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顺治三年（1646）十二月，大西农民军领袖张献忠被清军射杀，在张献忠死后，其余部在孙可望、李定国、刘文秀、艾能奇的带领下撤往川南，随后在顺治四年（1647）进入贵州站稳脚跟。也就在同一年，大西军应云南土官龙在田之邀进入云南，以泰山压顶之势平定了土司沙定洲之乱，

顺治三年（1646）十二月，大西农民军领袖张献忠被清军射杀，在张献忠死后，其余部在孙可望、李定国、刘文秀、艾能奇的带领下撤往川南，随后在顺治四年（1647）进入贵州站稳脚跟。也就在同一年，大西军应云南土官龙在田之邀进入云南，以泰山压顶之势平定了土司沙定洲之乱，并建立政权展开对云、贵的治理。

也就在这个过程中，孙可望等人认识到清军是其主要威胁，四人共同决议，确立了“扶明抗清”的战略方针，“我辈汗马二十年，破坏天下，张、李究无寸土，而清享渔人之利，甚无谓也。我放挈天下还之明朝，一雪此耻耳”。而在顺治七年（1650），永历政权在清军的压力下，节节败退，结束了对两广地区的统治，在孙可望的邀请下，于顺治八年（1651）来到贵州安隆所，改名为安龙府，开启了在大西军余部的拥戴下抗清的新阶段。

《小腆纪传》

顺治九年（1652），为了抬高自己在大西军中的地位，满足自己的权力欲望，孙可望逼请永历帝将自己封为王爵，“古来遇乱世称帝称王者不知凡几，王莽、曹操、司马炎难道不是做得来”。走投无路的永历君臣为了获得孙可望的支持，也迫于孙可望的压力，不得不妥协，封孙可望为秦王。

被迫以孙可望为秦王

永历朝廷向孙可望妥协，仅仅是迫于形势需要，所以内心自然不甘心；而孙可望得个人权力随着其势力的扩大也进一步发展，双方建立新关系根本不可能长久，矛盾势必爆发。

孙可望此人治理能力不错，大西军余部能在云贵确立统治，他倒是头号功臣。但其个人野心也大，请封秦王爵和迎接永历帝入境，部分开说是从扶明政策出发，但更多的是为了满足自己对权势的渴望，心中根本就没把永历帝当回事，安龙知府范应旭统计皇室人口，直接在簿册上写道：“皇帝一员，后妃几口，月支银米若干。”，孙可望看到这种极其简慢的写法后，并不以为怪，“可望见之，恬不为异”。

在处理事务方面，完全把永历帝当成了吉祥物，日常事务根本不做汇报，军国大事更是先在其大本营贵阳做出决策，然后通知永历帝即可，“可望假天子号令，行中外调兵催饷，皆不上闻，生杀予夺，任意恣肆”。

《安龙逸史》

看到孙可望势盛，永历帝无权，为数众多的的明朝官吏开始走上了投机之路，他们竟然无耻的想让孙可望取代永历，称帝自雄，这样的官吏在孙可望身边有，在永历帝身边也有。前者的代表如任僎，这货天天就是借天命倡言：“明运已终，事不可为矣”，主张永历帝禅位于孙可望。当时孙可望要去安龙陛见永历帝，就是被这货拦了下来，说什么“国主欲入安龙，恐二龙不便相见”，于是，孙可望连起码的臣礼都没有进行。

后者的代表主要是马吉翔和太监庞天寿，马吉翔怀揣着“（永历帝）让位于秦王，则我辈富贵无量”的目的，曾派门生郭璘前去对武选司主事胡士瑞做说服工作，“今上困处安龙，大势已去。我辈追随至此，无非为爵位利禄耳。揣时观变，当归秦王”。但胡士瑞心向大明，马吉翔被一顿斥责。而马吉翔太想进步了，居然还特意找武选司郎中古其品，帮他画一幅“尧舜禅受图”进献给孙可望，但这无礼的要求被古其品拒绝，这个无耻之徒马上向孙可望打小报告，导致古其品“被锁去，毙之杖下”。孙可望得知在安龙有这么一波拥护者，遂投桃报李，要马吉翔和庞天寿，承担朝廷内外的一切机务。

最为肉麻的还是孙可望帐下的翰林编修，他干脆在礼制上做文章，他为孙可望立太庙，中间放朱元璋牌位，左边放张献忠，右边则是“可望祖父主也”。孙可望原本就对永历帝这个天子不屑一顾，在这些人的鼓励下，自我感觉更好了，真的把代明而立的想法提上了议程，一个后明朝呼之欲出，“拟改国号曰后明，日夜谋禅受”，据《明末滇南纪略》记载，孙可望大概在在顺治十一年（1654）的五月确实有回滇正式登基称帝的举动，但在选定的日子里大雨如注，登基大典遂作罢，实际上可能是李定国等人的阻力太大才未能如愿。总而言之，孙可望想当皇帝的瘾很大，如果没人阻止，其板上钉钉是要“谋逆”的。

《明末滇南纪略》

而李定国对孙可望跋扈早有不满。在大西军余部刚刚据有云南的时候，李定国先至演武场升帅字旗，孙可望大为愤怒，为了树立自己的权威，对自己当年的“兄弟”大打出手，生生的打了李定国50杀威棒，打的李定国不得不服，“定国不得已呼曰：‘我今服矣。’”，经过此事，尽管孙可望虚情假意的做了抚慰，但两人的关系至此出现裂痕，“定国之嫌隙由是成矣”。

在这次受责后，李定国被孙可望打发到云南平定沙定洲之乱以赎罪，没想到单干的李定国如蛟龙入海一发不可收拾，“终日操演兵马，制造盔甲，一年练就精兵三万人”，而李定国对孙可望强行请封秦王的作为十分看不惯，声言：“我等无尺寸之功，何敢受朝廷之封。”，成为其称帝的一大阻碍，孙可望开始视李定国为眼中钉。

孙可望杖责李定国

顺治九年（1652），为了抵御清军的进攻，孙可望派出两路大军对清军发动进攻。刘文秀、王复臣一路入蜀作战，出叙州、重庆；李定国、冯双礼出湖南、广西，由武冈经全州，取桂林。

李定国在这次出征时，为南明立下了旷世奇功，先后击毙了清敬谨亲王尼堪、定南王孔有德，“兵出凡七月，复郡十六、州二，辟地三千里，军声大振”。黄宗羲称此役“两蹶名王，天下震动”，李定国的声望在此役后猛涨，至此孙可望已经算是指挥不动李定国了。

看着昔日“小弟”蒸蒸日上，声望盖过自己，让孙可望嫉妒之火熊熊燃烧，“定国军威壮盛，不复受可望节制，可望忿盛”。于是，他就想以至沅州议事为名，把李定国召回身边趁机除掉，但被李定国察觉，“遂不行”。

《小腆纪传》

李定国击败清军，就让孙可望产生了“你行我也行”的错觉，既然不能直接干掉你，我孙可望也去刷清军的人头把你的声望直接压下去不就行了，大喊：“北兵本易杀，我辈独不得当。”

《永历实录·卷十四》：可望耻定国有杀两王之功而己不逮，抑见定国之杀两王谓敌易与也，遂欲独战以求多。

结果，事与愿违，孙可望面对清军直接现了大眼，自己精锐的驾前军和清军真干起来，完全不是个，被清军打的“积尸塞野”，武冈、靖州、沅平等地被清军攻占，这回两人的关系是真完了，“可望以是愧憾，益忌定国”，只是孙可望鉴于李定国已经“发育成熟”，自己不便发作，维持了表面兄弟而已。孙可望“稍思羁縻之”，李定国“亦姑应之”，两人矛盾就差一把火。

《永历实录》

永历帝在安龙，不能忍受孙可望的傲慢无礼，孙可望天天打着称帝的主意让永历帝万分恐慌。顺治九年（1652），在他了解到李定国和孙可望的矛盾后，就想秘密联络李定国前来救驾，他先私下对内监张福禄、全为国表达了这个意图。

《明季南略·卷十四》：可望待朕无复有人臣礼，奸臣马吉翔、庞天寿为之耳目，朕寝食不安。近闻西藩李定国亲领大师，直捣楚、粤，俘叛逆陈邦传父子，报国精忠，久播中外，军声丕振。将来出朕于险，必此人也。且定国与可望久有隙，朕欲密撰一敕，差官赍驰行营，召定国来护卫，汝等能为朕密图此事否？

张、全二人遂推荐武选司员外林青阳、主事吴士瑞等5人操办此事，这5人与首辅吴贞毓商量，前后两次分别派出林青阳、周官二人去李定国处求援，并封李定国为晋王。李定国看到这份“词旨哀怆”的诏谕后，十分感动，叩头出血，说道：“臣定国一日未死，宁令陛下久蒙幽辱！幸稍待忍之。臣兄事可王有年，宁负友，不负君。”，李定国在拟于粤中战事完结后，再去迎驾。

《西南纪事》

但此事不幸暴露，在永历帝派出周官前，为了支开马吉翔，将其打发到广西代永历帝祭祀兴陵（永历帝父朱常瀛之陵），马吉翔此时已经微闻永历帝派人联络李定国一事，中途发生了意想不到的变故，马吉翔遇到了往来联络的李定国帐下官员刘议新，刘议新认为马吉翔是永历帝的近臣，遂将永历帝派人出使李定国一事和盘托出，马吉翔大惊，飞报孙可望，此事就此失密。

顺治十一年（1654）正月，孙可望派亲信郑国至安龙调查，遂兴起大狱，逮捕了以首辅吴贞毓为首的十八人，这十八人算是条汉子，在百般逼供之下，坚决不出卖永历帝，只说是他们自己策划，此事“未经奏明”，永历帝完全不知情，“皇天后土、二祖列宗，今日蔡縯供招与谋密敕之事，以见臣子报国苦衷”。最后以“盗宝矫诏，欺君误国”八字结案。刑科给事张镌，内监张福禄、全为国被凌迟处死；翰林蒋乾昌、御史李欣等14人被斩首；首辅吴贞毓自缢。

尽管孙可望在马吉翔得协助下，取得了这场权力斗争的胜利，但永历帝与李定国的关系大大加强了。

《明季南略》

顺治十二年（1655），李定国在广东新会战败，元气大伤，所部“止存六千人”，孙可望立即派关有才、刘镇国等人率军赶来阻截李定国北上。李定国想出了一个奇招，让部队“衣甲皆皂”，装扮成清军的样子，关有才等人居然未经交锋，急忙逃跑，“以为清兵从天而下，遂同刘镇国跨马而逃”。其余部被李定国收编。

《安龙逸史》

孙可望当时不知道关有才战败，遂让白文选第二批往援，白文选在得知关有才战败后，在永历帝所在的安龙停留。为了防止永历帝落入李定国手中，孙可望派百户叶应祯去安龙要永历帝移驾，叶应祯“逼勒再三”，“宫中哭声徹内外”。

而白文选虽在孙可望帐下干，但已经看不惯他很久了，“然文选虽为可望用，心不直其所为”，他想方设法百般阻挡叶应祯的移驾行为，为李定国争取时间，“事须宽缓，若迫促至此，朝廷玉叶金枝，不同尔我性命。万一变生意外，若能任其责乎？”

顺治十三年（1656）正月二十二日，李定国至安龙接驾，顺利将永历帝接到军中。二十六日，离开安龙。二月十一日，到达云南曲靖。李定国率领精兵往云南昆明，受到了刘文秀等人的接应，诸将辎重，“惟（王）尚礼有异志，然所部止千人”，无法改变局面。永历帝于三月至昆明驻跸。孙可望由于家属都在云南，暂时不敢动手。

《安龙逸史》

李定国在姓帝入滇后，永历帝居然没有放弃对孙可望的招抚。顺治十四年（1657）正月，永历帝派原孙可望党羽张虎把尚留在云南的孙可望家属送往贵州。在永历帝派他担负任务之前，特意亲自召见，谆谆嘱咐让其做孙、李二人的和事佬，“秦、晋两王义当和好，此须卿一行”。并送金簪一枝为信物，许诺此事成行以后，封张虎公爵。

然而张虎这个孙可望的党羽，根本不顾大局，上来就挑唆孙可望造反，在来到贵州后即将永历赐予的印信交给孙可望，并将永历帝赐金簪的意图曲解为意图让自己行刺，“臣临行时，皇帝赐此簪，命臣刺国主以报功，许封臣二字王，臣不敢不以上闻”，还称李定国兵马不满三万人，“可唾手取也”。孙可望闻言大怒，再加上“既得妻子，无复顾忌”，大骂“上负我，定国、文秀叛我”。遂决意反叛攻打云南。

《皇明末造录》

八月，孙可望率兵10余万（兵力方面各史书记载不一，有10万，14万，70万等说）向云南进攻。孙可望气焰十分嚣张，特意打造枷锁300副，打算解送永历君臣。消息传到云南，李定国遂率3万军队迎战。

从表面上看，双方力量相当悬殊。但孙可望一军颇有身在曹营心在汉的，其很多部将都看不惯孙可望的所作所为，“马惟兴、马宝、马进忠三人以同姓称兄弟”与白文选联络，“共谋助李定国”。九月十五日，双方在曲靖交水对峙，孙可望兵10余万，列三十六营；李定国军布列三营，距离十里下营。孙可望仗着自己的兵力优势，命张胜、马宝二人率兵数千（史料记载各有不同，有4000之说，有7000之说）抄小路直取昆明，到时候和叛将王尚礼等人里应外合破城，想来一个以正合，以奇胜。

《明季南略·卷十四》：尔可率领武大定、马宝，选铁骑七千，连夜走小路至云南城下暗袭之。城中有王尚礼、龚彝等为内应。尔一入城，则定国、文秀等知家口已失，不战而走矣。

孙可望部的前线总指挥的白文选早就和马维兴、马宝等人计划阵前反戈。白文选以视察的名义驰入李定国军中，要李定国迅速展开决战，马惟兴等人已经准备里应外合接应，晚了事情泄露就来不及了，“此时宜速出兵交战，马宝、马惟信及诸要紧将领已俱有约，稍迟则事机必露”。李定国、刘文秀一开始还犹疑不定，白文选火急火燎的说：“若再迟，则我辈死无地矣！有一字诳皇上、负国家，当死万箭之下，我当先赴阵前，汝等整兵速进。”，说完上马飞驰而去准备战斗，而孙可望惊闻白文选投附李定国，本想退兵，但在马宝的“积极请战”下，孙可望遂决意留下会战。

《明季南略》

马宝在得到孙可望进攻昆明的意图后，立刻向李定国传递情报，要李定国速战速决。李定国在接到马宝的情报后，“大惊”。当机立断将决战日期从二十一日改到十九日。十九日，李定国、刘文秀率全军3万人出战，孙可望命诸军迎战。两边一开始交锋，李定国部出师不利，骁将李本高被杀，“文秀退回，定国亦为小却”，孙可望大喜过望，命全军出击追杀，李定国部陷入不利态势。

白文选眼看形势危急，亲率5000精骑向马惟兴阵前冲去。马惟兴与白文选合势从孙可望后阵进攻，“所向披靡，连破数营”，李定国、刘文秀全力挥军出击，孙可望部阵脚大乱，忽然阵间大批人高喊：“迎晋王（即李定国）！迎晋王！”，10余万军队顷刻瓦解，孙可望大呼：“维兴诸营俱叛也。”，在少数兵马保护下，仓皇逃走。

《明季南略》载交水之战过程

在交水之战如火如荼的展开时，张胜、马宝在九月二十一日已经到达昆明附近，马宝揣测城中无备，在城外到处放火提醒城内，“恐无人知此一路之兵，各处纵火，俾百姓惊传，会城知守”，让偷袭变成了明攻，城里才反应过来进行守备，永历帝还把有可能内应的王尚礼召入朝中监视。

张胜率兵到达省城后，见城中已经有备，便放弃了突袭的打算，还看到了李定国在交水击败孙可望的露布，情知大势已去，马上带兵退去，遇到回军的李定国部，马宝立刻反正，张胜被击败溃逃，后为部将李承爵所杀。

孙可望在被击败后，走投无路的他带领官丁、妇女家楼数百向清廷投降。对于清廷来说完全是喜从天降。作为秦王，他知道太多的军事机密，投降后，对永历政权的虚实和盘托出，给清廷击败起义军提供了天赐良机，“及可望降，知敌人内讧，于是（洪）承畴、（吴）三桂疏请大举”。

《明末滇南纪略》

而李定国处理战后事宜则并不公允，极不信任孙可望的部下，“晋王以收获孙可望之兵曰秦兵，滇省旧兵曰晋兵，由是孙可望之兵心懒矣”，大西军余部经孙可望扰乱可谓是元气大伤，完全削弱了今后的抗清力量。

引用文献：《安龙逸史》、《皇明末造录》、《明季南略》、《小腆纪传》、《小腆纪年附考》、《西南纪事》、《永历实录》、《明末滇南事略》、《爝火录》、《南疆逸史》

来源：论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