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本书聚焦鲁迅留日的时代脉络与话语空间，还原重构青年鲁迅寄身的日本语境，考察他与明治日本整体环境的接触、交涉、关联，他对异域思想资源的判断选择和改创，还原留日时期鲁迅的生活历程和精神历程，有效确定了鲁迅在时代潮流以及思考话语格局中的位置，呈现了留日鲁迅的行为和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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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与日本
潘世圣 著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25-3
ISBN：9787108079275 定价：68.00元
【内容简介】
本书聚焦鲁迅留日的时代脉络与话语空间，还原重构青年鲁迅寄身的日本语境，考察他与明治日本整体环境的接触、交涉、关联，他对异域思想资源的判断选择和改创，还原留日时期鲁迅的生活历程和精神历程，有效确定了鲁迅在时代潮流以及思考话语格局中的位置，呈现了留日鲁迅的行为和思想结构。
【作者简介】
潘世圣，原华东师范大学外语学院教授及博士研究生导师（2023年荣休），九州大学博士（比较社会文化），上海市外国文学学会理事，中国鲁迅研究会理事，曾任日本国际交流基金、中部大学、九州大学及（京都）国际日本文化研究中心外国人研究员、客座教授、访问教授。有中日文学及鲁迅研究的中日文著述若干。
【目录】
例言
正 编
鲁迅与嘉纳治五郎及弘文学院教育系谱——预备教育的近代启蒙向度
汉文脉共享与鲁迅的翻译启蒙政治——《哀尘》底本：森田思轩译《随见录》第四则
历史现场、原初语境与思想意义阐释——鲁迅与丘浅次郎进化论演讲
“进路”的难局：鲁迅与仙台医专——脱离东京与留学制度结构
“仙台体验”如何成为“传说”——《藤野先生》的跨国阅读及歧义发生
鲁迅思想原型与明治日本语境——现代思想文艺输入与自我主体性建构
鲁迅的国民性观念与日本——希望与路标抑或诱惑与坑穴
鲁迅的日本认知——其体验和理解日本的内容及特征
鲁迅与日本自然主义——终极指向分歧与形式维度交集
1930 年代中日教育学术交流中的鲁迅——目加田诚、小川环树拜访鲁迅考述
鲁迅与山本初枝——同志之谊与诸说喧嚣
鲁迅、鹿地亘及《上海通信》——《上海通信》的鲁迅叙述及其他
女诗人森三千代的鲁迅记忆叙事——《鲁迅先生的印象》考论
战前日本的鲁迅译介普及和认知——改造社《大鲁迅全集月报》第 1 号考述
复盘历史现场的意义及路径——“鲁迅与日本”研究的必经之路
附 编
弘文学院院长嘉纳治五郎的中国认知
“新知”与“革命”言说的世纪井喷——1900年代留日学生杂志论考之一
翻译政治：“输入文明学说”——1900年代留日学生杂志论考之二
近代国家构想与民族主义及革命志向——1900年代留日学生杂志论考之三
再谈新文学的发生与日本——以周氏兄弟及郁达夫为线索
汪晖《鲁迅研究的历史批判》寄语——读后感二三
《国民性十论》与近现代中国的国民性话语——关于香港三联版《国民性十论》中文译注本
鲁迅与我们的时代——围绕丸尾常喜《明暗之间：鲁迅传》展开的讨论
《鲁迅的都市漫游：东亚视域中的鲁迅言说》译后记
《日语源语视域下的鲁迅翻译研究》序
“鲁迅与日本”研究的开拓者——柏青恩师追忆
回忆丸山昇先生
后记
【选摘】
“仙台体验”如何成为“传说”
——《藤野先生》的跨国阅读及歧义发生
一 叙实抑或虚构的阅读歧义
关于鲁迅的仙台医专留学时代，日本学者很早就予以关注。半个多世纪前，东北大学（仙台医专是其前身之一）的研究者，便开始进行大规模的鲁迅与仙台医专资料的搜集整理和考察，目光遍及鲁迅的仙台医专留学史、鲁迅留学生活的综合背景、文学、医学等领域。这些考察和研究的成果，集中体现在仙台时期鲁迅记录调查会编著的《仙台时期鲁迅的记录》和东北大学原教授阿部兼也的《鲁迅的仙台时代—鲁迅留日研究》这两部皇皇巨著中。关于鲁迅留学仙台医专的详细情况，上述两部著作已经成为必备参考文献。说句题外话，令人遗憾的是，这两本含金量很高的著作至今尚无中文译本。本章关注的是，围绕鲁迅留学仙台时期的一个“神话”（姑且借用日本学者的说法），即中国人耳熟能详的鲁迅“弃医从文”事件。
这一事件的引子，恰好出自鲁迅自己的作品。在结束留日长达十七年之后，鲁迅终于首次发表了以自己的留日生活遭遇为主题的自传回忆性作品《藤野先生》（《莽原》半月刊第 1 卷第 23 期，1926 年 12 月 10 日），为后世留下了一个脍炙人口的名篇。特别是凭借着中国以及日本中学语文教育系统，无数的中国人还有日本人都知道了，在文豪鲁迅心中，那个黑瘦并有些老式古板的日本男人—藤野严九郎先生（1874 ～ 1945）究竟占据着一个怎样的位置。在这篇两万五千字的随笔中，鲁迅追忆求学仙台医专时的恩师，感怀往昔岁月，抒发对藤野先生的由衷敬仰，通篇流淌着默默的感恩敬师之情，一种跨越国族的人间情感，成为鲁迅与藤野先生乃至中日两国友好交流的佳话。
在近现代中日两国关系的惨痛历史中，像这样的正面案例绝不算多，因此一直为中日两国的有识之士所珍视。《藤野先生》不仅成为两国文学研究关注的重要对象，还被纳入两国的国语教育系统，在政治、社会、历史文化以及文学的各个层面被阅读者、研究者、教育者不断叙述和阐释，在教育 - 接受的循环往复中代代承传，实现其美好意义的扩散和再生产。
但另一方面，围绕这部名篇的基本性质问题，中日两国学界的阅读和阐释也出现了明显差异，而对这些差异的理解处理，至今仍没有一个具有普遍性的结论。本章试图正面描述和解析这一问题，在弄清中日各自的《藤野先生》阅读差异结构的基础上，考察产生差异结构的原因，并评估差异结构的底层意义。
在中国，《藤野先生》明确属于“回忆散文”或曰“回忆性随笔”的性质，无论是不同时期出版的《鲁迅全集》，还是收入此篇的各类语文教材都作如是说。鲁迅最初在《莽原》杂志发表包括《藤野先生》在内的系列散文时，为这一束作品冠名“旧事重提”，稍后编为单行本出版时，又改为“朝花夕拾”，前后题目虽有变更，但都规定了文章的“回忆”属性。他在《朝花夕拾》“小引”中慨叹自己当时的生活境遇漂泊不定，难以从容地进行文艺创作，话里话外流露着丝丝颓唐和苍凉：“一个人做到只剩了回忆的时候，生涯大概总要算是无聊了罢”，“这十篇就是从记忆中抄出来的，与实际容或有些不同，然而我现在只记得是这样”。很明显，鲁迅是说，这些篇什乃是对过往生活的回忆，即使所叙与事实有什么乖离，那也只是记忆误差，而不是有意的虚构和想象。这也是世间对此类文章的一般理解。
不过在日本，情况却有些不同。早年有关《藤野先生》的“定性”“定位”并无特别之处。比如，鲁迅逝世后，大作家佐藤春夫（1892 ～ 1964）在悼念鲁迅的文章中称《朝花夕拾》为“随笔体的自叙传”，这其实是最准确的表述。但到了 1940 年代，日本鲁迅研究的早期代表人物竹内好（1908 ～ 1977），出版了他那本在日本鲁迅研究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鲁迅》（日本评论社，1944）。在书中，竹内好提出《藤野先生》存在“传说化”倾向，作品所述未必是事实。此后，这一说法为其他日本鲁迅研究者所继承，并逐渐成为在日本学界颇有影响的某种共识。
如果说日本鲁迅研究者主要是对鲁迅的“叙述”真实性，以及叙述方式所造成的事实变形表示某种怀疑，认为在当时的情境中，事情未必完全如鲁迅所说的那样，那么，后来日本的国语教育界则更进了一步。在日本，鲁迅是中学生最熟悉的中国作家，这是因为《故乡》（1921）被收入初中课本，而《藤野先生》（1926）则进入高中课本。但令人吃惊的是，在课本对作品体裁的分类上，《藤野先生》已经不再是回忆文章或回忆性散文，而赫然变成了小说，所谓“有定评的小说”。借助国语教育这一平台，日本的学生们接触到鲁迅，并且知道了《藤野先生》是鲁迅创作的一篇小说，世间对这篇小说的评价也很高。这样，《藤野先生》便从回忆性散文“变质”为“小说”。
日本研究者曾有这样的解释，说：“《藤野先生》这部作品，在中国，大体被视为‘回忆散文’（以事实为依据的自传）。但在日本，很早便将这种作品看作带有自叙传风格的小说。在对鲁迅的仙台医专时代进行调研的过程中，这一点得到了进一步证实。”应该是受到日本鲁迅研究的影响，在国内偶尔也有人把小说的帽子戴到《藤野先生》头上。比如2009 年 10 月 23 日的《文汇读书周报》上，就有读者注意到《厦门日报》报道“中日视野下的鲁迅”国际研讨会时以小说指称《藤野先生》。
总之，在对《藤野先生》的体裁认定上，中日两国学界存在分歧，即随笔性的“回想记”和带有自叙传风格的“小说”之别。与之相伴，在作品叙述内容上，也就有了“实”与“虚”的不同解读。
二 竹内好的“传说化”阐释
关于留日时期鲁迅与日本的关系结构问题，鲁迅本人直接留下的记录或回忆极少，而研究者对这一问题的考察又受到空间、时间、语言、文化以及其他外部条件的限制，与鲁迅研究的其他领域相较，实证性研究进展不够充分，围绕许多未竟课题还有许多历史事实及其文献资料需要深入发掘调查。
而另一方面，同样在这一领域，日本方面鲁迅研究却表现不俗。对鲁迅的弘文学院求学时期、仙台医专学医时期，以及重返东京从文的“第二个东京时期”，都有不俗的研究成果问世。特别是在基础资料的发掘搜集和考证上，日本方面的研究极大弥补了国内研究的不足，成为国际鲁迅研究中不可或缺的重要板块。
在这个过程中，围绕有关鲁迅的一些重要事实，包括《藤野先生》等文中讲到的，以“幻灯片事件”为直接起因的重大人生转折—“弃医从文”，日本研究者提出了一些独特的看法，显示了中日研究者不同的阅读和阐释。
如上所述，日本研究者在考察鲁迅如何“弃医从文”时，使用了诸如仙台的“传说”这样的言辞，来表示对鲁迅自述的怀疑，或曰不同解释。这种见解始于竹内好。竹内好是日本鲁迅研究最早的权威人物，他二十岁考入东京帝国大学，专攻中国文学。大学二年级时与后来成为作家的武田泰淳（1912～1976）等同学成立“中国文学研究会”，把父母家当成办公室、编辑室，从仅 12 页的薄薄的油印小册子开始，编辑发行《中国文学月报》（1935 ～ 1943）；1943年应邀撰写《鲁迅》评传，同年 12 月应征入伍，被派往中国。翌年，《鲁迅》一书由日本评论社出版，而此时他尚在中国。
在这本书中，竹内好面对《藤野先生》，似乎显得迟疑不决、左右为难。在《鲁迅》的开头，他称《朝花夕拾》是“由十篇短篇构成的自传性回忆录”。既然是“自传性回忆录”，当然就是写实叙事。可是，随后谈到鲁迅在《藤野先生》里讲述导致自己“弃医从文”的“幻灯片事件”时，他又认为鲁迅的回忆并不真实，称这是“被传说化了的一个例子”：
鲁迅在仙台医专看了记录日俄战争的幻灯片，因而立志从事文学的事，诚然是家喻户晓脍炙人口。这是他的传记被传说化了的一个例子，我对其真实性存有疑念，我以为这种事大约是不可能的。然而这件事在他的文学自觉上留下了某种投影却是无可怀疑的［后略］。
这段话颇有些佶屈聱牙、前后矛盾。竹内好一方面明确肯定《藤野先生》是“自传性回忆录”，但同时又称这篇“自传性回忆录”所记述的经历并非百分之百真实，有些是被作者“传说化”了，也就是存在虚构。他的想法似乎很肯定：“幻灯事件和立志从文并没有直接联系，这是我的判断。”“我执拗地抗议把他的传记传说化，绝非是想跟谁过不去，而是因为这关系到理解鲁迅文学的根本问题。不能为了把话说得有趣而扭曲真实。”
竹内好谨慎地给自己留下了退路。首先他没有否定“幻灯片事件”本身的存在，而是认为“幻灯片事件”并不是“弃医从文”的直接原因。竹内好撰写《鲁迅》一书时，二战已进入末期，日本国内国外的形势极其紧迫，所以他的《鲁迅》写作会有无形的限制，当然更没有条件如和平时期那样进行从容不迫的考辨论证。他更多的是讲述自己对鲁迅的心灵感知，追求两个灵魂的碰撞，通过感受鲁迅来倾诉自我的内心。他的特长似乎并非“我注六经”，而是在全力以赴地追求“六经注我”。
作为日本鲁迅研究的标杆人物，竹内好对日后的日本鲁迅研究影响深远。正如竹内好之后的鲁迅研究名家丸山昇（1931～2006）所说，竹内好的《鲁迅》“直到今天仍被称为‘竹内鲁迅’，对后来的鲁迅研究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他身后的所有鲁迅研究者都从这本书继承了很多东西”。但是问题在于，后代的鲁迅研究者似乎忽略了竹内好当年特殊的时代背景，而笼统地接受了竹内好的“传说化”判断，并使之逐渐成为一种比较普遍的“知识”：“所谓的幻灯片事件，是历经长久岁月在鲁迅心中形成的‘故事’，它回忆的是当年（1905）的事，但更是在诉说现在（1922）的自己。”尽管这句话里其实也隐含着与竹内好一样的矛盾。
这种判断最大的弱点，是在表达主体阅读感受时，忽略了事实论证。首先，由于经历“幻灯片事件”而决心“弃医从文”，这是鲁迅本人披露的个人意识的变化过程；它仅仅是个人心理形态的流动过程，而非直接的外在表象事实，当事人的叙述是最直接的“事实根据”，除非叙述者本人的记忆完全失真，或者干脆是有意虚构（而发生这两种情形的可能性极小）。也就是说如何证明鲁迅所述等于“传说”最为关键。其次，在相关资料文献的调查方面，对鲁迅留学仙台时期素有研究的阿部兼也，对鲁迅所说的幻灯片进行发掘调查，结果确实发现了仙台医专所保存下来的一批幻灯片，尽管其中并无鲁迅所述民众围观日军斩杀俄军探子的那张。然而，这一结果确乎也无法“证伪”。第一，没有找到不等于不存在。第二，即便真的没有那一张，也不等于鲁迅当时在其他场合没有看过相同或相似的影像。况且，根据日本学者的考证，早已证明确有多数类似影像存在。
至于叙述处理方式形成叙事与事实之间的变形或差异则是另一个完全不同的问题。也就是说，任何叙事都无法做到绝对客观，这是叙事与生俱来的天性。任何叙事都伴随着叙述者的主观介入和影响。他的角度、视野、眼光，他的主观感受，他的取舍安排、轻重详略，以及言语本身具有的物质性和不透明性，都会影响叙事的客观性、真实性。正如即便是用照相机拍照，作为结果的影像也会由于拍摄者对角度、构图、背景等因素的选择处理而各不相同。
也就是说，在目前的情形下，缺少有力证据证明其虚构性，反倒可以找到证真的材料。鲁迅的毕生好友许寿裳曾在弘文学院与鲁迅朝夕相处，他在《怀亡友鲁迅》一书中留下了如下证言：
可是到了第二学年春假（鲁迅在仙台医专的第二年，即 1906 年春—引用者注）的时候，他照例回到东京，忽而“转变”了。
“我退学了。”他对我说。
“为什么？”我听了出惊问道，心中有点怀疑他的见异思迁。“你不是学得正有兴趣么？为什么要中断……”
“是的，”他踌躇了一下，终于说，“我决计要学文艺了。中国的呆子，坏呆子，岂是医学所能治疗的么？”
我们相对一苦笑，因为呆子坏呆子这两大类，本是我们日常谈话的资料。
许寿裳的证言虽未提到“幻灯片事件”，但有关鲁迅弃医从文之前因后果的记述十分清晰，且与鲁迅本人的回忆相吻合。总之，尽管竹内好的判断分析有其内在的逻辑支撑，也不悖情理，但终究还是“情景判断”而非“事实判断”。这一点应该是明确的。
三 小说定义的扩张与对随笔的误读
竹内好以后，情况又有了一些变化。以竹内好为代表的鲁迅研究者，认为鲁迅的传记叙述中存在“传说化”和“虚构”，但并未直接否认《藤野先生》的纪实性、自传性；1960 年代后，《藤野先生》进入日本高中国语教科书，成为高中生在教育体制中学习的对象。与此同时，有关作品的各种认定和解读也伴随着某种权威性进入教学过程，阅读逐渐普泛化。其中最为醒目的，就是体裁定性由自传性随笔（回忆性散文）固定为小说。
据笔者调查的结果，在 1970 年代，先后有“东京书籍”“筑摩书房”和“大日本出版”这三家出版社的高中教材收录了《藤野先生》。但引人注目的是，三种教材都把这篇作品定性为“（短篇）小说”。某位国语教师在其教案“《藤野先生》学习指导”中开宗明义，提出本篇的“学习目标”首先是“培养读解短篇小说的能力，掌握读书方法”，并将《藤野先生》与日本作家森鸥外的小说《舞姬》进行比较。教科书的这一变化，具有决定性意义。因为，如果讨论对象变成小说，那么执着于真假虚实的讨论就不再具有实质意义，“传说”“虚构”的解读也就合理合法，客观上也就可以摆脱事实考辨论证的诸多困扰。
那么，回忆性随笔或曰散文性的自叙传如何变成了小说？鲁迅的有关自述又当如何理解？这的确是个问题。首先我们可以肯定地说，日本研究者对《藤野先生》的定性和解读，无论是较早时对细节的疑问，还是后来倾向于以小说定性作品，都不是心血来潮的随意指称，当然更不是什么别有用心的行为。所以，我们不应因为有异议便任意揣测和解释言者的意图。对同一人物、同一事件、同一文本的不同阅读，与主体的感受、观察思考问题的角度逻辑以及研究方法相关，同时也与更深层次的文化观念、文艺观念有关。在《藤野先生》到底是小说还是自传性散文，作品叙事究竟是真还是虚的问题上，日本式的小说观念、叙事观念潜在地发挥了作用，制约和影响了对《藤野先生》的定性和解读。
日本近现代文学与欧美文学、中国文学有很大不同。以小说而论，他们有自己独特的小说形式“私小说”，私小说又一直是日本近代小说的最大潮流和基本特质。早在大正年间（1912 ～ 1926），作家久米正雄（1891～ 1952）就感叹：“现在，几乎所有的日本作家都在写‘私小说’。”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研究者们回望近代文学的演变历程，更是进一步确认“在现代日本作家中，无人没有写过私小说”。在某种意义上，日本近代小说即“私小说”。“私小说”的产生和发展承载了日本民族的文化意识、感受方式以及价值观念，其精神与方法浸透了整个日本近代文学的历史，构成日本文学的独特景观。美国的日本文学研究家爱德华·费拉的体悟很有代表性：“尽管有褒有贬，私小说一直受到众多主要作家的拥护，占据着日本近代文学的核心地位，与私小说打交道就意味着与（日本的—引用者注）纯文学以及各种各样的方法打交道。”
“私小说”也被称为“自我小说”“自叙小说”“自传小说”“模特小说”或“告白小说”等。日本人对“私小说”的定义和解释，也充满了矛盾和暧昧。首先，“私小说”在本质上是小说，也就是“虚构”。正如研究者所说，一般来看，在面对私小说时，不能把作者与作品的主人公等同起来，但另一方面，私小说又与以“虚构”为主要特征的欧洲小说有所不同，作家描绘和书写的往往就是作家本人经历和体验的日常生活琐事，或者是作家自己的内心生活，包括观照人生时所浮现出来的心境情绪。无论采用第一人称还是第二、第三人称，事实上主人公基本与作者重叠。其中偏重于心境描写的就称“心境小说”。所以，在研究“私小说”时，人们多半会习惯地在作家和作品主人公之间拉上等号，参照作者的年谱来解读作品。于是，“私小说”就有了奇异的两重性，一方面具有小说的虚构性，另一方面，事实上又总是在叙写自己的生活体验、写自己的心境和人生感悟。
不仅如此，在日本近代小说的形式体认上，“私小说”“心境小说”和随笔的界限也很模糊，甚至日本人自己也觉得很为难。著名学者海老井英次曾专门著文进行甄别，认为给这三者做定义极其困难，虽然小说和随笔在体裁上差异明显，但由于西欧“随笔”概念的介入，不少人认为“私小说”大多并不是小说，而是随笔。人们通常一方面认为小说与随笔的根本区别在于小说以虚构为特征，而随笔则不同。但同时如果换一个角度来看，即使随笔不是虚构而是叙述事实，也同样需要对事实进行取舍和处理，比如重点和非重点的安排，描写叙述的具体调控等，实际上已经产生了虚构性。二者的差异仅仅在于小说是自觉的虚构，而随笔却是非自觉的虚构。结果呢，自觉的虚构和非自觉的虚构本质一样，都是虚构。如果用等式来表达的话，就变成了“小说 = 虚构 = 作者的日常生活 + 作者的内面生活 = 随笔”。在这种有些混乱的等式下，日本研究者虔诚地认为，“《呐喊·自序》概括了自己的前半生，近于创作”，“《藤野先生》以仙台医专时代为素材，是自传性的创作”。站在日本近代小说观念的立场来看，无论是竹内好的“传说化”说法，还是国语教科书的“小说”标签，都是很自然的事情。在笔者看来，日本学者对《藤野先生》的“虚构”（哪怕是局部的）认定的背景，乃是无意中脱离了虚构文学（小说）与非虚构文学的相对区分，而以任何叙事都隐含虚构的普泛观念来评判具体的事实陈述，如此便难免出现无法证伪、似是而非的判断。
可见，中日两国研究者对《藤野先生》的理解分歧，背后隐含着判断标准和思考方式的差异。
四 “叙实”的视角与阐释的合法性
围绕《藤野先生》传记性叙事，中日两国的研究既有一致，也有不同。差异提醒我们，对个别细节的考察如何介入对整体真实性质的判断，需要慎重。至少对于《藤野先生》来说，叙述方式带来的虚构效应（如果有），限于对事实的有限磨损，它不同于小说的虚构性，是所有叙事与生俱来的天然属性。中日小说观念特别是虚实观念的差异意味深长，围绕这一方向的探索具有很大的生产性前景。
以竹内好为代表的日本研究者的思考具有极大意义。鲁迅当年在仙台医专中途退学，放弃医学而转向文学，不会只是因为观看了片刻幻灯片，便突然转换自己的人生方向。其中必定有许多复杂关联的理由，也有一个累积变化的过程。崇尚精神主义的明治时代语境，仙台医专留学生活的压力、压抑，或者个人生活变化的需要，等等，似乎也应该慎重地予以考量。
在此意义上，竹内好、丸山昇等日本学者对“弃医从文”叙事的质疑，提供了以个人立场阅读、考察事实叙事的实例。他们的不少看法合乎情理，富有启发意义。如丸山昇就指出，鲁迅的自我叙述很有特点，他有时会用条分缕析、不厌其烦的方式来说明某种复杂的心境，但有时又轻描淡写地讲述具有重大意义的事件，形成了叙事对象和叙事形式之间的轻重反差。所以必须谨慎地阅读鲁迅自身的叙事，在复杂多样的端绪中把握鲁迅人生节点的含义。这些看法和阅读行为呈现的独特视角及其内部逻辑，对中国的鲁迅研究是极有参考意义的。
来源：三联书店三联书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