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我国的公共卫生人才队伍建设如何？”“新时代需要怎样的公卫人才？”“高校应该怎样培养公卫人才？”前不久，由广西医科大学主办、公共卫生学院承办的“叶馥荪”公共卫生名家大讲坛于南宁举行。

“我国的公共卫生人才队伍建设如何？”“新时代需要怎样的公卫人才？”“高校应该怎样培养公卫人才？”前不久，由广西医科大学主办、公共卫生学院承办的“叶馥荪”公共卫生名家大讲坛于南宁举行。

本次活动是广西医科大学建校90周年校庆系列活动之一，邀请了中国工程院院士林东昕、泰国宋卡王子大学Virasakdi Chongsuvivatwong教授、新加坡国立大学LIOW Chee Hsiang教授、复旦大学傅华教授等国内外公共卫生领域的专家学者，围绕新时代公共卫生体系下的疾病防治策略、公共卫生人才培养等多个热点议题展开深入交流讨论。

建设一支高素质的公共卫生人才队伍

“一个公共卫生人才，通过制定合理的公共卫生政策，可以改变多少人的命运？”讲坛上，南京医科大学公共卫生学院院长王建明教授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

我国医药卫生人才培养重心和政府投入总体上存在“重医疗、轻预防”的问题，由于对公共卫生重视不够，人们在专业选择上“重临床、轻公卫”倾向明显。

公共卫生治理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特别是在当前全球健康治理的大背景下，构建以人民健康为中心的公共卫生治理体系显得尤为重要。要实现这一目标，需要培养一大批具有扎实理论知识和良好实践能力，对国情有深刻理解、对国际有充分认知的公共卫生人才。

“我国公共卫生人才培养规模正在稳步上升，截至2023年，我国公共卫生本科招生数量达到14950名，硕士、博士共计招生10326名。”王建明介绍说，“总体数量是2018年的1.7倍，硕士数量与本科生数量之比也达到了69.1%。”

朱泉熔在北京大学公共卫生学院读研究生时曾做过一项调研，调研显示，高层次公共卫生人才短缺已成为公共卫生事业发展的瓶颈。从行业从业人员队伍来看，2021年我国仅有9.7%的公共卫生执业（助理）医师拥有研究生学历，而临床执业（助理）医师中，15.3%的人有研究生学历。

应用型的公卫人才将成为主流

“很多时候我们的学生会考试，懂理论，但真正面临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却不知道从哪下手。”王建明在讲坛上提出了这样的担忧，在他看来，“应用型”三个字意义重大。

王建明认为，长期以来，我国公共卫生人才培养方法更侧重于理论研究，培养的多为学术型人才。在此前南京医科大学组织的“天元教学午餐会”上，王建明教授就曾表示，当前公共卫生教育存在着传统教学方式无法满足新时代学生的需求、理论教学与实践应用脱节等突出问题。

“我们要培养应用型的高层次公共卫生人才，是培养能解决‘疫情分析研判、传播规律研究、实验室检测’等实际问题的人才。”王建明将其概括为“既要懂临床，又要会预防，还要会管理”。他认为，未来应用型的公卫人才将会成为主流。“2023年专业型硕士的招生数量相较于2018年翻了两番。”

来自新加坡国立大学苏瑞福公共卫生学院的廖智庠副教授认为，应用型公共卫生人才需要培养高水平的能力来解读数据、整合证据以及实施政策和项目。公共卫生研究成果要转化为实际应用，运用在实际政策、措施、临床项目等公共卫生项目中。

在不少与会学者看来，公共卫生是实践性非常强的学科，仅靠书本知识是远远不够的，但长期以来，我国公共卫生人才培养方法更侧重于理论研究，培养的多为学术型人才，评价机制并不利于专业型人才。王建明举了个例子，南京医科大学公共卫生学院第一年招了15名应用型博士，到现在只毕业了4人。根本原因在于相对于学术型博士的毕业论文，应用型博士的论文一般“以应用为导向”，在论文盲审的过程中通常会被认为“没做实验”“太过简单”，所以过不了关。

王建明还提到，目前针对公卫医师的规培也存在争议，不同于临床医学等其他专业，公卫医生很难在两年的规培期中获得提升，所以面对规培积极性不高。

让公卫行业留得住人才

讲坛上，不少专家学者提到一个现实问题：相较于其他医学专业，公共卫生相关专业对年轻人的吸引力不足。

王建明回忆说，2020年，南京医科大学公共卫生学院颁布了预防医学专业第二学士学位招生简章。其他非预防医学专业的学生可以在毕业后申请攻读预防医学学位，通过选修一部分预防医学的课程，两年后可以获得预防医学学位证。

“刚开始报名人数很多，可两年之后就只剩下了两三个人。”王建明说，经过学院调查发现，很多申请第二学位的学生只是为了能够在学校留宿考研，继续在原本的专业领域深造。

王建明认为，问题在于如果学生本科专业不是预防医学，即使获得第二学位，依然无法参加公共卫生执业医师考试，所谓“第二学位”对同学们并没有很大的吸引力。

除此之外，公共卫生领域的薪酬待遇较低已成为公开的秘密。收入低、存在感低、地位低的“三低”困境成为阻碍人才留在公共卫生领域的重要因素。

多年来，关于公卫医师们的处方权也争论不休。曾有公共卫生执业医师在采访中表示，自己在职业生涯中，曾无数次被患者、亲朋好友质疑“医生为什么开不了药”。

自1999年我国执业医师法颁布实施以来，明确规定“医师不得出具与自己执业范围无关或者与执业类别不相符的医学证明文件，不得超范围执业。”从而在公共卫生与临床医学之间划定了清晰的界限。这导致公卫医师的职责主要局限于“流行病学调查”和“健康教育”等领域，不再被允许执行直接的医疗行为。

今年两会期间，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委员、中日友好医院原副院长姚树坤呼吁，公卫人员缺乏处方权给基层疾病预防和管理带来了诸多的障碍。公卫医师群体无法深入了解疾病的发生发展规律，预防医学也无法真正落地。

讲坛上，王建明也提到，由于未来成为公卫医师后没有处方权，公共卫生教育中通常会忽视临床医学的相关内容，自然很难提升公卫人才的传染病救治能力。

值得欣慰的是，这一问题目前已得到相关部门的重视。2024年6月14日，国家疾控局副局长沈洪兵在国务院政策例行吹风会上表示，健全公共卫生医师制度，探索赋予公共卫生医师处方权，是疾控体系改革的重点任务，也是创新医防融合机制的重要举措，可以进一步提升公共卫生医师队伍的专业能力，满足群众卫生健康服务需求。为了更好地落实党中央、国务院的决策部署，国家疾控局会同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医保局联合印发了试点工作方案，并率先在黑龙江、广东、海南、重庆等地启动了公共卫生医师处方权的试点工作。

来源：中国青年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