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乡团有多可怕，砍头活埋枪毙还在其次，最惨的是当众割乳凌迟

摘要：1934年10月，中央红军不得不撤离中央苏区，踏上了那条漫长的长征路。这片土地，曾经是革命的摇篮，红旗飘扬，群众斗志昂扬，可红军一走，情况就完全变了样。地主土豪带着还乡团卷土重来，喊着“草要过火，石头过刀，人要灭种”的口号，气势汹汹地杀回老家，开始了对留守革命

中央苏区沦为炼狱

1934年10月，中央红军不得不撤离中央苏区，踏上了那条漫长的长征路。这片土地，曾经是革命的摇篮，红旗飘扬，群众斗志昂扬，可红军一走，情况就完全变了样。地主土豪带着还乡团卷土重来，喊着“草要过火，石头过刀，人要灭种”的口号，气势汹汹地杀回老家，开始了对留守革命群众的疯狂报复。

他们可不是随便喊喊，这口号背后是实打实的行动。还乡团冲进村子，见人就砍，见房就烧，田里的庄稼被一把火点着，连石头缝里的草都不放过，硬是要把苏区变成一片死地。苏区大地顿时血流成河，田间地头、村口小路，到处都是横七竖八的尸体，空气中弥漫着浓重的血腥味，连野狗都成群结队地跑出来啃食。

中央红军撤离时，并不是把苏区彻底丢空，他们给当地留下了不少力量。据历史资料记载，当时留下的正规军和赤卫队加起来有四五万人。这些人可不是普通老百姓，很多是经过训练的战士，手里拿着枪，肩上扛着保卫苏区的任务。赤卫队里还有不少年轻人，穿着粗布衣，戴着红袖章，平时既种地也打仗，关键时候能拉出去跟敌人干。

可惜，他们面对的敌人太狠了。还乡团这些家伙都是本地人，路熟得很，知道哪条小路能绕到村后，哪片林子适合埋伏，再加上国民党军队从外围大举压过来，装备精良，人数又多，留守的队伍根本扛不住。还乡团和国民党军队一配合，简直是天衣无缝，围剿起来毫不手软。村子里的赤卫队员刚端起枪，还没瞄准，就被埋伏的还乡团从背后捅了刀子。正规军稍微有点抵抗能力，可国民党的大炮一响，子弹跟雨点似的砸过来，阵地很快就守不住了。

战斗打得惨烈，田野上满是弹坑，村庄里房屋倒塌，烧得只剩黑乎乎的墙根。留守的四五万人，硬生生被打得七零八落。历史数据清清楚楚地记录着，这些人里大部分都没能撑过一两年。1935年到1936年这段时间，苏区几乎天天都在死人。有的赤卫队员被抓后，直接绑在树上，用刺刀挑开肚子，肠子流了一地；有的正规军小分队被围困在山里，粮食吃光，水也断了，最后只能拼到最后一颗子弹。

还乡团下手一点不留情，他们跟地主土豪有仇有怨，土改时丢了田地，丢了老宅，心里憋着火，逮着机会就往死里整。国民党军队也好不到哪去，军官一声令下，士兵端着枪挨家挨户搜，凡是跟红军沾点边的，不管男女老少，直接拉出去枪毙。尸体来不及埋，就被扔在路边，乌鸦在上空盘旋，场面惨得没法看。

吕宝兰：从革命先锋到刑场烈士

吕宝兰的故事要从1944年说起。那时候，这位23岁的临沂姑娘刚到莒南县杨家村落户。村子不大，土房低矮，田间小路弯弯曲曲，她在这儿安下身，很快就接触到了革命思想。那年月，革命的火种在农村悄悄烧起来，吕宝兰耳朵听着宣传，眼睛看着村里人怎么干，没多久就上手了。

她这人胆子大，做事又细致，脑子转得快，村里人一看她靠谱，就推她当了兴云区的代理妇救会会长。上了这个位置，她没闲着，带着妇女们忙活起来。她在村里弄了个秘密联络站，藏得可隐蔽，外人根本找不着。

站里头，她安排人手，传递情报，纸条上写着敌人的动向，趁着夜色送到游击队手里。她还不光干这个，还琢磨出怎么用草木灰做土炸药。那玩意儿简单，材料就地取，草木灰拌上点东西，捏成块，点火就能炸。她手把手教村民，弄出来的炸药虽说威力不大，可对付地主武装的狗腿子也够用了。

到了1946年，土改的号角吹响，吕宝兰站到了前头。她带着群众直奔地主张瑞祥的老宅。这张瑞祥是个大户，家里千亩良田，佃农一年到头给他干活，连口饱饭都吃不上。吕宝兰带着人冲进他家院子，清点田契，翻出账本，把那些见不得光的罪行一条条摆出来。群众围着院子喊口号，张瑞祥的管家想跑，被拦下来按在地上。

田地没收后，她带着人丈量分田，千亩良田一块块划到贫农手里，田头插上小木牌，写上新主人的名字。那场面热闹得很，贫农们扛着锄头，踩着刚分到的地，脸上满是劲头。可这事儿也彻底把地主阶级得罪狠了，张瑞祥被清算后，地主们咬牙切齿，把吕宝兰的名字记在了黑账本上，暗地里发誓要报复。

时间到了1947年5月，还乡团卷土重来，临沂城外的一片刑场成了他们的舞台。那天，吕宝兰被还乡团的人从村里拖出来，手脚绑着绳子，衣服上满是泥。她被押到刑场，架子早就支好了，是个粗木头搭的玩意儿，旁边堆着烧得通红的铁家伙。还乡团的匪徒把她上衣一把扯掉，硬是剥得干干净净，然后把她胳膊绑在木架上，绳子勒得死紧。

她站都站不稳，可他们还不罢手。一个家伙拿来烧红的铁钩，钩子尖上冒着热气，直接往她胸口戳，铁钩刺穿乳房，血顺着身子往下淌，滴在土里，很快就染红了一片。接着，他们又拿来竹签，细细的签子一根根钉进她的指甲缝，指头肿得老高，血水混着土黏在手上。另一边，有人拎来铁钉，用锤子砸进她双腿，钉子穿透骨头，固定在木架上，血顺着腿流到脚底，地上积了一摊。

刑场周围围了不少人，有些是还乡团叫来看热闹的，有些是村里被逼来的。人群里站着几个地痞，手里攥着银元，互相吆喝着下注，赌吕宝兰还能撑几分钟。他们一边数着银元，一边盯着她，看她身子抖不抖，血流得多不多，嘴里还喊着“快点死啊，别浪费工夫”。

这帮人压根不把人命当回事，刑场上的血腥味越重，他们越起劲。吕宝兰就这么被折磨着，木架旁边的土被血浸透，成了黑红色。她身上满是伤，血流得止不住，最后身子一歪，倒在了那摊血泊里。

还乡团的“巅峰”暴行

1947年，还乡团的暴行彻底到了顶点，手段一个比一个狠毒。潍北县的还乡团头目王洪九是个出了名的恶棍，他弄了个叫“连环铡”的东西，专门用来对付革命群众。他让人从村里搜来十二口大铡刀，全摆在纸房东庄的村口，刀刃磨得锃亮，架子搭得结实。

那天，村里抓了二十多个跟革命沾边的人，有的是农会成员，有的是赤卫队员。王洪九一声令下，匪徒把这些人按在地上，一个接一个推到铡刀底下。铡刀落下，先是腿被齐刷刷铡断，血喷得老远，接着是腰，再是脖子，一刀一刀分段砍，地上堆满了断肢残骸，一天就杀了二十多人，村口那条路被血染得发黑。

还乡团还不止于此，他们抓到孕妇，直接用刀剖开肚子，把还没出生的胎儿挑出来，串在刺刀上举着走街串巷示众，血滴了一路，吓得村里人都不敢出门。在郭家村，村长因为藏了几袋公粮被还乡团盯上。那天，他们把他拖到村头的槐树下，用烧红的铁链捆住他全身，铁链烫得吱吱响，勒进肉里。

他疼得喊都喊不出，还乡团的匪徒又拿来铜钱，在火上烧得滚烫，硬逼着他吞下去。铜钱烫烂了他的喉咙，血从嘴里涌出来，村民后来说，那股焦糊味在村里飘了半个多月，风吹都吹不散。1946到1948这几年，人民军队为了躲开国民党的正面进攻，暂时撤出了根据地，还乡团趁着空子杀回来。

他们都是本地土豪劣绅带出来的队伍，对土改时丢田丢地的仇恨憋了好几年，这时候逮着机会就往死里报复。村里只要有点革命痕迹的人家，他们就冲进去，男人砍死，女人糟蹋，粮食抢光，房子烧光，连小孩都不放过。纸房东庄、郭家村的惨事只是冰山一角，苏北的根据地那几年被还乡团折腾得满目疮痍，他们的残忍劲儿，连国民党军队看了都未必下得去手。

组织严密的幕后推手

还乡团能这么猖狂，可不是他们自己瞎折腾出来的结果，背后有大靠山撑着腰。1946年，国民党徐州绥靖公署弄了个《保民公约》，纸面上写得挺好听，说什么“不寻仇报复”，要保护老百姓。可实际上，这不过是糊弄人的幌子。

真正干活的是陆军总司令顾祝同，他直接下令搞了个特别暗杀队，专门对付革命干部和群众。这支队伍不是随便拉几个人凑数的，而是有计划有组织的。苏北的还乡团成员颜宗绪后来被抓，交代了不少内幕。他说，他们这帮人被拉到南京，接受了整整一套训练，爆破、投毒、暗杀，什么都教。训练场上，教官拿木头桩子当靶子，让他们练习怎么埋炸药，怎么下毒药，手把手教得可细了。

颜宗绪还说，上面给的任务很清楚，杀一个革命干部就能领五块银元，银元沉甸甸的，装在口袋里叮当作响，干完活就去换酒喝。这种赏金制度把还乡团的胃口吊得老高，杀起人来跟玩命似的，根本不眨眼。河北行唐县的还乡团更狠，他们不光靠蛮干，还搞了个情报网，村村都安插了“眼线”。这些眼线大多是地主家的亲戚或者佃农，被逼着干这活。

他们白天装成普通村民，扛着锄头下地，晚上就偷偷记下村里干部的动向，谁家灯亮得晚了，谁跟外人说了几句话，全都报上去。还乡团拿着这些情报，半夜摸进村子，逮人一个准，干部们根本没处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