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但问题是，伴随着商业利益与法律边界的争议，很多职业打假行为变味了。

这是一个职业打假人尤其活跃的时代。

尤其是在自媒体平台上，各种各样的打假人东奔西走，乐此不疲。

职业打假，本质上是消费者权益保护的延伸，这是好事情。

但问题是，伴随着商业利益与法律边界的争议，很多职业打假行为变味了。

他们的存在价值，感觉有点奇怪。

对消费者和市场环境既有积极贡献，但也存在滥用权利、扰乱秩序的风险。

公益性与社会监督作用，是打假人的初衷。

近年来，部分职业打假人，以揭露假冒伪劣产品、维护市场公平为目标。

例如，王海认为打假是“倒逼商家提升质量标准”的手段，通过法律手段推动行业规范。

类似“栋老板”专打假羽绒服的行为，曝光填充物造假问题，直接促使商家整改或下架问题商品。

这类行动客观上帮助消费者识别风险，提升市场透明度。

但是，逐利驱动的商业模式，逐渐成为了职业打假人的重要原因。

不得不说，许多打假人通过索赔或流量变现获利。

例如，短视频平台上的打假博主，通过曝光商家问题吸引粉丝，进而带货或收徒教学，形成“举报-流量-变现”的链条。

更有甚者，利用虚假检测报告或恶意举报，比如“超范围经营凉菜”，肆意的敲诈商家，甚至形成灰色产业链。

比如，“打假教学群”的兴起。

这类行为被质疑为“假打真赚”，偏离公益初衷。

积极贡献方面，他们的确能够揭露一些隐蔽的问题。

比如，B太通过短视频曝光海鲜市场缺斤少两、熟食店偷工减料等乱象，推动监管部门介入整顿。

在倒逼行业规范，也存在一定的意义。

职业打假人对直播带货的监督，促使平台和商家更重视产品质量。

例如，辛巴“糖水燕窝”事件后，直播行业加强选品审核。

另外，这也能进行法律普及。

他们通过短视频案例，生动地普及消费者权益保护法，鼓励普通消费者维权。

然而，负面影响也日益显现。

首先就是滥用投诉资源，部分打假人批量投诉小微商家，比如标签瑕疵、文字游戏等多种玩法，占用行政和司法资源，导致“小错大赔”的畸形现象。

这些刻意行为，也会损害商家权益。

比如，通过自媒体炒作、捏造事实或夸大问题，如良品铺子配料表争议，利用舆情打击企业商誉，破坏营商环境。

这其实也在误导消费者的认知。

一些职业打假人片面追求流量而选择性曝光，这也可能引发不必要的恐慌。

比如，“百雀羚禁用原料”事件中的不实信息。

对于职业打假人，法律态度也在逐渐转变。

早期的法律普遍存在支持的态度。

早期法律鼓励知假买假，如2014年最高法明确支持食品药品领域的惩罚性赔偿。

2017年后，司法逐步收紧对牟利性打假的认可，强调“合理生活消费需要”范围，打击恶意索赔。

所以，核心争议点就逐渐显现出来。

首先就是身份认定。

职业打假人是否属于“消费者”？

法院判决常因个案而异，如“毛妈妈”事件中支持打假人索赔，但部分案例因“非消费目的”驳回诉求。

其次，是赔偿的合理性。

核心的争议是，十倍赔偿是否过度？

小商家可能因标签瑕疵面临破产，而大企业则更易承担风险，导致执法不公。

短视频平台时代，为职业打假人提供了低成本曝光渠道，但也加剧了问题的复杂性。

流量驱动的极端化，让打假变得越来越不纯粹。

为吸引关注，部分博主刻意制造冲突。

比如“咆哮式打假”，某些博主甚至虚构打假情节，按照剧本来创作，牺牲了打假的真实性。

而且，监管难度越来越大，各种打假诉求层出不穷，增加了市场监管部门的工作量。

另外，跨地域打假活动，如直播代发分离导致责任主体难以追溯，平台对恶意举报的识别和处理滞后。

明确职业打假人的行为边界，尤其关键。

必须要通过法律途径，区分合法索赔与敲诈勒索。

比如，最高法2024年司法解释中，就强调了打假行为要有“合理消费需要”。

其次，要建立投诉审查机制，减少恶意举报对小微商家的冲击。

另外，电商、自媒体平台的责任也要强化。

短视频平台需加强内容审核，打击虚假举报和造谣行为，同时保护正当监督。

不过，总体上来说，还是要鼓励公益导向的打假行动，如联合消费者协会或媒体进行系统性监督，避免个体逐利导致的乱象。

职业打假人是市场监督的“双刃剑”。

在短视频时代，其行动既可能净化市场环境，也可能异化为牟利工具。

关键在于通过法律细化、平台协作和社会监督，引导其回归“维护消费者权益”的初衷，而非沦为流量与利益的附庸。

对消费者而言，需理性看待打假内容，既肯定其揭露问题的价值，也警惕被不实信息误导。

来源：兔丁丁排行榜