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史何曾尽汗青：儒家史观的三大鄙陋之处

摘要：司马迁虽自称继《春秋》，但《史记》中将项羽入本纪、为游侠刺客列传，肯定张良、陈平、曹参等显要退修黄老，体现了他对个人英雄主义的推崇，对非正统的宽容，及对黄老“因循自然”的服膺。

儒家在写史时的三大鄙陋之处最需人警惕：

1.道德评判凌驾于史实之上。

2.政治的合法性优先于客观性。

3.人物形象的脸谱化。

本文试浅论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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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周代的史官传统

⑴先秦史官本属独立的职官系统。

《周礼·春官宗伯》载：“太史掌邦之六典。”（“六典”指治典、教典、礼典、政典、刑典、事典等六种典籍）

⑵“书法不隐”的独立职业精神。

《左传·宣公二年》载晋国史官董狐直书“赵盾弑其君”，孔子赞其“书法不隐”，即秉笔直书。

⑶彼时之史学属“王官之学”，由官方垄断，为王室服务，非私人著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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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汉代儒史合流

⑴司马迁先黄老而后六经。

司马迁虽自称继《春秋》，但《史记》中将项羽入本纪、为游侠刺客列传，肯定张良、陈平、曹参等显要退修黄老，体现了他对个人英雄主义的推崇，对非正统的宽容，及对黄老“因循自然”的服膺。

⑵班固确立“综儒学、正得失”的标准。

其在《汉书·司马迁传》中批评《史记》是“是非颇谬于圣人，论大道则先黄老而后六经”，并以儒家的伦理重构了历史评价体系，将“桀纣之恶”强化为道德的反面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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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唐代官修前史

⑴唐太宗开设史馆为前朝修史、宰相监修的定制。

唐代三教并重，修史还具有“以儒为本，兼采佛道”的特点，如《晋书》中有佛图澄的传记《艺术传》及道教的《葛洪传》等。

⑵韩愈提出“文以贯道”（《送陈秀才彤序》），宋代理学家改之为“文以载道”，史书成为儒家的道统载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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㈠道德评判大于历史事件的真实描绘

1.“春秋笔法”的伦理暴力

《春秋·隐公元年》记载“郑伯克段于鄢”，仅六个字却通过“克”字暗含对郑庄公“失教”的道德谴责。杜预注：“称郑伯，讥失教也。”这种以微言大义替代事件全貌的书写方式，开创了儒家“以道德审判代历史叙述”的先例。吕思勉先生称其为：“孔子修《春秋》，寓褒贬于文字，实开中国史家主观介入之端”（《中国通史》，1944）。

2.司马迁也不免俗

《史记·项羽本纪》中，司马迁虽客观地记载了项羽“分裂天下而封王侯”的历史功绩，却仍以“背关怀楚”（反对刘邦称王，放弃关中回到楚地）、“自矜功伐”等儒家话语对其进行道德矮化。钱穆先生对此批评道："史迁欲为项羽立传，终不免以成败论英雄，此儒家正统史观之桎梏也"（《国史大纲》，19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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㈡政治合法性的选择性记忆

1.“为尊者讳”的制度化书写

《春秋·僖公二十八年》刻意隐去晋文公召周襄王至践土的历史细节，《公羊传》直言：“曷为不言‘天王狩于河阳’？讳以‘臣召君’也”。这种为维护君臣纲常而篡改史实的做法，被顾颉刚斥为“层累构造的历史神话”（《古史辨第一册自序》，1926）。

2.唐太宗干预史书编纂的典型案例

据《贞观政要·文史》记载，唐太宗多次要求观览《起居注》，最终迫使房玄龄删改玄武门之变的记录。这种“帝王修史”的现象印证了余英时的论断：“儒家史学本质是权力话语体系，其‘直笔’传统始终在与政治权威博弈”（《朱熹的历史世界》，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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㈢人物的脸谱化对冲了历史的丰富性

1.曹操形象的系统性污名化

陈寿在《三国志》中尚称曹操为“运筹演谋，鞭挞宇内”，至朱熹的《通鉴纲目》则采用“刘备绍汉统”的笔法，通过“帝蜀寇魏”的叙述重构正统观，曹操的形象遂被系统性地污名（参见刘子健的《宋代的正统论与曹操评价》，1988）。这种演变过程揭示了儒家“忠奸二元论”对历史人物的暴力切割。田余庆指出：“曹操形象的妖魔化，实为宋明理学强化正统观的副产品”（《秦汉魏晋史探微》，1993）。

2.对女性的性别遮蔽

班昭在编纂《续列女传》时，依然严格遵循刘向“列女存乎鉴戒”（《汉书·叙传》）的儒家标准。明末清初著名女书法家蔡玉卿的书法成就仅载于《漳州府志》，称其“仿黄道周书，人莫能辨”。杜维明对此反思道：“儒家史学将女性简化为道德符号，导致半数人类经验被排除在历史叙事之外”（《儒家思想新论》，1996）。

3.其他还有“曲笔”维护汉家正统、遮蔽科技文明等

《魏书》称拓跋氏为黄帝后裔，《晋书》将刘渊匈奴政权写作“汉赵”，实际上是体现了韩愈“夷狄入华夏则华夏之”（《原道》）的汉家正统观念。《天工开物》在清代失传，因其“于功名进取无关”（宋应星语）。毕昇的活字印刷术仅在《梦溪笔谈》中有详载，《宋史·方技传》则仅列其名。这反映了儒家“重道轻器”的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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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启超在《新史学》（1902）中痛斥旧史“知有朝廷而不知有国家，知有个人而不知有群体”，主张建立“叙述人群进化之现象而求得公理公例”的科学史学。

2.“年鉴学派”的跨文化呼应

20世纪欧洲最重要的史学流派之一“年鉴学派”的第二代代表人物费尔南·布罗代尔针对儒家史观指出：“将历史简化为帝王将相的家谱，如同仅通过浪花来认知海洋”（《论历史》，1969）。这与李开元“走出司马迁陷阱（如‘一家之言’史料的单一性，纪传体对制度、经济、社会结构等宏观层面的忽视等）”（《秦崩》，2007）的呼吁形成了跨时空对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