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提要：唐宋之际书籍形态的写刻转型，导致了文本流通模式由零散到完整的转向。写本时代别集的种种形制特征，如“姓名+集”的制名方式、以传为序的集序风格，以及每卷之前附有目录，篇题之下标注数量或次第等，其实均有应对零散式文本流通环境的功用，并在完整型文本样态的刻本中逐

提要：唐宋之际书籍形态的写刻转型，导致了文本流通模式由零散到完整的转向。写本时代别集的种种形制特征，如“姓名+集”的制名方式、以传为序的集序风格，以及每卷之前附有目录，篇题之下标注数量或次第等，其实均有应对零散式文本流通环境的功用，并在完整型文本样态的刻本中逐渐消隐。南宋以后完整式文本的流行推动了别集编纂的求精化与流传的稳定化，且使其体例趋于规范、内容得到扩充及深化。文本形态的化零为整，致使书籍生产、传播、保存与阅读方式皆产生相应变化，并进而引发知识积累与传承方式的变革以及文学生态的重构。通过考察北宋前后刻本的应用范围、生产主体和书籍形态，可以对写刻转型有宏观与微观两层面的理解。

唐代的文本形态主要以写卷为中心，构成以纸本为载体、卷轴为装帧、抄写为传播方式的基本格局。晚唐五代以后，文人士大夫开始选用刻本作为文本的呈现载体，文献形制也变成了册叶，文本复制方式则由摹录抄写转为写样刻印。直到南宋后期，常用文献基本实现了写刻转型。如果说写本时代书籍以零散式流通为主要传播方式，刻本时代文本则更多以完整形态出现。写刻转型及其带来的文本形态由零到整的转变，致使书籍的生产、传播、保存、阅读方式均产生相应变化。刻本的批量生产模式使其在编刊校对环节能投入更多时间及成本，文本制作更为精善，也促进了知识体系的整合与传承。较之写本时代由零汇整的编纂方式，完整式文本间的直接复制流转，极大减省了文本搜集与校对环节成本，提升了文本传播的效率与稳定性，而且刻本的易复制形态和文本规范性，也使其文本渗透力在时空两种层面都强于写本。完整式样态文本的储存地点不再局限于内府、寺观等少数地方，而是扩散至更为普遍的士人阶层，降低了书籍亡佚的概率。刻本在文本内容和视觉形态上的统一，则导致了读者对书籍的认同延伸至具体版本甚至物质载体。

之所以选择别集为考察对象，因其有别于其他文献的独特性：别集所收每篇文章撰作、编纂、流传时间不一，又内含各种文体或文类，这种兼具独立与完整性的特点，使得文本能够以篇为基本文本要素，自由组织为不同文本单元，而不易为卷、部的分层体制所限，流传形式较其他类型文献更为多变。因此写刻转型引发书籍流传由零到整的变化，在别集上体现地最为直接明显。

关于唐宋时期别集形制与体例所发生的诸种变化，学界讨论颇多，且成果丰硕，但大多是基于内在理路的分析。当然是不可忽视的一条重要线索，但也要注意到，历史上很多文本体制演变最初都与外在环境与载体形态的变化有关，如篇卷的文本单元划分、目录分类体系与书籍藏储等。如果从现实性与物质性入手，即从写本、刻本各自文本形态与流传环境的角度，观察唐宋别集体制演变，也许会有更多维的认识与理解。

一、写本时代的书籍流通模式与别集形制

唐代别集大都以写卷形式流通，同其他写本文献一样一样，写卷无论是在文本结构、载体形态还是复制方式上均呈现出灵活的特性。一方面，篇、章、卷、部既各自独立又相统一的文本结构，使抄者在文本选择上有较大的自由度，可随需选取不同层级文本单元进行抄写。另一方面，作为最小的载体元素，纸张能够随意裁剪，敦煌出土的单纸抄本大小并不固定，显现出适应不同文本体量的特性，由纸张粘连而成的卷子亦无一定之规，在一定范围内可以随需左右粘接（后世诗画卷子在收藏中不断续接题跋亦属同理）。这使其既能随文本单元以篇、卷流通，又可以自由裁截文本内容独立传播，原本各自流传的卷子还可能会被人粘贴拼接为一卷（敦煌写本中便有不少拼接卷）。加之抄写这种一对一的的复制方式，使其文本呈现受抄写者个性影响较大。种种不确定性因素促成了写本时代较为自由而不稳定的文本流动形态。

（一）零与整两种书籍流通模式与各自场域分布

写本时代文本各部分之间的零散式结构以及低效的复制模式，加之完整文本资源获取难度和成本均较大，使得当时文集作品更多以“单篇别行”、作者小集或不同作者作品的拼接形式流传，反映出零散式的文本流通模式广泛分布于当时社会。古书往往采取“小题在上，大题在下”的形制，也是为了适应这种普遍性的书籍流通环境。在零散式的流通模式中，往往仅能保证篇章完整，而难以顾及卷、部的齐全，削弱了文本完整性。与此同时还增加了文本嬗变的可能性，因为单篇别行等很容易造成文本流传的平面性差异，而随写随传则会导致文本的层次性变化，二者互相交织，使得写本时代的文集作品版本分歧往往较大，如唐李匡文述及世传《文选》：“有初注成者，覆注者，有三注、四注者，当时旋被传写之。其绝笔之本，皆释音、训义，注解甚多。余家幸而有焉。尝数本并校，不唯注之赡略有异，至于科段，互相不同。”[2]正是由于当时零散式的书籍流通模式，导致各种形式《文选》注本的出现。

在写本时代，由于物质条件和传播方式限制，导致完整式文本资源较为稀缺，而资源的稀缺又会导致其集中化，因此唐代藏书主要分布于内府、上层文人及寺观等少数处所，配合文本的制作者构成完整式文本流通模式的主要场域，并成为别集流通网络中的重要节点。作者稿本作为文本源，在著书体例上存有个体差异；内府则是诸多文本源最重要的汇集点，在这里，文本被再编辑，并实现体例上的统一；其他上层文人及寺观等藏本则是二者之间的补充。文本从此三处节点以完整或零散式形态派生向社会其他各处节点，完成别集的社会流通功能。这种流通结构使得文本一方面可通过自由度更高的零散式保证流通性能，一方面又有作者、内府等特定节点保存完整文本源，整体构成较为合理的社会流通网络。不过，这也使得书籍存储节点极为脆弱。作者与上层文人、寺观等作为节点分布零散且藏书有限，内府虽然藏书较全但流通性弱。因此，写本时代书籍亡佚极易受战乱、水火影响，牛弘、胡应麟等所论书厄大半发生于王朝倾覆之际，就是因为只有内府等少数机构存有大量藏书，而后者又是朝代更替之际最易被殃及的场所，“书厄”说实则反映了当时完整性文本的流通极为有限。

以上零与整两种流传模式，后者分布节点有限且固定，极易受外部环境波动的影响，导致在社会层面文本更多以零散式流通为主，这也是写本时代别集文本内容、体例不稳定现象的重要原因。

（二）零散式的文本流通环境与别集体制策略

如上所述，在零散式的文本流传环境中，由于写本形态的文本连贯性、完整复制性均较差，很容易出现单篇别行、版本差异的问题。为预防作者失名及文本散佚讹变的风险，写本在其演进过程中也采取了应对策略，体现在别集内部体制之中，如集名、集序、目录以及篇题附注等。

1.集名

写本时代别集制名多采取“姓名+集”的简单形式，虽然在南朝时期有张融“自名集为《玉海》”和王筠“以一官为一集”，[3]但在相当长时间内并未成为一种新的风气。为何一种在逻辑上更为先进的观念没有得到普遍认同，原因其实正在于“姓名+集”的制名方式更适应当时的书籍流通环境。“集”的出现，本就是为了应对零散式文本流通模式的一种权宜之计。如《金楼子·著书篇》著录梁元帝集，径署作“《集》三秩，三十卷”，[4]与其经、史、子部著述的有意命名相比，似乎仅仅被视为无法归类的杂文汇纂，而今存唐人写本《故陈子昂集》《王勃集》卷端题名仅署“集卷第※”，而不称全名，亦显现出零散文本集合的特性。在中古作者权意识觉醒的背景之下，“姓名+集”的制名方式还可与集序、别传配合，应对别集流通性能不足导致的作者失名风险。

2.集序

六朝时人编集便多撰序，其中有关作者生平的文字往往占据较大篇幅，唐代亦多如此，刘禹锡更是将其所作集序皆名“纪”，其意正如高二适所言：“大似取史传体，偏重于其人之功业言行，文章则次焉者也，故不曰序而名纪。”[5]可见唐人以序为传的传统。而之所以在有限的篇幅里花费大量笔墨书写作者生平事迹，正是怕作者之名为时间湮没，“切虑将来作者，或未深知”[6]。同时，除后世习见整集之序外，中古别集往往又撰篇序，使得单篇文本的独立性大大提升，更加适应零散式的书籍流通环境。

3.目录

中古别集多分总目与卷前目录。观《隋志》记载，总目多单独著录，标注为“录一卷”，可见其无论在内在文本结构还是物理存在形态，都应独立于别集正文，各自并行。卷内篇章目录则与卷制黏合度较高，附行于正文文本。在文本处于不稳定状态的写本时代，目录的存在可以帮助确定文本范围，限制别集文本在空间流传中的讹变程度。同时，如上文所述，书厄对于书籍的破坏性与完整藏书的机构单一化有关。校书之后形成的“录”，便是秘府应对书厄发生的对策，其中载有内容简介、篇题与卷次等，书籍若有亡佚，便可按图索骥，搜寻逸简、删汰重复、校订真伪、形成定本，完成书籍传承。即便查找不得，也可探知文本是否完整及阙佚情况。换言之，目录在很大程度上确保了别集在空间与时间两个层面的文本稳定性。

4.篇题、附注等

现存中古别集如《王勃集》等往往于诗文篇题下附注数量，即便其中大多数仅一首，也不厌其烦地予以标注，这种做法其实反映的是别集编纂的初始创作形态，为的是适应单篇流传的文本流通环境。诗文之前的数量标识，使得抄录者对其篇幅体量有心理预期，一来可以根据需求选择大小合适的写卷抄录，二来也不容易遗漏其他同题诗文。如果没有篇章数量的存在，在写本时代自由零散的文本流传方式中，原先本就一篇和另有同题诗文但已亡佚这两种情况就很容易混淆，导致文本的流变。而上述顾虑，在文本多完整式流传的刻本世界中已经基本解除，兼之别集所收诗文数量大都仅一首，再逐一标注“一首”也无必要。

此外在写本时代的其他文本元素中，也体现出适应当时书籍流通环境的特性，如篇题附注次第，可以作为文本坐标帮助后续由零汇整的编纂工作更易开展。篇、卷或全书末附记的篇章字句数量，可为流传过程中可能出现的文字散佚提供原本的参照范围。而中古写本别集中，往往并载与作品有关诗文，则意在扩充小文本单元的完整和独立性，使其实现更多的流通功能等等。

综上可见，无论是集名、集序与篇序、目录与卷内目录，还是篇题、附注等，作为别集的副文本，自有其实际用意，皆有应对当时零散式书籍流通环境的功能性。宋以后刻本盛行，集序、目录因仍有其存在意义而仍被普遍采用，但从原先独立为“录一卷”到附载卷首的转变看，其功能已由应对散佚风险而转为文本规范传统，存在意义更多在于作为文集的部分为整体服务：序、传分立，分别承担文集作品和作者的评介功能，从目录中则略见文集整体概貌及分布，所有组件相互配合，皆服务于别集文本的完整性意义。至于篇序、篇题所附篇数与次第、卷内目录等独立性更强的组件，则在别集已趋于完整化的演进形态中由于失去功用而渐渐退出舞台。

二、刻本的应用文献、生产主体与形态演变——以北宋为中心

以往学界对唐宋写刻转型或者说抄印转换关注颇多，[7]但视角更多偏重个案分析，有关各部类文献的写刻转换先后、刻本的生产主体及形态变化等尚缺乏系统归纳。因此，在转入刻本形态别集的讨论之前，似乎有必要对唐宋之际别集写刻转型的演进轨迹稍作梳理，以求对书籍形态与别集关系有更准确的背景认知。不过，如果将目光仅局限于别集或者集部一类文本，就难以对其在写刻转型中的特性与地位有全面而精准的把握。同时，由于早期刻本留存有限，如果想对写刻转型中的书籍形态演变有更为细致的考察，也势必要并行关照其他文献，因此下文论述将以集部为主，兼涉其他部类文献。

（一）写刻转型中的文献部类与生产主体变化

在唐宋传统典籍的写刻转型中，经史子集四部文献的优先级大致呈现为从高到低的趋势，经部文献最先应用刻本形制：后周广顺三年（953）雕成九经，流通渐广，北宋初“颁布天下”，并“收向日民间写本不用”[8]。后北宋时期又校勘刻行诸史及《道德经》《庄子》《列子》等子部书籍，且在民间流传颇为广泛。[9]集部相较而言并不为朝廷重视，北宋朝廷所刊仅《文选》等常用总集，[10]屈指可数。即便如此，天圣三年（1025）还下令将《文选》等印板出卖，“更不雕造”，理由是“本监不合印卖”[11]。至于别集，民间虽有传刻，但也仅局限于少数名人集子，其他仍大多以写本形式流通。

靖康事变后，金人侵占开封，内府藏书多遭掠毁，短期内书籍需求量的增加，使得朝廷不得放宽刻书限制，大大加快了写刻转型的速度，并促成了别集在内的刻本生产主体的两种转向：

一是官方刻书主体由中央转到地方，北宋官方刻书权基本掌握在中央，太宗时便下令监本经书外州不许翻刻，真宗时虽然诏许诸路代售监本书籍，[12]但刻板及储藏印刷等权力仍集中于国子监，地方只有代售之权。靖康事变后，由于中央藏书和书板近乎洗劫一空，朝廷为尽快恢复藏书体量，放松了对地方机构刻印图书的限制，南宋时人王明清（1127—1202）称“近年所至郡府多刊文籍”[13]，便是当时写照，随之便出现了后世所谓的公使库本、茶盐司本、郡斋本等。此外，原先刻本多由朝廷颁行，下发各地，完成印本流通。南宋以后也转为地方政府、机构刊行上缴，并建立了地方诸军的“呈缴本制度”：“召诸军应有刻板书籍，并用黄纸印一帙送秘书省。”[14]淳熙十三年，又“诏秘书省将未收诸路书籍径自关取。”[15]

二是朝野之间即由官方到民间的转向。北宋直到南宋前中期，由于别集文字或有涉及政治机密，故官方对民间别集刊刻管控较严，往往于欲行雕印者有诸多限制。直至北宋末叶，民间刻书业才逐渐发展起来。[16]靖康之变后，朝廷除放宽地方机构刻书限制外，也对民间刻书管理有所放松。因此南宋后期，民间刻书业快速发展，除士大夫“喜刻书版”外，[17]临安、建阳的书坊刻书业同样十分兴盛。别集刊刻也不再仅是名士高官的特权，陈起等人大量刊行布衣诗人诗集，显现出这一时期别集刊刻中作者身份的微妙变化。

（二）北宋刻本中的写刻过渡形态

刻本在书籍流通领域的扩展伴随着形制的调整与定型。北宋刻本尚保留较多卷子本形态痕迹，王国维在《五代两宋监本考》即曾言到：“南渡后重翻五代监本，或翻北宋时递翻之本，其书每半叶八行，行大十六字，小二十一字，与唐人卷子本大小行款一一相近。”[18]其实除行款外，北宋刻本中的写刻过渡形态，在装帧、版式、计叶方式等方面亦有体现。

北宋刻本多为蝴蝶装，如果从其装帧原理来看，其实就是一种折叠压缩后的卷子装：卷子装系将每幅纸左右径相粘连；蝴蝶装则是先将每幅纸沿中缝折叠，然后左右相排，将各自中缝皆粘连于一张纸上。其排列方式和装帧思路基本一致，不过是将原先平面的粘连方式进行了立体化处理。原先卷子装纸张排序可钤印押缝，如《集贤注记》载太宗以“贞观”字押“印缝及卷之首尾”，以备脱落后可按印拼接；转换为蝴蝶装后，左右粘连改为中缝粘连，排序标识亦从押缝方式改为版心署叶码。

此外，现存北宋刻本版心多较为简略，一般仅有叶码，部分有简略书名，无鱼尾、象鼻等标识，卷首多附本卷篇章目录，也都体现出卷子本形制的残存痕迹。而北宋刻本《姓解》《御注孝经》《长短经》及南宋初翻刻北宋本《管子》[19]等，在序后紧接首卷内容，更是典型的卷子本样式（刻本不同部分多分叶处理，特别卷端题名尤其重要，皆另起叶）。

另现存北宋刻本如《范文正公集》《通典》，叶码排序皆以册为单位，即便册内分卷亦连续排叶，与南宋后常见每卷重新排叶的形式不同。此前刘明先生已注意到北宋刻本《范文正公集》有此做法，将其解释为因底本为卷轴装、每册对应一卷之故，[20]今按此说尚有推敲余地。《范文正公集》半叶9行，行18字，基本符合敦煌出土写卷的行字标准，因此可径按其行数推断底本卷幅。今见敦煌写卷一纸28行、每纸39—52cm的形式最为常见。[21]按行数推算，此书一册总行数最多达1980，约需71纸，长度2769—3640cm，远远超过一般写卷用纸数量和长度[22]。相反，如果以此书每卷平均叶数17.75计算，需纸12张，长度468—624cm，更符合常见写卷用纸数量及长度（也可说明早期刻本叶数多不超二十，其实是卷子本卷幅设计的习惯遗痕）。因此，《范文正公集》文本单元的一“卷”其实正好对应底本的一幅纸卷。至于为何部分北宋刻本按册计叶，不妨进入当时装订者和读者的视角检视这一问题。卷子装转为册叶装之后，原先“一卷”的形态概念对应替换为“一册”，但人们难免会继续沿袭写卷时期的文本装订和阅读习惯，由原先以卷内位置确定文本坐标转为册内定位，转而催生出按册计叶的形式。这样解释似乎更为合理，并凸显出北宋刻本处于卷——册转换过程中的过渡角色。不过，这种按册为单位的排叶方式毕竟与分卷体的文本结构、以及当时的称引习惯（某书卷几而非册几）相冲突，并不实用。因此南宋后逐渐统一为每卷重新编叶，这样更便于检寻，也实现了写卷时期文章体例与刻本时代物质载体的调和。

三、刻本时代的别集样态与文学传播范式转向

南宋以后，刻本逐渐脱离写本时代的观念束缚，对书籍形态进行调整，除上文所述外，还可见于：书口拓宽，刊有鱼尾、象鼻方便印工折叠纸张，另署有书名、卷数、叶等方便读者检寻；出现了四周双边这种与卷子本乌丝栏形制明显有别的栏式；行款趋于疏朗；字体渐于规范（北宋刻本字体较为拙朴）；包背装开始出现并流行，装帧形制完全摆脱卷子装等等。不过，旧有篇卷式的文本结构仍被保留，而未做出适应刻本叶册制物理分层的调整。因为在以完整式文本流传为主的刻本时代，文本子单元的独立性大大减弱，也就不需要拆解原先的篇卷结构重建适应册叶装的文本子单元。文本与载体的矛盾削弱的是篇、卷的单行传播能力，反而从另一方面巩固了文本的整体性。变与不变之间，其实都指向一种更适应刻本形态的阅读体验。而新型刻本样态的出现，也引发了别集生成、流传与文本体制的变化。

（一）别集编纂的求精化与流传的稳定化

中古别集往往成于身后他人之手，因此编纂之前往往需要进行文本的搜集工作。如上所述，在零散式的流传环境中，别集抄写追求齐全已属不易，而后人编定文集又多秉持轻易不动原文的理念，当文本与体例发生冲突时，往往会牺牲体例的严整而迁就文本的完备，这一点从上述中古文集命名的杂文汇编特征便可看出。但唐后期随着别集流行量的逐渐增加，以元白诗文为代表逐渐打破这一惯例，宋代特别南宋中期以后，文人自编甚至自刻文集的现象愈为多见。在这一背景下，别集编纂自然会掺杂更多作者本人理念，文本的去取、编排和集名等也会更为讲求，以欧阳修为例，其晚年编次文集，“往往一篇至数十过，有累日去取不能决者”[23]，即可见一斑。

同时，写本的形态以及抄书物料的唯一性，使得除少数较为讲究的写卷外，大都很少会进行重复试验、调整、誊稿以成善本。刻本则不同，其成型后便能化身千百，所以在刻书前可以从容校对文本、完善体例，即便经数稿而成，其投入成本在最终成果面前也完全可以接受。因此，写本社会与刻本社会别集的两种文本形成结构便塑造其严整程度的差异——求全到求精，刻本时代中无论集名、体例、内容还是顺序编排，皆被赋予了更多意涵。

此外，别集文本的流转模式也有变化。写本时代别集多处于零散式的流传环境，完整文本的直接流传较为少见，一部别集的编定往往需经过搜集文本、校定篇目，“删除复重，随类相从”[24]，才能形成定本，可粗略概括为“众钞”——“一钞”模式；五代、北宋刻本刚兴起之时，别集文本仍多以写本流通，流通模式为“众钞”——“一刻”，完成写本时代的文献打捞及刻本转换；南宋以后刻本逐渐盛行，翻刻也成常事，乃至有书坊“专一翻板”[25]。这意味着到了南宋，刻本之间便可实现文本传播，别集文本在传播过程中可能出现的讹变概率大大降低，提升了文本流传的稳定性。

（二）别集编纂体例的规范与发展

别集文本的完整性推动了体例的规范与发展，宋人对于别集编纂体例已有明确认知和认同，并以这种认知标准对旧有文本进行改造。也即宇文所安所说“当宋代及后来的编纂者拥有多种文献来源时，他们有时会使用一种当时流行的分类体系，诸如按文体或主题来分卷，将这些文献整合成单独的集子”[26]。上文已部分论及写刻别集体制的不同，如书名、篇题等。除这类文本组件之外，别集编次方式、形式设计、每卷体量安排等更能体现出刻本体例规范的特征。

1.编次

唐人诗集常以各种形式小集流通，导致在编纂全集时亦往往无一定之规，后世所见分类、分体等编次方式在唐代似并未形成规模，编次方式较为自由。宋以后常见之分类编次，“唐人从无此例”[27]，万曼先生《唐集叙录》也言：“大抵唐人诗集率不分类，也不分体。宋人编定唐集喜欢分类，与明人刊定唐集喜欢分体一样，都不是唐人文集的原来面目”[28]。南宋以后文集编次方式及顺序逐渐固定，且以这种标准改编前人文集。

诗集也出现了《石湖诗集》这类以“不分体，亦不分立名目，惟编年为次”[29]的别集形式，并对唐代杜甫、韩愈、白居易等人诗集进行编年式重编。编年无疑仅适配于完整式文本，也只有先实现文本完整，对于作品编年才有可能和有意义。此外，宋人传刻唐人诗集时，还往往对原诗题或改或拟，使诗题体例统一，甚至为牵合门类而调整顺序。[30]这类编次方式所呈现出的规范与统一化趋势，只有在完整式文本普遍流行后才会出现，至于具体编次方法，则应受到六经等经典文献及《文选》等总集的影响。

2.形式

写刻转换同样迫使文本形式更为固定，唐代卷子本书写形式的文字录入方式使其形式更加自由，文字大小、粗细、距离甚至颜色都能作出更加微妙的变化，以实现文本更多的视觉呈现功能。早期刻本则不同，成本、技术等因素限制了其形式上的变化性，难以复现写本形态中的多样化特征，使得其中视觉样态变化较为有限：只能保留大字小字、空格等形式，而失去了上述写本诸多文本细节区别。在形式转换的视域中观察宋人改编唐人诗集，其中所发生的诗题、宋人注文与原注三种文本结构紊杂、题下小注被刊去等现象，[31]便不难理解了。因为这种多层次的文本结构对于早期刻本来说实现难度和成本均较高，而当面临形式细节与文本完整的抉择时，后者自然更为重要，形式多样性的牺牲在所难免。

3.卷幅

现存唐人别集仅《故陈子昂集》与《王勃集》保存原写卷形态，而存完整一卷以上者更是仅《故陈子昂集》一种，其中卷九行数314，卷十仅69行，另附别传63行，在卷幅安排上呈现出较大的波动性，也反映出唐人文集编定时各卷底本的形态差异较大。以下即举几种唐宋时期代表性刻本别集类型，排列其各卷离散系数（卷字标准差/卷字平均数），说明唐宋之际写刻转型对卷内体量设计的影响，分别为保存原貌的唐集、两宋文集以及宋人重编唐集。需要说明的是，由于刻本在分卷设计时往往会将文中留白、提行等情况考虑在内，因此字数统计为每卷行数×行平均字数的方式。

表1 唐宋别集刻本卷字数离散系数[32]

从上表不难发现，南宋以后别集每卷体量较唐集大多更为稳定，并将这种方式应用于重编唐集。于溯曾统计中古正史各卷字数离散系数，说明纸卷时代相对于简册时代单卷字数更加平均。[35]而从上表可以发现，在步入刻本时代后，书籍各卷体量设计又有进一步稳定的趋向，如果考虑到刻本形态中的行间留白或提行等文本规范情况多与写本有别，也可以说各卷体量转向一种更适应刻本形式的设计方案。

（三）别集文本内容的扩充与深化

南宋以后，既然单部别集文本在社会层面实现完整性流通已不是太大问题，那么人们考虑的不免更多是在文本完整性的拓展与精确性的深化上。

完整性方面最突出的特征便是由追求个别文本的完整，扩展到相关文本的汇纂，其中又可分为一部文集的相关拓宽与相关不同文集的汇纂。前者如各式全集及别集评点本、注本的出现，[36]后者如《沈氏三先生文集》《清江三孔集》等的刊行。此外南宋以后丛书开始出现也应与写刻转型有关：在此以前文本集合多为类书形式，即篇章句段的集合体，刻本带来的完整性革命则推动了丛书这种完整书目集合体的出现。与此同时，由于部分别集卷帙浩繁，导致完整性流传有诸多不便，因此出现了刊行小集的应对方法。如果说写本时代零散流传是主流，完整流传为少数，那么刻本时代则转为完整流传的主流方式与补充形态的部分流传，后者即南宋以后文人自觉运用刻本小集完成文章即时、灵活的传播功能。

精确性的讲求，则催发了校勘学的独立与发展。校勘本就是伴随着整理异文而出现的，西汉刘向大规模整理图书，已经总结出不少校勘方法和误例。但校勘真正可以称之为“学”，则出现在南宋以后。这一时期馆阁校书有专门的“校雠式”，详细规定工作流程及内容，并专门设牌于馆职舍内；[37]集部也涌现出《文苑英华辨证》《韩文考异》之类校勘史上的典范作品；朱熹等人自觉运用的理校法、校勘例则的总结以及郑樵《通志·校雠略》等，更是校勘学发展至成熟阶段的标志。校勘学的发展与文本的刻印关系匪浅。写本时代获取一部完整文本已非常难得，更何况再有完整复本可供比对，因此基本只能照原文复制。对校、理校等传统校勘方法基本都是在南宋以后刻本资源较为丰沛的前提下出现的，并随着文献校勘经验和方法臻于成熟，“逐步分化为一门校勘学”[38]。

余论

刻本时代的到来，也导致了阅读体验的变革。写本时代别集文本的个性色彩较浓，即使来自同一祖本，传流过程中也会受传播者个人影响而产生不同程度的变异。刻本则不同，一副版片印刷出来的文本基本不会有太大差异，甚至字体、版式、纸张等亦相同，随着印本以“同一副面孔”流通向不同人群，无疑加强了读者对同一刻本的认同和共享，使得原来读者的知识共享由一部书模糊的文本范围，扩大到具体文本、知识，甚至版本、审美，由单纯文本的共享扩展至物质文化的共享。南宋刻本以版本风格可以分作浙刻、建刻、蜀刻三大体系，其实正是书籍审美风格趋向地域认同的体现。

如果放大视角，联系书籍史上的几次重要革命来看，纸简转换、写刻转型直到真正刻本盛行，每一时期文本载体的变化对书籍的生产、流通及阅读等层面都有重要影响，并进而影响到文学的创作与流播，不过侧重点稍有不同。东汉到三国时期简与纸的转换，更多体现在对文学创作的影响，如写作思维、文学体裁、行文风格等。[39]而唐宋之际的写刻转型则深刻影响了别集在内的书籍流通模式，由零到整的变化也使得文学文本在形制上不得不做出相应调整。不过，以上两次载体革命在文学受众群体上却并未显现出太大变化，直到明后期，随着出版文化高度繁荣，刻本传播至更广泛的大众阶层，书籍的阅读与享有群体才真正发生转变，而大众文化的受众需求反过来又推动了书籍内容的调整，促发了市民文学的兴起。总之，文本载体的每一次革新，都不仅仅是物理形态的变化，更是一次文学生态的重构。它不仅改变了文学作品的呈现形态与传播方式，也在一定程度上重塑着文学创作的范式，新的作品形态每每可以借助于此突破既有的文学叙事框架及编纂体例，展现出更为多元的文学表达，读者的群体构成和阅读习惯也往往以载体革新为契机重新调整、分化。

注释：

[1][2]李匡文：《非五臣》，李匡文撰，吴企明点校：《资暇集》卷上，中华书局，2012年，第168页。

[3]分见萧子显：《南齐书》卷四一《张融传》，中华书局，1972年，第730页；姚思廉：《梁书》卷三三《王筠传》，中华书局，1973年，第487页。

[4]萧绎：《著书篇》，萧绎撰，许逸民校笺：《金楼子校笺》卷五，中华书局，2011年，第1029页。

[5]高二适批校：《高二适批校》卷二三，凤凰出版社，2011年，第409页。

[6]吴融：《序》，贯休撰，陆永峰校注：《禅月集校注》，巴蜀书社，2012年，第4页。

[7]参见查屏球主编：《抄本、印本与小集、大集：抄印转换与文学演变工作坊论集》，复旦大学出版社，2021年。

[8]范成大《石经始末记》引晁公武语，见范成大：《石经始末记》，杨慎编，刘琳、王晓波点校：《全蜀艺文志》卷三六，线装书局，2003年，第1002页。

[9]苏轼：《李氏山房藏书记》，苏轼撰，孔凡礼点校：《苏轼文集》卷一一，中华书局，1986年，第359页。

[10]以上子、集二部刊刻情况见《宋会要辑稿·崇儒四》，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第2816—2821页。

[11]《宋会要辑稿·职官二八》，第3751页。

[12]至道三年（997）十二月诏“国子监经书，外州不得私造印板”，大中祥符五年（1012）九月十五日诏“国学见印经书，降付诸路出卖，计纲读领，所有价钱，于军资库送纳”，分见《宋会要辑稿·职官二八》第3749、3750页。

[13]王明清：《士大夫家藏书多失于雠校》，王明清撰，燕永成整理：《挥麈前录》卷一，《全宋笔记》第六编第1册，大象出版社，2019年，第18页。

[14]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一五一，中华书局，1988年，第2432页。

[15]陈骙：《南宋馆阁录•续录》卷三，中华书局，1998年，第174页。

[16]参宿白：《唐宋时期的雕版印刷》，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20年，第64—68页。

[17]陆游：《渭南文集校注》卷二六，钱仲联、马亚中主编：《陆游全集校注》，浙江古籍出版社，2015年，第162页。

[18]王国维：《五代两宋监本考》卷上《五代监本》，谢维扬、房鑫亮主编，路新生、黄爱梅分卷主编：《王国维全集》第7卷，浙江教育出版社，2009年，第201页。

[19]此书有宋仁宗庆历四年（1044）杨忱序，避讳亦至仁宗朝，但书中刻工名却多出现于绍兴间浙刻本中，应为南宋初翻刻北宋本，参巩曰国：《杨忱本刊刻年代考辨》，《图书馆杂志》2003年第3期。

[20]刘明：《北宋刊之写本特征广义》，查屏球主编：《抄本、印本与小集、大集：抄印转换与文学演变工作坊论集》，第178页。

[21]荣新江：《敦煌学十八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341、342页。

[22]据林聪明统计，敦煌卷子一卷用纸数量多在10至25之间，未有一卷用纸超过50张者，见林聪明：《敦煌文书学》，新文丰出版股份有限公司，1991年，第98—103页。

[23]马端临引叶梦得语，见马端临：《文献通考》卷二三四《经籍考》，中华书局，2011年，第6407页。另浅见洋二认为唐宋时期在别集编纂史上具有转折意义，其中最为重要的转折特征即在于“作者对自己文集（别集）的编纂所表现出来的自觉性的普遍化”。见其《“焚弃”与“改定”——宋代别集的编纂或定本的制定》，收《文本的密码——社会语境中的宋代文学》第十一章，朱刚译，复旦大学出版社，2017年，第197页。

[24]陈寿：《三国志》卷三五《诸葛亮传》，中华书局，1982年，第930页。

[25]宋刻《新编方舆胜览》书后附福建转运使司录白：“近日书市有一等嗜利之徒，不能自出己见编辑，专一翻板”，见祝穆编：《新编方舆胜览》，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第601页。

[26]宇文所安：《唐代的手抄本遗产：以文学为例》，卞东波、许晓颖译，《古典文献研究》第15辑，2012年，第248页。

[27]永瑢等：《四库全书总目》卷一五一，中华书局，1965年，第1297页。

[28]万曼：《唐集叙录·韦苏州集》，河南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113—114页。万氏所论为常见情况，亦有少数例外如《李峤杂咏》等。

[29]永瑢等：《四库全书总目》卷一六〇，第1380页。

[30]参陈尚君：《唐诗的原题、改题和拟题》，陈尚君：《唐诗求是》，上海古籍出版社，2018年，第216—254页；陈尚君：《许浑乌丝栏诗真迹与传世许集宋元刊本关系比较分析》，查屏球主编：《抄本、印本与小集、大集：抄印转换与文学演变工作坊论集》，第348页；程章灿：《总集与文学史权力——以所采诗题为中心》，《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1期。

[31]参见李成晴：《李白集诗题、题下自注的写卷本原貌与义例》，《文学遗产》2021年第5期。

[32]表中各集所用版本如下：张说：《张说之文集》，国家图书馆藏（以下简称“国图”）明嘉靖伍氏龙池草堂刻本（书号11148）；权德舆：《权载之文集》，《宋蜀刻本唐人集丛刊》，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配台湾“国家图书馆”藏蜀刻残本（书号09679）；皮日休：《皮日休文薮》，国图藏明正德间袁表刻本（书号08423）。吕祖谦：《东莱吕太史文集》，国图藏宋嘉泰四年（1204）刻本（书号02508）；杨万里：《诚斋先生集》，《宋集珍本丛刊》影印宋淳熙、绍熙递刻本（《宋集珍本丛刊》第53册，线装书局，2004年）；陆游：《渭南文集》，国图藏宋嘉定十三年（1220）刻本（书号11552）；刘克庄：《后村居士集》，国图藏宋刻本（书号00884），其卷五不全，据国图另一同版印本（书号12370）；姚合：《姚少监诗集》，《四部丛刊》影印明钞本。其中，《张说之文集》以国家图书馆藏椒花吟舫抄本保存旧貌为多，未见，不过此本“各卷诗文次第与伍氏、朱氏二本无异”（傅增湘：《影宋本跋》，傅熹年整理：《藏园群书题记》，上海古籍出版社，2022年，第664页），故不影响数据，暂据以录入。另表中行数皆仅计卷内正文，序、目、补遗、刊印题识等及卷内阙叶数量不明者不计。

[33]《东莱吕太史文集》末卷比此前平均叶数多31叶，明显是例外情况，为避免影响统计结果，此处采取通行惯例去除极值。

[34]《杨万里集》包括《诚斋先生江湖集》《诚斋先生荆溪集》《诚斋先生西归集》《诚斋先生南海集》《诚斋先生江西道院集》《诚斋先生朝天续集》《诚斋先生退休集》。

[35]参于溯：《卷子装与中古书籍史》，《唐研究》2023年第28卷。

[36]“宋代以前，基本上只局限于对《楚辞》《文选》等一部分总集进行注释。而到了宋代，特别是南宋时期，情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对别集也开始加以注释”，参浅见洋二：《从校勘到生成论——有关宋代诗文集注释特别是苏黄诗注中真迹及石刻的利用》，《文本的密码——社会语境中的宋代文学》第十二章，陈文辉译，第228页。事实上，《史记》的二注合刻本（《集解》《索隐》）、三注合刻本，越刻八行本的经书注疏合刻等，均出现于南宋以后，也是刻本时代必将面临的趋势所在。

[37]陈骙：《南宋馆阁录》，第23、12-13页。

[38]张富祥：《宋代文献学研究》，第97页。

[39]详见查屏球:《纸简替代与汉魏晋初文学新变》，《中国社会科学》2005年第5期。

作者简介：杨森，南京大学文学院博士研究生。

本文发表于《浙江学刊》2025年第1期，此为作者Word版，引用请以该刊为准。本文转载自书目文献公众号。

来源：古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