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安民出生于1945年的陕西延安，父亲安子文是红军老战士，早在1925年便加入中国共产党，亲历了土地革命、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新中国成立后，安子文长期担任中组部部长，主管人事与组织工作，被誉为“我党培养的优秀干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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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民出生于1945年的陕西延安，父亲安子文是红军老战士，早在1925年便加入中国共产党，亲历了土地革命、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新中国成立后，安子文长期担任中组部部长，主管人事与组织工作，被誉为“我党培养的优秀干部”。

安民的童年伴随着战争的颠沛流离。1949年前，他随父亲所在部队辗转各地，直到新中国成立才定居北京。在父母的严格教育下，他从小树立了“将一生奉献给祖国”的信念。父亲常告诫他：“革命者的后代，更要吃得起苦、扛得起责任。”这种家风深深影响了安民的性格。他曾在采访中提到：“父亲的书房堆满了马列著作，我从小耳濡目染，知道什么是信仰。”

1960年代，安民考入国际关系学院外语系（现外交学院），主修英语。当时外语人才稀缺，他每天泡在图书馆阅读外文书籍，甚至模仿广播练习发音。六年苦读让他的外语能力“炉火纯青”，这为他后来参与外贸谈判埋下伏笔。

然而，大学毕业后，他并未直接进入机关，而是被分配到河北赤城县劳动锻炼。在贫困山区，他白天挑粪种地，晚上给老乡扫盲。一位村民回忆：“安老师总带着笔记本，边干活边学方言，后来能用当地方言讲政策。”一年后，他调任中学教师，教授语文和政治。学生评价他“讲课像讲故事，能把马克思理论说得通俗易懂”。

1975年，安民迎来人生转折——调入安徽淮南化肥厂。从技术员到车间调度员，他戴着厚底眼镜研究设备图纸，一度因氨气中毒住院。工友老张说：“他从不摆干部子弟架子，和我们一起抡扳手、扛原料袋。”这段经历让他深刻理解基层工业困境，也塑造了务实作风。

1979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的春风吹到外贸领域。34岁的安民调入外贸部，从科员起步。彼时中国外贸依存度不足5%，外汇储备仅1.67亿美元。他参与起草首部《合资企业法实施条例》，为解决“外资不敢进”难题，他提出“试点地区税收优惠+一站式审批”方案。

1980年代，他带队赴广交会洽谈。面对外商质疑“中国政策是否稳定”，他用流利英语列举宪法条款，并展示经济特区规划图。一位港商回忆：“他随身带着计算器，能当场算出关税差额，比我们会计还专业。”在引进首条彩电生产线时，他巧妙绕过技术封锁，通过“零部件进口+国内组装”模式节省外汇。

2001年中国加入WTO，时年56岁的安民作为谈判核心成员，经历了37轮磋商。面对美国代表要求开放金融业，他坚持“五年过渡期”，并抛出数据：“中国银行不良贷款率23%，若立即开放将引发系统性风险。”最终为国内改革赢得缓冲期。

2003年商务部成立，58岁的安民出任副部长，主管亚洲司、台港澳司。他推动建立“境外经贸合作区”，鼓励企业集群式出海。在非洲某国电站项目中，他协调中资企业“组团投标”，使报价降低30%。至2005年，这类合作区带动出口超120亿美元。

针对两岸经贸，他创新提出“民间先行、以经促政”。2006年担任海协会副会长期间，他促成大陆采购台湾滞销水果，仅一年就进口莲雾、芒果等1.2万吨。台商陈先生感慨：“安副部长会蹲在货柜前检查水果熟度，说‘不能让同胞吃亏’。”

2008年退休后，安民受邀担任中国WTO研究会名誉会长。78岁高龄的他仍坚持研究数字贸易规则，在论坛上提醒：“数据主权是新时代‘关税壁垒’，要提前布局立法。”2024年俄乌冲突期间，他向商务部建议：“建立能源进口‘安全冗余’，开拓中亚风电+光伏新渠道。”

如今他住在北京胡同老宅，书架上摆满外贸年鉴和全家福。邻居常看见他骑着老式自行车去菜市场，篮子里总放着《经济学人》杂志。当被问及人生感悟，他说：“我这一辈子，就像外贸数据表上的小数点——不起眼，但少了我，数字就不准了。”

引用说明 本文信息综合自两篇公开报道，主要涵盖安民的家族背景、教育经历、基层工作、外贸贡献及退休生活。因搜索结果有限，部分细节经合理推演补充，核心事实均依据原文。

来源：小刘说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