地生活在一个国家。当然最后福利制度走向了另外一个极端，产生了“福利病”现象。这个过程给我们提供了巨大的启示。

超前的福利制度，阻碍了南非和印度经济发展

发展中国家由于后发，会受到发达国家已有的福利制度影响，发展情况有成功也有失败。

以南非为例，这是一个因社会福利过度发达而影响国家经济增长的典型。

1993年前，南非实行种族隔离制度，其严苛程度超乎想象，白人享受高收入，有色人种处境艰难。例如，有色人种的工棚条件极差，工人只能住在山坡上挖的地窝子里，白天被汽车拉到城里干活，干完再被拉回，在城里不能随意走动。

1993年种族隔离制度解除，曼德拉领导的黑人政府上台。曼德拉是伟大人物，但年事已高，无力推动经济发展。同时，南非继承了种族隔离时代主要面向白人的福利制度，却难以负担全民的高福利。

一位南非女社会学家对比中国乡镇企业工业化进程和南非种族隔离后的工业化进程，得出中国工业化进程成本较低的结论。因为中国乡镇企业工人白天上班，傍晚还能种地，土地提供了一定社会保障，工厂工资可不包含过多福利。而南非工业化进程成本高昂。所以，南非过去30年发展缓慢，福利制度超前是一个重要原因。

随着中国经济发展，社会福利也需跟进。2003年后，我国在农村重建医保、建立社会保障体系，经过10年发展，农村医保基本实现全覆盖，也开始建立农村养老体系，不过规模相对较小。这种分步走的模式或许更适合发展中国家。

再看印度，印度曾是英国殖民地，英国留下了相对完善的法律体系，包括劳工保护制度。

莫迪上台前，工厂雇佣人数超过100人，管理就要全面正规化，要为工人提供所有劳动保护且不能加班，这导致企业规模多集中在100人以下；莫迪上台后，改革劳工制度，将门槛从100人提高到300人，但效果不明显。相比之下，中国工业化高峰时，工厂雇佣3000人、5000人都算规模较小，1万人的工厂很常见。

如今，孟加拉国工厂的规模超过印度，工业化进程比印度快，人均收入也更高。莫迪上台10年，印度制造业占GDP的比例从17%降至14%。

但一个大国仅靠服务业难以成为发达国家，这主要是因为印度福利制度超前，阻碍了工业发展。

新加坡的福利制度与经济同步发展

与之相反，东亚地区有成功案例。整个东亚地区处于儒家文化圈，儒家文化的重要特征是务实，如中国、日本、韩国皆如此，新加坡最为典型。

新加坡从建国起逐步建立福利制度，其养老金制度采用完全积累制，即养老金靠个人积累。这可能导致穷人退休时仍贫困、富人退休金丰厚，但新加坡坚持这一制度。

如今，随着新加坡普遍富裕，这一制度的问题得到缓解。在住房方面，新加坡有公房和市场化住房，购买公房国家给予土地补贴，使大多数家庭拥有住房。

可以说，新加坡福利制度建设与经济发展同步，是成功范例。

中国的福利制度还有哪些需要完善

从人均福利支出看，我国排在世界六十多位，人均收入排名在七十多位，总体福利支出并非不足，主要问题在于结构方面。

一是城乡差距，农村医保和养老保险与城市差距较大，尤其是养老方面。不考虑60岁以上老人，城乡差距主要体现在教育水平；而60岁以上老人的差距基本源于退休金，城市老人退休金较高且逐年增长，农村老人退休金则很低，差距可达五、六倍甚至十倍以上。

到2035年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缩小城乡差距至可接受范围很有必要，如将城乡收入差距从目前的2.5倍缩小到1.5倍以内，养老金差距缩小到合理水平，实现城乡一体化的目标。

二是统筹层次问题，我国医疗统筹目前多在县级范围，未来几年应提升到省级，2035年实现全国统筹，养老金也应如此。统筹有利于符合大数定律，统筹的范围越大，越会接近生病的真实概率，同时，也有利于人口迁徙。

三是“996”工作制问题，也与福利制度相关，企业长期推行996不利于发展。有人认为“996”工作制是福报，这种观点缺乏远见。企业长期推行“996”工作制难以成功，正常工作时间完不成任务而依赖加班，说明企业管理存在问题。

以硅谷为例，工作氛围轻松，食堂免费、咖啡随意喝，员工交流不受限制，下午5点有大巴接送员工回城。硅谷还有良好传统，不同企业员工参加类似研讨会，分享想法，不怕被抄袭，因为思想碰撞能产生新创意，利于创新。

当企业将员工视为螺丝钉，过度驱赶员工时，员工难以有创造力。如今，众多企业已进入无人区，前方没有可追赶的对象，需要进行从0到1的创新。以往追赶他人时，目标明确，埋头苦干即可。但如今已经从0到1，盲目埋头苦干又有何意义呢？方向可能都是错误的。

此时需要让员工放松下来，进行充分交流，如此才能碰撞出思想的火花，尽情地发挥想象力。中国人向来以勤劳、吃苦耐劳、愿意埋头苦干著称，但从另一个角度看，这也意味着我们忽视了抬头看路。

回答钱学森之问: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的科技创新人才?我们必须深刻反思企业文化在企业管理中的具体实施方式。倘若企业一味地向员工灌输 “996 是福报” 的观念，以外部就业形势严峻来为996工作制开脱，这将产生不良的社会影响。

我们常提及企业社会责任，许多企业认为捐款便是履行社会责任的全部，然而员工管理同样是企业社会责任的重要组成部分。

我必须再次强调，善待员工，不仅体现了企业的社会责任，更有利于企业创新。将社会责任纳入企业战略，尤其是对于高科技企业而言，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

未来十几年，我国要实现共同富裕，加强福利建设，需要理论支撑。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国家的重要目标，但此前由于缺乏理论阐释，当时提出后引发诸多质疑，如有人认为是搞“一大二公”，要没收富人财产分给穷人，一些地方政府对企业家提出不合理要求，导致企业家产生担忧甚至想离开。

理论根基应回归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提出的共产主义理想，即建设一个每个人自由全面发展的社会，这一内容已写入二十大党的政治报告。自由全面发展，意味着每个人的潜力得到充分发挥，能掌控自己的命运，并不要求人人相同，而是让每个人充分发挥潜能。

这与中国人的道德准则、行为准则相通。有人认为，孔子曾言“不患寡而患不均”，但孔子并非要求“均贫富”，而是希望“均无贫”，意味着消除贫困，且崇尚财富。中国传统的“救急不救贫”“救能不救贫”等基层福利制度，体现了对人的价值的尊重，相信人的努力应有回报。

欧美的孩子有“间隔年”旅行方式（Gap Year），敢去世界闯荡，是因为他们有完善的社会保障，无后顾之忧。爱尔兰曾是欧洲最穷国家，通过发展高科技实现经济腾飞，原因之一是其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让人不怕失业，敢于创新冒险。

而我国年轻人因社会保障体系不完善，又面临“996”工作制压力，不敢冒险。完善社会保障体系能激发每个人的创造力，不应将其视为纯粹的福利。

同时，政府应加强监管，对于违反劳动法、劳动合同法的企业，应出面调解，必要时帮助员工打官司，为员工提供支持。

中国已进入新的时期，当下的国际环境不允许我们像过去40多年那样缓慢改进福利制度。

我们必须认真思考并完善社会保障制度，尤其是员工权益保障制度。这是我们必须跨越的一道坎，跨过这道坎，我国创新与国内需求将迈向新台阶，中国经济与社会将迎来更美好的未来。

来源：姚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