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副连职战友，天天闹着要转业，却在部队干到了正团

摘要："老蔡，赶紧的，咱们转业申请表填一下，这批指标下来了，再不报就又得等半年！"我拍着蔡志明的肩膀，把表格往他面前一推，北方大嗓门在连部办公室里显得格外响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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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蔡，赶紧的，咱们转业申请表填一下，这批指标下来了，再不报就又得等半年！"我拍着蔡志明的肩膀，把表格往他面前一推，北方大嗓门在连部办公室里显得格外响亮。

"俺不填，俺这辈子就在咱人民子弟兵队伍里干到底了。"蔡志明头也不抬，继续低头批阅《士兵思想动态分析表》，那股子倔劲让我一时语塞。

这是1985年的初秋，我和蔡志明同为某步兵团一营三连的连职干部。当时正值全军百万大裁军，上级鼓励军人返乡转业。我和不少战友们听到这风声，都摩拳擦掌准备"脱下橄榄绿，穿上一身灰"，唯独蔡志明，这个平日里天天嚷嚷着"早晚要回老家当农民"的连职干部，却突然变了卦。

1975年，我俩同时入伍，在沈阳军区某部新兵连。蔡志明是江南水乡人，个头不高，白净的脸膛，看着就像个文弱书生。大队长带我们第一次站军姿，一站就是三个小时，全连九十多号新兵，汗如雨下。我站在第三排，眼睁睁看着前排七八个新兵瘫软在地。偏偏这个看起来最弱不禁风的蔡志明，站在我斜前方，纹丝不动地挺立着，军装被汗水浸透，贴在瘦削的背上，却连眉头都不皱一下。

最让人记忆深刻的是蔡志明的嘴，准确地说是他的抱怨。"哎呀妈呀，这破地方，连碗阳春面都没得吃，天天大馒头咸菜汤。"三人一铺的硬板床上，熄灯后他的江南口音特别明显。"这军营的蚊子比我们老家还凶得很，早知道当兵这么苦，打死俺也不来。"这些话几乎成了他的口头禅。战友们给他起了个外号叫"转业通知书"，连指导员找他谈话时都忍不住说："蔡志明同志，你这一张嘴，比《解放军报》上的征兵广告还管用，就是方向相反啊！"

然而，在实际训练中，这个嘴上念叨着要走的人，却是最拼命的一个。五公里武装越野，他背着十二公斤的装具总能冲在最前面；手榴弹投掷，他一投就是六十多米，成绩总是名列前茅；就连最枯燥的《内务条令》背诵，他也能一字不差地完成。用他的话说："既来之，则安之。俺不喜欢当兵，但既然当了，就得当好。俺爹说了，做人要有始有终。"

两年义务兵期满，我俩同时被选拔为初级士官。当时部队正开展"会操作、会教学、会管理、会指挥"的"四会"教练员培训，蔡志明的军事技术过硬，从全团四百多名初级士官中脱颖而出，被团部选中参加为期一个月的集训。培训结束后，他以全优的成绩结业，成为连队里最年轻的"四会"教练员，胸前多了一枚闪亮的"优秀士官"徽章。

那时候，所有人都以为他会留在部队，但每逢"八一"建军节或春节联欢，喝了两杯"老山东"烧酒，他仍然会拍着战友的肩膀说："再熬两年，攒够了津贴，俺就回老家。家里老爹还守着六亩水田等着我回去种呢。再说了，归队探亲才十天半月，哪够尽孝的。"

1982年，我和蔡志明双双考上了军区基层指挥军官培训班。这是一条从士官到军官的晋升通道，竞争异常激烈。全团推荐十人，最终通过笔试、体能测试和政审的仅有我们两人。三年的军校生活，早操、出操、夜训，风吹日晒，我们从士官成长为军官。毕业时，我们都被分配回原部队，成为了连队的基层干部。作为指导员，我负责连队的思想政治工作和日常管理；而蔡志明作为排长，则带领三十二名士兵进行军事训练。

即使成为了军官，蔡志明嘴上仍然念叨着要转业。每次在连部食堂的铝制饭盒里盛上一勺红烧肉，他总会嘟囔："哎，还是我们老家的红烧肉好吃，加了桂皮和冰糖，香得很。等我回去了，一定要开个小饭馆。"战友们都打趣他："蔡排长，你这话都说了快十年了，咱看你啥时候能转业回去！"

那些年，部队条件艰苦。我们驻扎在东北某小镇，冬天零下三十多度，宿舍里的"大笨钟"火炉烧得通红，铺位靠外的战士还是会被冻醒。夏天又闷又热，蚊虫肆虐，每天洗完澡刚出浴室门就又是一身汗。津贴少得可怜，每月就那么四十几块钱，还要省下一半给家里寄去。每逢农忙时节，我们还要去驻地附近的农村"参加三支两军"，帮助社队收割庄稼。

然而，事情在1984年发生了转折。那年夏天，南方洪水泛滥，我们团被紧急调往灾区参与抢险救灾。蔡志明所带的排被分配到最危险的河段筑堤。当地河水暴涨，眼看就要冲垮村庄。指挥部命令必须在12小时内构筑一道长500米的防洪堤。时间紧，任务重，蔡志明带领的排成了主力。

"同志们，共产党员、共青团员给我站出来！"蔡志明站在齐腰深的水中，高声喊道。三十二人的排里，二十多人站了出来。"好！其他同志负责后勤运输，党员、团员跟我冲在最前面！"

连续三天三夜的奋战，他的排没有一个人退缩，硬是用血肉之躯筑起了一道人墙，保住了下游的一个村庄。最危险的时候，一个漩涡突然形成，两名战士被卷入其中。蔡志明二话不说，抓起一条绳索绑在腰上，纵身跳入激流中，硬是将两名战士拽了回来。他自己却被河水冲出了五十多米，多处擦伤，所幸被岸上的群众及时救起。

回到部队后，蔡志明的排被军区通令嘉奖，他本人也被评为"抗洪英雄"，荣立三等功。但出乎所有人意料的是，这次经历似乎激发了他内心深处的某种情感。他开始主动加班，研究《合成营战术教程》和《基层带兵法》，甚至自掏腰包订阅了《军事译文》和《军事学术》等专业期刊。连队的"毛泽东著作学习小组"，他也从不缺席。更奇怪的是，他很少再提转业的事了。

就在这种微妙的变化中，我们迎来了1985年的军队精简整编。上级下达了转业指标，我们团有五十个名额，大部分给了服役年限较长的老同志，但也留了几个给年轻干部。我和许多同期的战友都跃跃欲试。毕竟，那时候的转业军人在地方上很吃香，不仅有安置费，还能优先安排进国营企业工作。我们都觉得，这是个改变命运的好机会。

我自然而然地认为，天天嚷嚷着要转业的蔡志明会第一个报名。然而，当我拿着盖有团部大印的《军人转业申请表》找到他时，却得到了那句让我目瞪口呆的回答。

我不死心，又去找他谈了几次，每次都被他婉拒。最后，实在按捺不住好奇，我约他到营部后面的小树林喝酒，打算问个明白。

秋夜的风有些凉，我们找来几块砖头围成一圈，中间点起一堆篝火，就着花生米和咸菜，喝起了"老山东"烧酒。那是连队后勤股长特意为我们留的两瓶"特供"，度数至少在六十度以上，喝一口嗓子眼里直冒烟。

"老蔡，你这些年不是一直想转业吗？整天嘴上喊着要回家种田，连你老家那六亩水田的收成你都算了无数遍了。怎么真到机会来了，反倒不愿意走了？"我直接把心里的疑问抛了出来。

蔡志明沉默了许久，给自己倒了杯满满的酒，一饮而尽，然后说道："记得去年抗洪吗？"

我点点头，那场抢险救灾，是我们团近年来参与的最大规模的行动，几乎每个人都印象深刻。

"那天晚上，洪水已经漫到了胸口，我带着排里的兵埋头苦干，生怕堤坝有一丝缺口。突然，听到有村民在喊救命。我抬头一看，不远处一个老人被困在即将倒塌的房子里。"蔡志明的声音有些哽咽，"当时情况太危险，我命令战士们原地不动，自己游过去救人。"

"那个老人，跟我爹差不多大。白发苍苍，满脸皱纹。当我把他背到安全地带时，他紧紧抓着我的手，哭着说:'解放军同志，谢谢你救了我的命。我这辈子没出过远门，没见过啥世面，但我知道，你们解放军是最好的！'那一刻，我突然明白了什么叫做责任，什么叫做使命。"

篝火映照着蔡志明的脸，我看到他眼中闪烁着前所未有的坚定。

"老陈，说心里话，我挺后悔的。"他声音低沉地说。

"后悔什么？"我有些不解。

"后悔当初那么多怨言。其实刚来部队那会儿，我就知道咱这行当不容易。可年轻气盛，不服输，不想让战友看出我的怯，就总拿转业说事儿。久而久之，倒成了习惯。"他往火堆里添了一根木柴，"你知道吗，那次抗洪，我们排里有个小刘，山东小伙子，才19岁，从来没见过那么大的洪水，吓得腿直哆嗦。但当我喊'共青团员站出来'的时候，他第一个冲上来。后来我问他为啥，他说：'排长，我害怕，但我是解放军，我不能怂！'"

"那一刻，我忽然觉得，这身军装，不只是一身衣服，它承载着太多责任和荣誉。我这个当排长的，天天嘴上念叨着要走，是不是给战士们做了个坏榜样？"

我默默地给他倒上酒，心中涌起一股敬意。原来，这个嘴上总说要走的人，心早已扎根在这片军营的土地上。

"其实我早就不想转业了，只是嘴上逞强罢了。在部队这么多年，它已经成了我的家。从一个新兵蛋子到现在的排长，这十年军旅生涯，给了我太多太多。那身军装，那面军旗，早就融入了我的血液。我啊，离不开这个地方了。"蔡志明拍着胸脯说，语气里充满坚定。

那年的转业潮中，我和大部分同期战友都填写了申请表。几个月后，我拿到了转业证书，踏上了返乡的绿皮火车。蔡志明和几个战友送我到站台，他塞给我一条"红塔山"香烟和一瓶"老山东"，临别时，他拍着我的肩膀说："老陈，好好干，别给咱们军人丢脸。地方工作苦，你肯定能吃得了。"

我离开部队后，靠着"军转干部"的身份，被安排在县里的供销社工作。虽然收入比在部队高了不少，但总感觉少了些什么。通过书信往来，我与蔡志明保持着联系。从他偶尔寄来的信中，我得知他被提拔为副连长，主管军事训练工作。他带领的连队在军区组织的"严寒条件下战术演习"中获得第一名，他本人也因工作出色，荣立二等功一次，三等功两次。

1990年，大部队进行整体换防，由东北调往西北某地。条件更加艰苦，但蔡志明在信中却写道："这里虽然条件艰苦些，但战士们的精神面貌特别好。昨天我们刚组织了'雪域高原野营拉练'，三天两夜，全连无一人掉队。想想咱们当年新训队，走个五公里就嚷嚷着累，现在的兵，真是比咱们强多了！"

1995年，我休假回原部队探亲，见到了已经是营教导员的蔡志明。十年未见，当年那个瘦弱的江南小伙已经变成了一个肩膀宽厚、目光如炬的军人。他的皮肤被高原的烈日和风沙磨砺得黝黑粗糙，但精神矍铄。我们依旧来到营部后面的小树林，围着篝火喝酒聊天。他告诉我，上级已经有意向让他担任营长，这意味着他离团职干部又近了一步。

"记得咱们当年喝酒时，你说要在部队干一辈子。现在看来，你是要实现这个诺言了。"我笑着说。

蔡志明摸了摸已经有些发际线后移的头顶，憨厚地笑道："其实，当年我真有想过转业。我爹年纪大了，家里田地也多，确实需要我回去。但是，当我真的面临选择时，却发现自己舍不得这身军装，舍不得这些朝夕相处的战友，更舍不得那种保家卫国的责任感和使命感。"

"那你父亲怎么办？"我有些担忧地问。

"我每年休假都回去看他，还专门给他请了个帮工。虽然不能天天陪在身边，但他很理解我的选择。他常说，'儿子为国争光，做父亲的再苦再累也值得。'"蔡志明的眼中闪烁着泪光，"去年，他老人家来队里探亲，住了一个月。我们连队专门为他举行了一次'军营开放日'活动，让他参观了军营，看了战士们的训练。临走时，老爷子抹着眼泪说，他终于明白为啥我不回去了。"

听着蔡志明的话，我不禁有些动容。当年那个嘴上喊着要转业的"抱怨精"，如今已经成为了一名坚定的革命军人。

我们聊到深夜，回忆起当年在东北的那些日子。"记得有一年冬天，零下三十多度，我们还要出操练队列。那风吹到脸上，跟刀割似的。"蔡志明笑着说，"现在想想，那些苦日子，反而是最难忘的时光。"

2000年，我收到了蔡志明的一封信，信中说他已经晋升为副团长，主管军事工作。那一年，他已经在部队服役整整二十五年。从一个嚷嚷着要转业的新兵，到如今的团职干部，他用实际行动诠释了什么是军人的坚守与担当。

信中，他还提到了一件事："上个月，我带队去地方上招兵。有个小伙子，跟咱们当年一样，问我当兵苦不苦，能不能挣钱。我笑着告诉他，当兵肯定苦，挣钱肯定少，但能得到的东西，是金钱买不到的。那小伙子似懂非懂，但还是报了名。我想，或许他会像我一样，在军营中找到自己真正的价值。"

2004年，西部发生了一场突如其来的雪灾。蔡志明所在的部队再次奔赴抗灾一线。这一次，他已经是团长，负责指挥全团行动。在长达两个月的抗灾过程中，他带领部队打通了被大雪封锁的山路，解救了被困的牧民，创造了雪灾救援的"高原模式"，被军区评为"抗灾英雄"，荣立一等功。

2005年，我通过转业战友得知，蔡志明已经被提拔为正团职干部，成为了少数从普通士兵一步步成长为团长的军人之一。

2010年，我参加了一次老战友聚会，蔡志明专程从驻地赶来。他已经是正团职干部，肩上的两颗金星在餐厅的灯光下闪闪发亮。席间，我们回忆起当年的种种趣事，尤其是他那句"等熬完义务兵，老子第一个转业回家"的豪言壮语。大家都笑得前仰后合，而蔡志明则摸着已经有些花白的鬓角，笑而不语。

"老蔡，实话说，你后悔吗？"我问他。

"后悔什么？"

"后悔没有转业。如果当年转业，你现在可能已经是个企业家，或者在机关当个科长处长的，比当团长都舒服。"

蔡志明摇摇头："不后悔，一点都不后悔。这些年，我带过的兵不下千人，他们中有人牺牲在执行任务的路上，有人立功受奖，有人转业到地方，还有人一直留在部队，慢慢成长为军官。每每想到这些，我就觉得，这一路走来，值了。"

"你们知道吗，"他环顾四周的老战友，"前几年我带队去汶川地震救灾，遇到一个战士，才知道是我十年前在招兵时遇到的那个问我'当兵苦不苦'的小伙子。他现在已经是班长了，在救灾中表现特别突出。他告诉我，当年是我的一番话让他下定决心当兵的。那一刻，我突然明白，我这些年的坚守，不仅仅是为了自己，更是为了这些年轻人，为了我们的传承。"

席间，还有战友问他："老蔡，你还记得当年为什么突然决定不转业吗？"

他沉思片刻，说道："其实并不是突然决定的。在部队的每一天，都在潜移默化地改变着我。从最初的不适应到逐渐融入，从抱怨连连到默默坚守，这是一个漫长的过程。真正的转折点，可能就是那次抗洪救灾。当我看到战士们不顾个人安危，冲在最前线的那一刻；当我看到被救的老人含着泪向我们敬礼的那一刻；当我感受到军人的责任和荣誉的那一刻，我就知道，这辈子我离不开部队了。"

听着他的话，我不由得想起了当年那个嘴上嚷嚷着要转业，却在每一次训练中都拼尽全力的年轻人。原来，他的心早已在不知不觉中，被这片热土所牢牢吸引。

2015年，我通过老战友得知蔡志明光荣退休的消息。在部队服役整整四十年后，他完成了从普通新兵到正团职干部的蜕变。在他的军旅生涯中，获得了无数荣誉和嘉奖，培养了一批又一批优秀的军人。更重要的是，他那种默默坚守、踏实奉献的精神，成为了部队的一笔宝贵财富。

退休仪式上，当团旗从他手中交到新团长手中的那一刻，他眼中含着泪水，却依然挺直腰板，站得笔直如松。那一刻，四十年的军旅生涯在他心中定格，成为永恒的记忆。

退休后，蔡志明回到了家乡，在父亲留下的老宅旁盖了一栋新房。他没有选择去大城市享受安逸的生活，而是选择了回归田园，过起了他当年向往的农村生活。只不过，这一次，他不再是一名普通的农民，而是一名荣誉退休的军人。

村里人都尊称他为"蔡团长"，他则笑着说："别叫我团长，就叫我老蔡吧。咱现在就是个农民了。"闲暇时，他常常会去村里的学校，给孩子们讲述自己的军旅故事，教导他们要热爱祖国，珍惜和平年代的幸福生活。

每逢"八一"建军节，他都会穿上珍藏多年的军装，戴上所有的勋章，来到村口的小广场，放一曲《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歌》，然后向远方敬一个标准的军礼。那一刻，他仿佛又回到了军营，回到了那个激情燃烧的岁月。

2020年，我专程去看望了已经退休五年的蔡志明。他的院子里种满了各种蔬菜和花卉，"红坊"牌收音机里播放着《军营之恋》，墙上挂着他在部队时的照片和荣誉证书。我们坐在院子里的石桌旁，喝着他自酿的米酒，回忆着过去的峥嵘岁月。

"老蔡，说实话，你后悔吗？"我再次问道。

"后悔什么？"他有些疑惑。

"后悔当年没有转业。如果转业了，可能你现在已经是一个成功的企业家，或者是一个有钱有闲的退休干部。"

蔡志明笑了笑，目光望向远方："不后悔，一点都不后悔。在部队的四十年，是我人生中最宝贵的财富。那里有我的青春，有我的热血，有我的荣誉，更有我永远的战友情谊。我常想，如果当年真的转业了，或许我会过上更富裕的生活，但我会错过太多珍贵的经历和情感。那些在边疆站岗放哨的日子，那些与战友并肩作战的时光，那些为国奉献的岁月，都是我生命中不可替代的部分。"

"我记得有一次，我们团参加军区实兵对抗演习，连续作战七天七夜，每个人都累得快要虚脱。最后时刻，我们团顶住了'敌军'的猛烈进攻，赢得了胜利。当看到战士们疲惫但骄傲的笑容时，那种成就感，是任何物质享受都无法比拟的。"

夕阳的余晖洒在他的脸上，那张曾经年轻倔强的脸上，如今已经布满了岁月的痕迹。但在那双眼睛里，我依然能看到当年那个坚定不移的军人的影子。

"老陈，你还记得咱们连的老付吗？"蔡志明突然问道。

我点点头，老付是我们连队的炊事班长，做了一手好菜，经常偷偷给我们加菜。

"前几年我去北京开会，专门去看了他。他转业后开了家小饭馆，生意不错。但聊天时，他告诉我，他做梦都还会回到军营，梦见自己在大灶前给战士们做饭。他说，那种为战友服务的感觉，是他一生中最骄傲的事。听了他的话，我心里特别有感触。其实，当兵这条路，走过了，就再也忘不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