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历史事件、历史故事、历史人物、历史哲学、历史经验与教训，以及历史沉淀出的兴衰逻辑与兴亡规律，是东西方企业取之不尽的智慧宝库。思想史、制度史、治理史、政治史、商业史、军事史，都从不同侧面给企业管理带来了巨大而丰富的启示。当然，东西方商业史、企业家史是企业和企业家
历史事件、历史故事、历史人物、历史哲学、历史经验与教训，以及历史沉淀出的兴衰逻辑与兴亡规律，是东西方企业取之不尽的智慧宝库。思想史、制度史、治理史、政治史、商业史、军事史，都从不同侧面给企业管理带来了巨大而丰富的启示。当然，东西方商业史、企业家史是企业和企业家最直接的历史教科书。美国19世纪以来的许多著名企业家都是“历史迷”。
中国一些大企业的创始人、企业家亦是历史迷，不过他们大多沉迷于中国史哲之中，比如《易经》、《道德经》和孔孟哲学，比如王阳明哲学，比如湘军与曾国藩。当然，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与毛泽东、邓小平等杰出的当代政治家治国治军的思想，也是中国企业家们对标学习的范本。
毋庸置疑，中国共产党100多年波澜壮阔的组织史，是中国企业家一部独特而珍贵的管理教科书。我建议企业家们读一本描述和分析中国国民党组织史的著作《党员、党权和党争》，从中能够得到许多关于组织的启示：中国国民党与中国共产党几乎同时开始创业，前者无论从干部、人才、资本、天时地利诸方面都远强于后者，但其创始“股东”们普遍缺乏理想主义精神，价值观模糊，组织宗旨多变，组织意志多元，鱼龙混杂，山头林立，执行力弱。后者虽在创业之初“一无所有”，但它有宏大高远的信仰，有鲜明的使命与愿景，有清晰坚定的价值观，有严密的组织体系和严明的纪律，有一批愿意用生命和热血去奉献理想的先锋分子，善于宣传传播，而且他们普遍是行动主义者，有强大的执行力。而不容忽视的另一个特征是，它的“股东”和核心领导层成员大多是青年知识分子。
任正非是一个典型的历史爱好者，但他摄取历史精华的特点是：一是古今中外“拿来主义”，但更偏于现当代史、制度史和国家与企业治理史；二是实用主义，以我为主，以华为为轴心，取其一点为我所用，而非全盘吸收；三是格式塔思维：在企业家的假设结构——关于组织的一套假设架构中，充分吸纳各种碎片化的历史元素，将其搅拌、浇注于组织的“格式塔”中。
比如华为的组织治理理念、治理机制的假设借鉴：“认真研读世界各国的历史，总结历代王朝的兴衰根因，看到君主制的稳定但缺乏活力，看到民主制的活力但可能走向分散……得到历史的启迪后，向治理领导人提出方案以帮助建立正确的价值观、正确的治理结构、正确的选人机制。”
美国为什么有全球最多的百年大企业
有一种仅供参考的观点认为，职业经理人是从中世纪的欧洲教会派生出来的。教会拥有大量的善款和不动产，教士们却不善经营，于是就招募拥有专业能力的资产经营者来打理，慢慢就诞生了一批职业的财富管理人士，他们是早期职业经理人的原型。
中世纪欧洲教会中那些专业的财富经营者，他们的主要工作之一是用募捐的善款放高利贷，同时从事土地出租活动，还有就是和大主教们创造各种蛊惑信众的新概念，吸引更多的信众捐款。“赎罪券”1就是很具蛊惑力的一种金融产品，它把捐款与天堂和地狱这样的宗教门槛连接起来，有钱人为了死后上天堂，就可着劲儿把冒险赚到的大笔财富捐给“上帝的代理机构”——教会，为来世买一份保险。而教会却陷入了宿命般的死循环中：募捐到的钱越多，越是入不敷出。中世纪晚期的欧洲教会可以说是欢乐场，花天酒地，夜夜笙歌，奢靡无度。不断增多的捐款跟不上主教和教士们的醉生梦死，于是就越是需要更多的、更专业的理财专家们去“钱生钱”，创造类似今天资本市场、债券市场的许多新概念和新花样。
相同的情形也在中国宗教史上出现过。南北朝和晚明时期，寺院就是当时规模最大的高利贷机构和地产机构之一。
一个很有趣的现象是，教会、寺庙放高利贷很少有呆坏账，甚至连借据都没有，但是钱为什么能还得上？以神的名义。你借了神的钱不还，就会下地狱。这是一个从观念层面到经营层面环环相扣的低风险信用体系。构造和支撑这个体系的人中，无疑有职业经理人的影子。
我们说职业经理人是受股东或企业家的委托帮别人的资产保值、增值的一群人，其最重要的一点是诚信，而教会和寺庙会以神的名义与契约，双重约束职业经理人的经营管理行为。
人们普遍认可的观点是，管理危机造就了职业经理人这样一个特殊的角色。1841年，美国发生了一次重大火车相撞事故，这使美国社会认识到，管理是一种专业化行为，美国政府部门由此规定，火车运货的货物计划的管理人必须是政府委派的专业人士，他们独立于火车运营公司之外，是隶属于政府的职业经理人，这是现代意义上职业经理人萌芽的起点。
1870年前后开始的第二次工业革命，催生出了许多大企业和超大规模企业。随着企业的规模越来越大，管理的难度越来越高，复杂性越来越强。一种新的企业治理体系开始出现，这就是所有权和经营权的分离，这是职业经理人批量产生的核心的制度要素。
1911年，一本奠基性的管理学巨著《科学管理原理》正式出版，作者泰勒第一次明确提出：“未来，制度是第一位的。但这并不意味着不再需要伟大的人物了，正好相反，任何先进制度的首要目标都是造就一流的人才。而且，在系统管理之下，最出色的人将比以往更有把握、更快地被提拔到领导岗位上来。”这为职业经理人的规模化产生奠定了理论基础。
美国企业史上有两位伟大的职业经理人，无论是他们的声望还是他们对管理学思想的创新贡献，抑或是他们所管理过的两家伟大企业，都使得他们二位远远超过了很多伟大的创始企业家。一个是小艾尔弗雷德·斯隆，曾任美国通用汽车公司的CEO、总裁，他在20年的职业经理人生涯中，将通用汽车公司带到了美国汽车工业老大的位置，通用汽车公司也成为一家全球性的伟大企业。斯隆提出和设计了一系列的管理理念和制度，至今仍被大多数企业沿用和遵循。斯隆个人捐款设立的麻省理工学院斯隆商学院，是全球排名前十的商学院，为美国和全球培养与输出了数千位职业经理人。
杰克·韦尔奇，美国通用电气公司的前董事长兼CEO，一位与斯隆齐名的伟大职业经理人。杰克·韦尔奇是在通用电气公司持续处于低谷的时期出任舵手的，他以其卓越的企业家精神、气魄与洞察力，不到10年，将通用电气公司带向巅峰时期，成为美国最伟大的企业，他个人也成为美国《财富》杂志当年评出来的“全球最伟大的职业经理人”。
不仅是小艾尔弗雷德·斯隆、杰克·韦尔奇，实际上，今天美国500强企业的掌舵人里绝大多数是职业经理人。这正像我国的国有企业一样，没有一家国有企业的董事长或总经理是创始企业家，他们都是直接受国家委托、间接受全体国民（股东）委托，有责任和义务在“1”的后面添加无数个“0”的职业经理人。
本文经出版社授权文摘自 管理顾问《下一个倒下的会不会是华为》《理念·制度·人》作者 田涛 倾心力作《在悖论中前进》。
来源：古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