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在过去的一年中，一位学者因被网络称为“全球产量最高的文科学者”而成为舆论焦点。据网传信息，该教授在41年的学术生涯中累计发表了1226篇论文，平均每年约30篇。2024年，他发表了48篇论文，其中多数被收录于CSSCI（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来源期刊，即C刊。

01“高产学者”引发的争议

在过去的一年中，一位学者因被网络称为“全球产量最高的文科学者”而成为舆论焦点。据网传信息，该教授在41年的学术生涯中累计发表了1226篇论文，平均每年约30篇。2024年，他发表了48篇论文，其中多数被收录于CSSCI（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来源期刊，即C刊。这一现象引发了学术界对C刊资源过度集中的担忧。

02 C刊：学术评价的核心指标

C刊是由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研究评价中心制定的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用于评价中文社会科学领域的论文收录和引用情况。尽管“全球产量最高文科学者”的说法并不准确，该学者也对这一说法进行了澄清，但根据知网数据，他2024年发表了49篇论文，其中近40篇为C刊或C刊扩展版论文，仍使其成为国内发表C刊论文最多的学者之一。

对于人文社科博士而言，通常需要发表两篇C刊论文才能毕业，这一要求在许多高校中仍然是硬性指标。然而，该学者的高产数字显然远超这一标准。根据2024年《中国高校人文社科发展报告》的统计，如果一所大学一年内能在C刊上发表30篇论文，其在中国1275所本科院校中的排名可达到第235位。40篇论文不仅足够20名博士生毕业，甚至超过了部分文科和社科实力较弱的高校一年的C刊论文总产量。

03 C刊资源的集中化趋势

少数学者掌握大量C刊发表资源的现象已较为普遍。以教育学领域为例，一项研究分析了2016年至2020年间36种教育学C刊的发文数据，发现顶尖学者和少数精英高校占据了绝大部分发表机会。在这5年中，人均发表论文数量仅为0.5篇，而发文量超过40篇的高产学者仅21人，其中三分之二来自北京师范大学、华东师范大学、南京师范大学和西南大学。这些高产学者的发文量占整个领域发文总量的1%。截至2020年，21名高产作者中，仅有4人年龄在50岁以下。

从机构分布来看，C刊版面的集中化趋势明显。2016年至2020年，CSSCI期刊发表量排名前五的机构（北京师范大学、华东师范大学、华中师范大学、西南大学、东北师范大学）占总发表量的30.21%，而排名前十的机构则占据了42.95%。其中，北京师范大学的发文量占比高达10.06%。

此外，大学主办的C刊表现出更强的垄断特征。例如，《北京大学教育评论》和《全球教育展望》等期刊中，自家作者的发文占比分别高达25.17%和20.39%。相比之下，西部地区高校或教育研究机构主办的期刊中，自家作者的发文占比相对较低，最高的仅为4.99%。这表明强势高校在期刊中的影响力更为突出。

04 资源垄断背后的原因

这种版面垄断现象是否意味着强势高校和高产学者的学术能力更强？答案可能并非如此。一项研究对比了中国学者在CSSCI和SSCI（Social Sciences Citation Index）期刊上的发表趋势。研究发现，尽管中国SSCI论文数量在增加，CSSCI论文数量在减少，但精英大学（985和211高校）在CSSCI期刊上的发文份额却在上升，而SSCI论文的比例却在下降。这表明，精英大学的学者可能更倾向于在熟悉的国内期刊上发表论文，而非更具国际影响力的SSCI期刊。

研究还通过赫芬达尔-赫希曼指数（HHI）衡量了期刊领域的集中度。结果显示，中国学者在SSCI期刊上的发表集中度在下降，而CSSCI期刊的集中度却在上升。在12个专业中，顶级期刊和权威期刊的垄断程度提升速度甚至超过了核心期刊。这意味着，国内认定的中文顶刊往往更倾向于成为少数高校和作者的“自留地”。

05 普通学者和博士生的困境

对于普通学者和博士生来说，发表C刊论文的难度正在增加。C刊《新疆师范大学学报》的主编曾表示，该刊的专家约稿量已占年度发稿总数的90%以上。另一C刊《江苏社会科学》的编辑也提到，该刊每年接收的自然投稿超过5000篇，但最终刊用的稿件极少，超过90%的刊发文章来自编辑约稿。这种依赖约稿的现象一方面是因为投稿质量参差不齐，但更主要的原因是期刊需要满足影响因子的要求。

CSSCI期刊每年都会进行动态调整，其来源期刊目录会根据影响因子等因素进行更新。一些期刊因影响因子不足而被降格，例如《武汉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和《同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曾在2017年从C刊降为C扩。为了维持或提升期刊地位，编辑们会尽量提高期刊的影响因子，例如追求高引用稿件、限制发文总量等。这些措施进一步加剧了C刊版面的稀缺性。

在高校评价体系中，一篇SSCI论文通常等同于两篇C刊论文，因此许多优质稿件更倾向于投向SSCI期刊。C刊编辑为了提升影响因子，只能依赖知名学者的约稿或热点话题稿件。此外，一些期刊还规定研究生不能成为第一作者，这进一步限制了博士生的发表机会。

博士生面临的困境还包括C刊版面的持续缩水。由于影响因子算法的原因，期刊编辑会减少发文总量以提高篇均引用率。以教育学领域为例，2016年至2020年，36种教育学C刊的发文量从6369篇下降至5616篇，平均每年下降3.10%。与此同时，教育学博士招生规模却在不断扩大，从2001年到2020年，年均增长9.63%。这种供需失衡使得C刊版面愈发紧张。

在这种背景下，许多博士生不得不选择与知名学者合作挂名，以满足毕业要求。部分高产学者甚至将论文写作任务交给学生，自己仅在投稿时挂名第一作者。这种署名方式虽然在毕业和奖学金评定中被认可，但实际上却加剧了学术资源的不公平分配。

06 国外期刊的启示与反思

相比之下，国外社科和人文类期刊在约稿时通常会邀请成名学者撰写学术书评或综述类文章，这些文章并不计入职称评定的论文成果。这种做法既提升了期刊影响力，又不会挤占其他学者的发表机会。然而，国内许多期刊尚未明确区分研究论文与综述类文章，导致知名学者的约稿占据了大量版面。

07 C刊发表的恶性循环

总体而言，C刊发表已形成一个令人担忧的闭环：知名学者凭借自身及所在高校的声望，在C刊发表中占据优势，这种优势又因期刊对影响因子的追求而不断强化。普通学者和博士生的发表机会日益减少，而博士生为了毕业不得不将自己的论文交给知名学者挂名，这进一步巩固了知名学者的发表特权。这种现象不仅影响了学术资源的公平分配，也对学术创新和人才培养产生了潜在的负面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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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南鹿科学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